原文摘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催生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转型学”或转型范式，即任何独裁或威权国家的变化都是朝着自由民主方向的直线前进。但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很多国家的转型并不是朝向美国人所期许的自由民主方向，而是进入了“灰色地带”，转型学的很多假设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已经是放弃转型学的时候了，以便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有效。
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全球)七大不同地区内的动向汇聚在一起，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1)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南部右翼独裁政权垮台；(2)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整个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被民选文官政府替代；(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部分东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独裁统治衰落；(4)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5)1991年苏联的解体与15个后苏联共和国建立；(6)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一党制政体的数量有所减少；(7)20世纪90年代，一些中东国家出现一股微弱但可识别的自由化趋势。
这些不同动向的起因、形成和速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至少在每个地区的几个国家中，发生着从独裁统治到更自由和更民主治理的联动。虽然这些动向不尽相同，但它们相互影响着，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建立在另一个之上。因此，特别是在西方，这些动向被许多观察员看作一个更大的、整体化全球民主趋势的一部分。多亏塞缪尔·亨廷顿，这个趋势被广泛地称为第三波民主。①
美国政府及范围更大的美国外交政策界，积极地抓住了这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变迁潮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统罗纳德·里根、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其他美国高层官员就经常提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大批活跃的政府组织、半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外民主的形成。这个全新的“民主促进团体”迫切需要一个分析框架来概念化和回应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美国民主团体在面对第三波初期的时候，即南欧、拉丁美洲及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菲律宾)的民主化，就立即接受了民主转型的分析模型。他们主要是从自己对正在发生的民主转型模式的解读中推导出这个模型的，但在部分程度上也是源于“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新型学术领域的一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和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的开创性著作。②
随着第三波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传播到东欧、苏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其他地域，民主倡导者将这个模型延伸为理解民主化的通用范式。它在美国政治圈中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一种谈论、思考和设计全球政治变革进程干预的方式。即使那些政治变革的模式有很多变化、对民主转型过程和性质的不同学术观点日益增长，但它依旧保持稳定不变。③
转型范式在某些重大时刻和发生令人震惊的世界政治动荡的时候有所作用，但是现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模型已不再与其相符。被美国国会和援助人员们坚持称为是转型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向民主转型，那些所谓正在展开民主转型的国家，许多都没有沿着模型前进。坚持使用已经失去生命的范式，只会拖延民主援助领域的前进、让政策制定者误入歧途。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转型范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应该寻找一个更好的透镜了。
核心假设
转型范式由五个核心假设界定着。第一个假设是其他四个的总纲，即任何一个摆脱独裁统治的国家都被认为是在向民主过渡。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当时很多地区政治变革加快，许多政策制定者和援助人员就条件反射式地将那些原本是专制国家但正在尝试一些政治自由化的国家，贴上了“转型国家”的标签。“转型国家”的数量急剧增长，将近100个国家(大约20个在拉丁美洲、25个在东欧和苏联、20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0个在亚洲以及5个在中东)被扔进了转型范式的“概念锅”中。一旦被贴上了标签，根据它们政治运动的方向是朝向还是远离民主，它们的政治生活就被自动分析了，引用一个非常惊人的例子，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这个饱受冲突蹂躏、正经历冗长且往往是不透明、几乎没有民主进程政治变革的国家，描述为“转向民主、自由市场的社会”④。
第二个假设是，民主化倾向于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首先是一个开端，一时的民主发酵和政治自由化出现在独裁统治政权出现裂缝的地方，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出现最为明显的断层。接着是突破，政权垮台并迅速崛起一个全新的民主体制，与之相伴的是通过全国选举而获得权力的新政府以及通过颁布新宪法来确立的民主制度结构。转型期过后则是政权的巩固期。它是一个缓慢但是意义重大的过程，在这期间，通过国家制度改革、选举常规化、市民社会的增强以及大众对新民主政权的适应，民主由宏观的框架转变为具体的实质。⑤
民主人士承认，转型国家不都必然沿假定路径——从开端、突破到巩固——稳步前进。他们说，转型国家除了沿着理想路径前进外也能够而且确实会倒退、停滞。但即使是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偏离预期的路径这种说法，仍是局限于路径本身而言的。所有选择都是根据国家在路径上的速度与方向决定的，而没有考虑完全不沿着假定路径的运动。此外至少在第三波的巅峰年度里，许多民主迷们无疑地相信着：虽然几十个新的转型是否成功还没有确定，但是民主化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旦最初的“突破”发生后，它很可能会蓬勃发展。不管(转型论)追随者们如何否认，都有不少民主目的论暗含在转型范式中。⑥
与民主化的核心过程观念有关的是第三个假设，即相信选举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民主倡导者们没有犯“相信选举等同于民主”这一批评者们经常指出的错。多年来，他们提倡和追求更大范围的援助计划，而不仅仅是关注选举。但是，他们往往对定期的、真正的选举(制度的确立)将推进民主化，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坚信，选举不但会为后独裁政府提供民主的合法性，而且选举会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和(政府)对其公民所承担的国家民主责任。换句话说，当(一国)尝试向民主转型时，选举不仅是一块基石，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成为开启进一步民主改革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第四个假设是构成转型国家基础条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传统或其他结构性特性，在民主转型的开始或结果中都不是主要因素。第三波早期的一个显著特征表明，无论在蒙古、阿尔巴尼亚还是毛里塔尼亚，民主似乎总在最不可能和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这一切似乎说明，对于民主化来说必要的，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作出走向民主的决定和那些精英击退反民主势力的相反行动的能力。
第三波的活力和广阔的范围埋葬了陈旧的、决定性的和不利于民主的“文化假设”，如只有拥有像美国一样的中产阶级或继承了新教个人主义的国家才能走向民主。这个新的观点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援助人员而言，突破了长期的冷战思维，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而这一心态与美国支持反共独裁者的世界政策相吻合。转型学的一些早期作品也反映出了民主化“无先决条件”的观点，学术文献中的这一转变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民主转型的动态模型》。⑦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政策界，这个全新的“无先决条件”的观点是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乐观的甚至是解放性的观点，它被当成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被轻而易举地翻译为各种语言，跨越不同的国界，当人们一提及民主，“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转型范式所依赖的第五个假设是，构成第三波的民主化转型建立在一个团结一致、运转正常的国家之中。民主化过程假定包含了国家制度的一些重新设计，如建立新的选举制度、议会改革和司法改革，但是都被当作对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的改良。⑧民主援助人员一旦接受了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化框架，就不会去重视一个从零开始建立国家或者国家运转基本失灵的社会在尝试民主化时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南欧或拉丁美洲而言，这似乎并不是问题，这两个地区都是作为形成转型范式的经验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推动者确实考虑过把国家建设作为转型过程一部分的可能性，他们假设建立民主与建设国家是相辅相成的或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进入灰色地带
让我们从范式的基本假设转换到(现实)经验的记载。有时，想评估第三波进展程度的努力未果，因为这还为时过早。民主人士声称，民主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为过去20年才开始民主转型的几十个国家做出评论也为时过早。虽然可以确定的是，“转型国家”的当前政治情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来表明转型范式是如何陷入停滞的。
近些年，被看作“转型的”100个国家里，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国家——可能少于20个——正明显走向成功的、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或者至少已经取得一些民主进步和仍然拥有(进行)民主化的积极动力。⑨这些国家中的领军者主要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尽管也有一些位于南美和东亚，尤其在智利、乌拉圭和中国台湾。那些进步虽不多，但似乎仍在前进的国家有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墨西哥、巴西、加纳、菲律宾和韩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第三波的国家都还没实现相对运转良好的民主，或也似乎不再深化或前进了，无论它们已经取得多少民主进步。在少数一些国家，最初的政治开端已经明显失败，独裁政体得到重新巩固，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和多哥。大部分“转型国家”，既没有走向独裁也没有明显走向民主。它们都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灰色地带。⑩它们都有一些民主政治生活的特征，包括为反对党留下最低限度的政治空间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也有定期的选举和民主宪法。但是，它们也承受着严重的民主赤字，通常包括公民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代表、除了投票以外政治参与低、政府官员频繁滥用法律、合法性不确定的选举、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低和国家机构表现持续欠佳。
随着那些陷于彻底独裁统治与完善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国家增多，政治分析家们提出了一系列“达标民主”(qualified democracy)术语来描述它们，其中包括半民主(semi-democracy)，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表面民主(facade democracy)，假民主(pseudo-democracy)，弱民主(weak democracy)，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和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11)有一些术语，如“表面民主”和“假民主”只适用于灰色地带中相当特定的国家。其他的术语，如“弱民主”和“部分民主”则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尽管这些术语可以派上用场，特别当根植于深入分析如奥唐奈尔关于“委任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作品，但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分析家们把灰色地带的国家描述为一种民主类型，而他们事实上是在把转型范式用在那些政治演进会使范式产生问题的国家上。(12)大部分“达标民主”术语被用来描述那些正卡在假设的民主进程中的国家，通常是在巩固阶段的初期阶段。
在灰色地带的政治模式有着巨大的多样性差异，会有许多的子类型或子范畴被设想出来，所以，要想评估灰色地带政治的本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有两个广泛的政治综合征在灰色地带里十分常见，它们不是严格地用来描述政治体制类型，而是一种政治模式，它们已变得很常见，甚至有点根深蒂固了。虽然这两个症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
第一个症状是无效多元主义(feckless pluralism)。政治生活被标记为无效多元主义的国家，
往往有大量政治自由、定期选举和在真正的不同的政治集团间实现政权更替。虽然有着这些优点，但是，其民主依然是肤浅的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在选举时的政治参与度很大，但是除了投票外，其余的参与很少。来自所有主要政党或集团的政治精英们都普遍被认为是腐败的、自利的和没有作用的。权力的交替也似乎只是把国家问题来来回回地从倒霉的一方推到另一方。公众对政治严重不满，虽然他们可能仍坚持民主理想的信念，但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极度不满意。总体上，政治被广泛认为是国家、腐败、精英主导的领域，只给国民带来很少的益处，命令也相应地得不到尊重。国家持续软弱，构思出的经济政策往往十分拙劣且执行得很糟糕，经济表现也很差，甚至是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同样很差劲，历届政府都无法在从犯罪和腐败到卫生、教育和公共福利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大问题上取得进展。
无效多元主义在拉丁美洲最常见，在那儿，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它们的民主转型阶段，伴随它们的是早已存在的不同政党以及表现持续欠佳的国家机构的深厚遗产。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拿马、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都属于其中，也包括十年前还没选出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也挣扎在(无效多元主义)边缘。在后共产主义世界，摩尔多瓦、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乌克兰也有些许综合征的显著迹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在(无效多元主义)边缘摇摇欲坠。尼泊尔是亚洲的一个典型例子，孟加拉国、蒙古和泰国可能也符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少数几个国家，比如马达加斯加、几内亚比绍和塞拉利昂可能属于无效多元主义，即使在这些地区权力交替还很少见。
无效多元主义有许多的变体，在某些情况下，交替权力的两个政党之间充斥着尖酸刻薄的批评，它们还要把时间花在权力之外来阻止对方取得任何东西，就像在孟加拉国一样，在其他情况下，主要的竞争集团最终相互勾结，无论正式或非正式，都使得权力更替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作用，就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尼加拉瓜一样。在那些患有无效多元化的国家里，政治竞争发生在那些根基深厚的政党之间，它们基本上像庇护网络(patronage networks)一样运作，几乎没有变革发生，就像在阿根廷和尼泊尔一般。其他像在危地马拉和乌克兰，权力的更迭发生在一些不断变更的政治集团中，即被克里斯玛型人物带领的短命政党或为寻求政治身份的临时性联盟。这些不同的案例都有一个相同点，它似乎是无效多元主义的根源——所有政治精英阶级，尽管存在多元竞争，却与公民切断(交流)，最终使得政治生活成为一个空洞、徒劳的活动。
权力支配型政治
在灰色地带中，另一个最常见的政治综合征是权力支配型政治。有这个综合征的国家拥有着有限的但却真实(存在)的政治空间、敌对集团之间的政治争论以及至少大部分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形式。但是，(只)有一个政治组织——无论是一个运动团体、政党、大家族或单个领导人——支配着体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似乎有权力交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像那些被无效多元主义所困扰的国家，对于权力支配型政治国家来说，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国家与执政党(或执政势力)之间的界限模糊。国家主要的资产——也就是说，国家作为金钱、工作、公共信息(通过国家媒体)的来源——正逐渐直接服务于执政党。而在无效多元化的司法机构通常有一定独立性，但其在权力支配型国家里却是典型的弱小，从中可以瞥见权力支配型政权的冰山一角。虽然在无效多元化国家的选举通常相当自由和公平，但在权力支配型国家，选举的典型模式虽不是完全的欺骗性选举，但是却是可疑的，统治集团尝试上演一场足够优秀的选举秀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却悄悄地操控选举来确保获得胜利。
像在无效多元化体制中一样，权力支配型体制中公民往往对政治不满并且切断除投票外的政治参与。由于没有权力更替，在无效多元化体制中，他们难以表现出“诅咒你全家”这样的(a pox on all your houses)政治观点。但是，那些确实存在的反对党，由于其常年处于权力大厅的局外人的状态，通常难以得到公信力。有效反抗现在政权所需的无论是能量还是希望，都通常依赖市民社会组织、一个倡议型非政府组织的松散集体和独立媒体(通常由西方资助者建立)来与政府就人权、环境、腐败和其他公共利益问题进行争论。
权力支配型国家往往像无效多元化国家一样弱小和表现欠佳，虽然它的问题通常是在事实上由一党统治下的停滞环境造就的官僚腐败，而不是无效多元化下典型的无组织的、国家管理的本质性不稳定(比如不断更换部长)。由于在这些体制下存在一些政治开放，所以统治者经常能感受到对腐败和其他国家权力滥用的公众压力。他们甚至会周期性的表明根除腐败和强化法治的意图。但是，他们由来已久对任何事都不够容忍，不只是对于有限的反对和他们所统辖的基本政治结构，所以形成了他们向公众保证解决的但实则难以解决的问题。
权力支配型体制盛行于三个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受称赞的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了整个地区，最终以产生许多权力支配型体制而告终。在某些情况下，一党制国家(实行)自由化，但最终却只允许非常有限的政治开放而告终，如喀麦隆、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坦桑尼亚、加蓬、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在少数情况下，旧政权被打败或倒塌，但是新政权以一党支配型结构而告终如20世纪90年代的赞比亚，或先前被撂在一旁的军队重掌权力如刚果(布拉柴维尔)。
在苏联，权力支配型体制也同样可见。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属于这一范畴。其他中亚共和国和白俄罗斯最好理解为完全是独裁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东出现的自由化趋势间歇性地呈现，并从那时开始，已经把一些国家从独裁主义阵营中带向权力支配型的范畴。这些国家包括摩洛哥、约旦、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和也门。权力支配型体制在这三大区域外很少见。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算是两例。在拉丁美洲，巴拉圭可以算为一例，委内瑞拉可能将变为第二例。
权力支配型体制在自由度和他们的政治方向上千差万别。一些只拥有非常有限的政治空间并近乎于独裁，而其他的则允许有更多自由，尽管仍然有所限制。一些“转型国家”，包括最为重要的实例：南非和俄罗斯都正好患有这一综合征。它们有相当多的政治自由并举行了有合法性的竞争性选举(虽然关于俄罗斯，这个问题还存在激烈的争论)。然而，它们仍被一股似乎将长期掌权的政治势力所统治(如果把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转变，更看作政治上的转让而不是权力的交替)，在未来几年里，也很难想象任何现存的反对党将会上台。如果它们保持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权力的公开竞争，它们将会加入“一党体制下长期的民主统治”这一类别，如意大利、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和博兹瓦纳。但是，由于它们全新的民主体制很脆弱，所以它们面临着滑向权力支配型综合征的危险。
政治综合征，无效多元主义和权力支配型政治，这两者都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旦患上了它们，一国将很难将其摆脱。无效多元主义会达到它自身的功能失调性平衡——权力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间来来回回，这些精英与公民相隔离，却想在广泛接受的规则下执政。权力支配型政治也经常达到一种停滞——统治集团能让政治反对派退到一边而无力回击，同时允许足够的政治开放来缓解来自公众的压力。他们这种政治结构(布局)绝不是永久的，没有一种政治结构(布局)是永恒的。国家能够而且确实会摆脱它们——或者从一个症状变为另一个，或者摆脱两者变为自由主义民主或独裁统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乌克兰似乎陷入权力支配型政治但可能又更像是转换成了无效多元主义(政治)。塞内加尔先前是一个权力支配型政治的典型案例，但是随着反对派在2000年的胜利，它似乎变为自由主义民主或者无效多元主义。
虽然许多在灰色地带中的国家最终都转为无效多元主义或者权力支配型政治，但并非全部是这样。有一小部分“转型国家”在几年前才抛弃独裁统治，它们的政治轨迹还不清晰。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这种类型的四个典型例子。一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政治开放的国家，被内战蹂躏以至于它们的政治体制十分不稳定或连贯，很难确定(轨迹)，尽管它们绝对没有走上民主化道路。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是这种情形的代表。
假设的崩溃
综合来看，如果我们根据上述的分析，重新审视一下范式的主要假设，就会明显发现转型范式被第三波国家的政治轨迹严重地质疑了。
第一，在第三波的“高峰年”期间，民主倡导者们几乎无意识而自动产生的假设通常是不准确和具有误导性的，即任何摆脱独裁政体的政治转型都是“在向民主转型”。其中有些国家，几乎根本没有民主化。许多国家尝试了少许民主化特色(改革)，但是很少表现出会继续民主化的迹象，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没有遵循任何可预料的民主化脚本。迄今为止，“转型国家”中最常见的政治模式(即无效多元主义和权力支配型政治)虽包括民主的元素，但应理解为是替代方向，而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中转站。美国官方的民主促进人士坚持使用转型语言，在超现实的情况下来描述那些根本与民主化范式不搭边的国家——不仅包括上文援引过的刚果，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比如摩尔多瓦(“摩尔多瓦的民主转型仍旧稳步向前”)、赞比亚(“赞比亚正在……稳定地走向……创造一个可实行的多党制民主”)、柬埔寨(“柬埔寨的政策成功地使其走向民主，并且过去18个月里治理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几内亚(“几内亚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3)持续使用转型范式会形成一个危险的习惯，即尝试在一个相当复杂的经验画面上强加一个过分简化和常常是错误的概念秩序。
第二，不但这个通用标签和“转型国家”的概念没有任何益处，而且一系列假设的民主化阶段都与经验的记录相违背。近些年里，一些最令人鼓舞的民主化实例(如中国台湾、韩国和墨西哥)都没有经历民主突破的范式过程，并且紧跟着出现全国大选和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框架。它们的政治演变是由一个几乎相反的现象所阐释——它的自由化过程增长地极其缓慢，是由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不是政权里的温和派)通过连续的选举并最终获胜来推动变革的。有许多国家，它们确实经历过某些似乎是“民主突破”的版本，但是，假设的变革过程(首先是确立本质问题，然后是经历第二次改革)并没有出现。在不可预知的时间里，本质问题再次出现，颠覆了本应出现的转型后续阶段，就像近期在厄瓜多尔、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的政治危机。
此外，巩固过程中各种假设的成分(政党发展、强化市民社会、司法改革和媒体发展)，几乎从不符合民主倡导者们所建立的关于指标框架和战略目标的理性次序的技术理想，取而代之的是变革的混乱，除了前进之外，还有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倒退和走上偏路。
第三，转型范式的即实现定期的、真正的选举不仅会给予新政府民主的合法性，而且能持续深化政治参与和民主问责制，通常出现得非常突然。许多“转型国家”，举行了合理正规的、真正的选举，但是除了投票外的政治参与仍旧很肤浅，同时政府问责制也很薄弱。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原来是根植于结构性条件中的，如对财富的专注或某些政治文化传统，光靠选举本身是不能克服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灰色地带国家里的选举竞争，多少会对改革和政党发展产生一些小小的刺激。像高度人格化的政党、短命的和漂泊不定(shifting)的政党或停滞的以庇护为基础的政治(stagnant patronage-based politics)这样的深刻病症，似乎会与至少有一点政治多元化和合法的竞争过程共存一段时间。
这些令人失望的现象当然并不意味着选举在这些国家是没有意义的，或国际社会不应该继续推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但是应当大量减少“选举会成为深化民主改革的钥匙”的这一期望。尼泊尔是一个在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例子。自1990年以来，尼泊尔举行了多次多党选举并且经历了频繁的权力交替，
然而，尼泊尔公众对政治体制仍高度不满，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问责。
第四，自从“民主的先决条件”在令人兴奋的第三波早期被满腔热情地废除，一个相反的现实，即各种结构条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政治结果的事实，使得“民主的先决条件”死灰复燃。看一下近期较成功的民主化实例，如在中欧、科恩南部(观察者网注：Southern Cone，指拉丁美洲南部地区，包括阿根廷、智利、巴拉圭、乌拉圭、巴西南部及圣保罗地区)或在东亚发现的，清晰地表明相对经济财富和过去政治多元化的经验都有助于(提高)民主成功的机会。再与以下地区相比较，无论是前共产主义世界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清晰表明，从前政权遗留下的特定制度遗产深深影响着正在尝试中的转型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通过分析经济财富、制度遗产、社会阶级和其他结构性因素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开始挑战“无先决条件”路线。(14)但是，对于民主促进团体来说，很难开始着手这一工作。民主倡导者极其固执地把重点放在政治进程和制度上。他们担心尝试融合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观点会导致稀释或减少民主援助。同样，建立一个拥有排他的政治观点的组织，对于民主促进团体们来说会很难容纳其他的专业知识或方法。
第五，国家建设与原先在转型范式中所设想的相比，成为一个更大、更棘手的问题。与民主援助工作者早期的假设相反，许多第三波国家面临着根本的国家建设挑战。大约20个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不得不建立先前不存在的民族国家制度。纵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浪潮碰上了极度弱小国家的严峻现实。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地区，政治变革在稳定的国家结构中得以实现，但是那些国家不稳定的表现使得每一步都变得很复杂。
凡国家建设是从零开始的，那么当权者的核心冲动和利益，比如尽可能快地锁定权力与资源，会直接走向民主建设所要求的反面。在一个现存极端弱小的国家里，捐助者资助的民主建设努力通常会忽略国家建设问题。他们通过加强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鼓励权力下放和建设市民社会，并频繁强调分散权力和削弱行政机关的相对权力，比起国家建设更关注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民主倡导者们直接面向治理的计划都倾向于在次要的技术层面努力，如训练部长级官员或辅助内阁，而不是在主要的改善国家能力方面努力。
放弃转型范式
民主促进团体是时候该放弃转型范式了。通过分析那些过去一直被民主人士贴上“转型国家”标签的国家的经验记录，我们发现它们不再适用以下假设：
·摆脱独裁统治的国家倾向于遵循民主化三步走的进程——开始、突破和巩固；
·定期且真实的选举(制)的建立将不仅给新政府民主合法性而且能长期深化民主参与和问责制；
·国家能够成功地民主化主要依靠它的政治精英们的政治意图和行动，而不是来自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条件和遗产的重要影响；
·国家建设次于民主建设的挑战，并且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兼容的。
放弃这个转型范式是困难的，既是由于它的概念序列，也是由于它能提供希望愿景。放弃它会造成民主化的重要间断，但并不意味着整个的失去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很多国家发生了重要的民主改革；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国家注定不能实现功能完善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转型国家”的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无用且不值得支持的；这不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际行动者应该放弃促进世界各地民主的努力(如果有的话，就是它暗示了民主化是那么的困难，还需要再加倍推进民主化的努力)。
然而，这意味着民主倡导者们应该用非常不同的假设来处理他们的工作。他们应该以某个假设作为开始，即现在经常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危险的、处于绝对独裁和完美民主之间的中间情况恰恰是当今后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世界最普遍的政治环境。这并非一个需要额外定义的类别，仅仅因为它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不管怎样，它是许多社会的常态。西方政治分析家对于频繁出现在“转型国家”中短命的民主所表达出的持续惊讶与失望，应该被这些国家中可能出现的政治生活的现实期待所替代。
当援助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那些最近才摆脱独裁主义的国家政治时，不应该一开始就问：“它的民主化进程是如何进行的？”相反，他们应该问更开放的问题：“这里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坚持前一种提问方式会导致乐观的假设，这经常使分析陷入死胡同。举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西方政策制定者习惯性地把格鲁吉亚1991年后的政治改革看作民主转型，强调了很多正式成就，并对这个国家持有乐观态度。然而，在20世纪末，格鲁吉亚“民主化转型”的本质上的空洞变得难以再被忽视。现在，格鲁吉亚又被认为是一个有着政府失灵和社会政治危机的严重风险的国家。(15)
一整代民主援助都是基于转型范式的，尤其是对作为创造项目基础的制度“清单”的强调，以及近乎标准的援助计划文件的创建。这些计划包括许多全方位的努力，即司法改革、加强议会、援助市民社会、使媒体发挥作用、发展政党、公民教育和(制定)选举程序。大多数基于该范式的民主援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范式非常适合的地方——在一小部分实现明显成功转型的地方——本不需要这个援助，而在最需要民主援助的地方——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许多国家——该范式却并不适用。
民主倡导者需要关注那些他们所干预的国家的关键政治模式，而非根据理想的政治形态样式，尝试把每一件事都做一些。在无效多元主义统治的地方，这意味着把注意力集中到两个相联系的问题：如何提高社会中主要政治参与者的多样性和质量以及如何减小公民和正式的政治体制的距离。大量关注政党发展应是一个主要的解决方法。鼓励新人加入政党领域，改变规则以及那些塑造现有政党结构的激励机制，培养牢固的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的联系(而不是鼓励市民社会组织远离党派政治)。
在权力支配型体制中，民主倡导者应该致力于帮助鼓励多个权力中心的成长(的挑战)。仅仅在经济上帮助非官方组织是不够的，政党发展必须是第一项议程，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改变资助政党的方式的措施。它应该包括调查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权力支配型体制的标准特征)该如何减少以及抵制模糊执政党与国家界限的手段。
对于其他类型的灰色地带中的国家，民主倡导者需要运用其他方法。这些国家给出了同一个信息——基于含糊的假设(那些项目都有助于许多假设的巩固过程)而形成的民主项目大杂烩是不够好的。民主援助必须始于对特定的核心综合征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综合征界定了陷入问题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援助干预如何才能改变这些综合征。
放弃这个转型范式也意味着在旨在民主建设的援助项目和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项目之间认真地架起一座桥梁。USAID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一些工作，但是仅仅抓住了能够成为援助世界中不同领域的“巨大整合体”的表面。举个例子，私有化项目值得获得经济援助者和民主援助者的注意。这些项目对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执政力量如何巩固自身，以及公众如何参与重大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含义。民主倡导者需要对这些改革努力报以严肃的态度并且当计划此类项目时，学会让经济学家确信，这值得他们考虑。这对于那些倾向于成为经济援助者的焦点或者对于潜在社会政治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改革同样是正确的，包括退休金改革、劳动法改革、反垄断政策、银行改革和税制改革。民主促进者的责任是要发展民主工作(democracy work)更广泛的概念并且显示他们能在这个发展援助的世界(development-assistance World)的主要阶段作出贡献。
这些都只是临时的想法。许多其他“下一代”挑战有待得到识别。(本文)核心观点很简单：转型范式是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产物，即令人兴奋的第三波早期，同时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对于民主人士来说有必要采用一个新的框架、进行新的辩论，也许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变革范式——适合当今世界的范式，而不是一直保持着对早期时代挥之不去的期望。
托马斯·卡罗瑟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
笔者要感谢Jeffrey Krutz对于本文提供的研究帮助，以及Daniel Brumberg，Charles King，Michael McFaul，Marina Ottaway，Chris Sabatini and Michael Shifter对初稿提出意见。
注释：
①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②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Ruth Collier认为在关于民主化的学术著作中，一个类似的转型范式十分盛行。Transitions Literature，这本当下的著作被称作O"Donnell和Schmitter(1986)开创性论文的最佳代表，它建立的框架或明或暗地被大部分其他文献所使用。Ruth Berins Collier，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5.
④参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民主》(网址：www.usaid.gov/democracy/afr/congo.html)。此处和文章其他地方，我引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文献是因为这些来自实践者们对指导方针和政治评估的报告最容易获得，但是我相信，我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大部分来自美国或国外民主促进组织的文献。
⑤民主化概念被看作一个呈递增步骤的可预测连续过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managing for results”评估体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参见Handbook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Program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USAID, August 1998。
⑥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民主巩固概念有目的论性质，"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April 1996, p.34, p.51.对于O"Donnell这一“指控”的回应可见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ürgen Puhle, "O"Donnell"s ‘Illusions": A Rejoind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October 1996), pp. 151-159.
⑦见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Dankwart Rustow"s article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Comparative Model", Originally appeare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April 1970),pp. 337-363.
⑧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民主援助计划文件中，治理项目种类清单上没有基本国家建设的任务。见"Agency Objectives: Governance"(http://www.usaid.gov/democracy/gov.html)。
⑨对第三波国家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叙述，见Larry Diamond，"Is the Third Wave Over?"，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July 1996), pp. 20-37。
⑩Larry Diamond使用术语“暮光地带”(twilight zone)来指相当巨大但规模较小的一组国家——选举民主持续缺乏合法性和制度化。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
(11)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49(April 1997), pp. 430-451.
(12)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January 1994), pp. 55-69.
(13)这些引用均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网站中民主建设部分的国家描述(http://www.usaid.gov/democracy.html)。
(14)见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uth Collier, Paths Toward Democracy; Dietrich Ruesch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Adam Przeworks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Adam Przeworksi and Fernando Limongi,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Summer 1993), pp. 51-69。
(15)见Charles King, "Potemkin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64, Summer 2001, p.93, p.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