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仲舒处在先秦孔孟儒家发起的平民革命，向唯一执政党转换的关节点上。从此儒家成为“更为成熟的”儒家。董仲舒构筑了整套集权愚民思想。通过与统治者结成同盟，使儒家成为唯一执政党或者专业官僚层，也就是权力孳生物的学说。
近期大陆所谓新儒家颇为闹腾，似乎各有主张却都推崇董仲舒。某“2014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认为：“2014年……中国大陆政治儒学渐成气候，回到康有为成为一时焦点。康有为思想的启发性在于，古典时代的制度资源，有必要作为“政治准则方面的考量”加以援引。台湾学者李明辉则表示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作为港台师辈新儒家直接拥抱自由民主制度的调整方案，李明辉从儒家具有社群主义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与原来文化相调适的角度，继续主张儒学与自由主义联盟。相形之下，大陆新儒家似乎野心更大。在抽象地析出现代化问题之后，他们试图直接回归儒家政教传统而另起炉灶。公羊学而非自由主义，成为最值得借鉴的儒家制度理论之大宗”。
那么董仲舒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东西是些什么呢？由于董仲舒其人其说在民国以后被儒家本身唾弃。儒家之外的其他人自然也没有兴趣对其进行了解。结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被儒生们独享。研究孔孟荀儒家、唐宋以后的理学心学儒家等等，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人们的不感兴趣，将研究传统的权利交到了儒生们独享。这种做法非常错误。做为浸淫中国人2500年的历史意识形态，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因为人们的无视而自行消失。人类在反思错误之中发展，人性自大自美，没有反思就没有学习。而且拱手让出研究权利，导致儒生们能够自行美化、片面宣传。让丑恶假借虚名继续流传。儒家学术群体以裙带相荫为特点，皆为门生故旧。指望他们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也是不现实的。蒋庆在92年应运而生，从心性儒学转型为所谓公羊家，并非没有其根源。
回答董仲舒是谁这个问题，需要从华夏传统和孔子谈起。否则同样无法认清董仲舒这个人。认清了董仲舒，也就认清了蒋庆为首的所谓大陆新儒家。笔者《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上）》，讲述过先秦到董仲舒儒家的流变过程。此处做简单重述。
孔子被儒生指称出身于宋国贵族之后。实际上其父叔梁纥仅是一守门吏。而当时的守门人全部由因犯罪而残疾者担任。不管怎么说，孔子出生后生活在曲阜阙里。当时的下等人聚居区。孟子也差不多。在孟母三迁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孟子出生在丧葬业聚居区。其他早期儒生几乎全部出身低下。主要由商朝遗民构成。孔子等人适逢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之机。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人们不愿意再遵守周朝的严格等级制度，不再愿意遵从周朝的严格的国民等级制度。这是两个层面的等级制度，都与氏族裙带有关（世袭）。前者指贵族层内部的严格等级，后者指氏族、民族之间的严格等级。孔子等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为统治者服务。同时他们需要改变华夏的学术传统，打击当时的贵族层。暴力革命在鲁国刚建国之时已经尝试过了，遭到了失败。可能更进一步降低了商朝遗民的地位。孔子们采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文化革命。体制方面则通过尊君集权，更好地为君王服务，去打击贵族层、取代贵族层。孔子隳三都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制转向集权的开端。孔子们创造的学说，特别是儒家孝道和移孝为忠说，恰恰是为集权服务的。《尚书》《诗经》皆称百姓为“民父母”。早先的老子、后来的墨子也称百姓为父母。而孔子等人则将“民父母”一词解释为君王是百姓的父母。由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管子》书中还记载了儒生拦路哭丧，向齐王表现自己有孝心的事件。由此整个先秦儒家经典，都浸透了这种君臣父子观念。《论语》中孔子称，为士者君命第一。孔子等人选择的为君王服务路径，类似普通平民的为国而战。我们也许不应该从道德方面去谴责他们。然而由于他们通过知识为君王服务，却深刻地改变了华夏的社会体制和文人们的精神气质。
孔子等人即使具有这样的服务性，仍然遭到排挤。原因是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侵犯。孔子的敌人，全部是贵族，还有一个为贵族服务的阳虎。连被儒生称为贱人之学的墨子，都没有这么多贵族敌人。孔子在世的时候，贵族阶层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孔子及其弟子们一直失败。被嘲笑为“儒”——傻瓜，先秦除了儒家之儒，其他儒字全部是“侏儒”——同义词连用。在孔子50岁的时候再次周游列国求官失败。然后就有了孔子、子贡煽动中原六国混战事件。而之前的战争，虽说不算义战，而总需要有些吊民伐罪之类的义名。侵占土地被称作吊民伐罪的酬劳。孔子之后，从战争形态看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
笔者这样表述历史，也许会让人们产生错误印象。孔子等人难道是些附权的小人吗？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仅仅是些附权小人，就不会产生那么大影响了。实际上孔子等人是有着高尚理想的一群人。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这种高尚的口号，连墨家都提不出来。实际上孔孟等人是一些有着远大理想的革命者。他们的理想就是经济上的均贫富。他们认为应该回归氏族公社的井田状态。土地有君王所有（公有），由官员（他们自身取代了贵族层）给百姓分配土地。体制上的仁善集权，还有“选贤任能”的阶层流动。所有主张都以平等为指向，只是他们同时认为平等需要一个仁善的集权政权（君王）而已。马克斯?韦伯曾讲到过孔孟这种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这种人，奉信“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因而会按照伟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而不会考虑他点燃烈火的最终结果。显然，孔子们，满怀仁爱的道德激情，甚至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宁愿选择“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牺牲，跳入信念的烈火。儒家秉持的“性本善”说为“信念伦理”提供了最佳支持。而前面提到的孔子等人的一些表现。为君王服务，并为之造学，煽动各国混战等等。只是孔子等人革命历程中的“因势而为之”，甚至可以说“不得已而为之”。为了伟大理想，手段只能是次要考量了。正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如果真正遵守尊卑有等的周礼，那么孔子们永远没有出头机会，永远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本于自心的认识论，认为做事情只需要扪心自问不亏心即可。实际上造成了道德的全面崩溃，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言：“文化革命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积极促成的。所有的运动千篇一律是由文人为其前导”。用于观察孔子们再合适不过了。孔子正是霍弗所说的“心有不平的言辞人”。正是孔子首先喊出了礼崩乐坏的口号，宣称这个社会已经坏掉了。孔子等也正是无产文人，其自称“天生木铎”正是天生的标杆含义。我们读孔子，可以看到其愤懑；读孟子，也可以看到其愤懑；读荀子，还是愤懑。第一代孔子门徒，已经认为孔子高尚应该成为天子了。
孔子一出手就是“礼崩乐坏”，深合运动之道。但是在当时我们看到各路诸侯还是能遵守惯例和契约的，并没有达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至少是礼制的精神--遵守惯例和契约没有被破坏。仅仅是周室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其实周室当时已经无德霸据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各诸侯国还是能在齐、宋等五霸的带领下共尊周室。战争中诸侯们仍然遵守“不渡不击”“不阵不击”“胜不逐奔”的规则。孔子本人就利用齐王对惯例的遵守，在齐王面前杀掉了齐王的优伶。孔子的“礼崩乐坏”说，开启了“这个社会已经坏了”的序幕。而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大多是些破落户，而且他们的目标指向为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否定当时的社会，要求由自己去担任各级官员。事实上儒家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在为自己应该当官做辩护。比如百姓不自知的君子近道说，本于自心的仁义，君子不器等等。与儒家高喊的“大公无私”“舍身取义”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孔子及其门徒又符合了霍弗所说的运动人格：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早期）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失意者”；“（失意者）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恶自我的人”；“（失意者）通过认同于意见神圣失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逃避自我”；“他们把自利看作是堕落邪恶的、不洁不详的”。“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春秋末期部分的“礼崩乐坏”和战争，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产生确实能制造一些失意者。孔子则成为了那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人。“推己及人”的仁，为他们提供了诉求的正义性论证。“君子不器”说，为他们提供了不遵守社会契约依照自己主观意志行事的合理性依据。“君子近道”说，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获得神圣。“大人喻于义，小人言于利”，不但符合失意者厌恶“自利”的心理，又能为他们提供高人一等的感觉。儒家成为了失意者的精神归属。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失意者只有将自己混入人群，才能彻底地忘记令人讨厌的自我。所以他们主动地需要纪律性约束。而儒家的大公无私说就驱使人们忘记自己。孔子在实践中又推行专制制度，恚三都搞集权；杀少正卯、杀齐王的演员等血腥手段。向人们演示了权力和追求权力、服从权力的优越性。以血淋淋的的少正卯的人头，威吓自己学生们不得背叛；同时也用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拉拢自己的学生们。孔子的学团，其核心学生居然能一辈子追随在他的左右，完全将其视为了神——圣人。正是孔子娴熟运用运动手法的结果。礼乐制度原先只是贵族之间的契约礼仪。但是孔子抽掉了礼制的契约精神核心，将之运用于“教化”学生和民众。礼乐仪式的作用是为了同化三王、三代之时天下各部落、民族之用。我们想象希特勒的大型军乐队和大型群众集会，就会明白礼乐仪式的作用。儒家荀子正确地论述了礼乐的作用：“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乐论》）”。也就是说“乐”的作用是教化人们，使人们失去个人意志，像军队那样整齐划一。孔子将之运用于教化民众，就为社会的失败者们提供了能够忘却自我藏身集体的庇护所。这是每个文化革命运动都必须的东西。
可见，孔子为儒家的平民革命运动提供了所有需要的元素，开创了儒家对华夏传统的改造运动。而且孔子所处的时段，恰值周室学官集体随王子姬朝南逃。天下出现学术真空。这使得孔子等人更加畅通。直到墨子出世，才出现了第一个有分量的反对者。然后是杨朱。但距离孔子儒学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好斗的言辞人在攻击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孔子等人的打拼，还真使得春秋后期的人们产生了对信仰的饥渴。子贡的解决方法是，树立孔子为新的神像。宣扬华夏传统上天信仰的墨家和宣扬新的天道观的杨朱学派，能够脱颖而出恐怕也有这种因素在内。
当文化革命运动逐渐形成势头，那么就会需要一些疯狂的人来领导。这些疯狂的人必须具有绝对自信、绝对自我的特点。也就是希特勒式的人格。此时横空出世的人就是孟子。当时的传播手段不发达，“礼崩乐坏”需要长时间宣传才能形成大范围的羊群效应。而且子夏这些比较务实的孔门弟子，也开始通过实务来实现儒家理想。这就破坏了儒家的狂热性。儒家没有狂热的支持，就不是杨、墨、老这些主张保持华夏传统的学派的对手。以至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而讲求道德的子思一系孔门弟子，却保持了儒家的狂热性质。自以为道德又不进行实践的人，当然不会失败，从而保持其自信和狂热。
孟子与孔子一样，一出手就深合文化革命运动之道。他表现得非常自我和自信，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甚至喊出“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继承了孔子团结学团的方法：制造敌人。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宣称当时风行天下的杨墨之言是禽兽之言。用激情和道德大棒与各家辩论，用大义、大公无私、浩然正气压制各家。可他的大义和浩然正气不过是他“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罢了。孟子的狂热和脱离现实在儒家法制派荀子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评价。荀子将孟子等狂热分子称为“鄙儒”。荀子说：“（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后世儒家一直延续了这种用道德大棒的“说理”传统，用道德扼杀理性。先秦最优秀的逻辑学家公孙龙子，就惨败于孔子6世孙孔穿的道德大棒之手。孟子在劝说滕文公时，向滕文公强调：要别人相信，首先要使自己相信。这是典型的煽动家语言。在孟子看来杨墨不过是被驱赶的家畜，驱墨则归杨，驱杨则归儒，自信到了顶点。与孔子自称的“天生木铎”相比还要厉害。但是“忠实信徒的行为无论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个恭顺顺服的人（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高喊“民贵君轻”口号，却又自我矮化，将华夏传统矮化成了“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奴才之忠。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要是我们能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而孟子正是儒家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位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被今儒津津乐道的话，在原文中很可能只是引用前人。被用于证明：“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句话是典型的“致命的自负”，不但违反共和之道，成为平民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成为天子，那么最佳选择就不是“得乎丘民”而是“得乎天子”“得乎诸侯”。也就是向权力邀宠。孔孟这些“政治上的稚童”在信口开河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平民主义和邀宠这两种“致命的自负”的后果吧？孟子“四端”说改编自杨墨。发扬了孔子的推己及人说，声称“仁义皆本于自心”，将极端主观锁定为儒家的人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孟子的作用在于集中儒家各个流派，竖立墨道这两个敌人。煽起了各家的大论战。所以，孟子的出现将儒家重新带入了狂热，将狂热推向了高潮。从此儒家开始了对其他各家的横扫。连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等学者云集的地方，也开始由杨墨掺入儒家思想。其教民、养民思想不但深合君王所需，而且要符合人们的本性。当人性被煽动泛滥起来以后，人类自身就很难抵当了。
哈耶克早就发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极左翼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极右翼的纳粹分子，同样，极右纳粹也很容易转变为极左，并且这是双方的宣传家们都清楚的一点，因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招募对象。阿伦特也指出，希特勒早就发现了自己领导的纳粹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问题就出在这里：“运动中的人们往往被更高组织程度的新的运动吸引（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担负吸纳任务的人是儒家的一个分支：法家。钱穆甚至认为这个分支是先秦儒家的主流。钱穆先生说：“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健。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又说：“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张京华先生认为：“孔子和孟子共同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奠立；荀子承前启后，正处在儒家思想源流的一个转变的环节上；荀子的弟子韩非则实际上是以法治的具体政治主张，继承和实践了儒家的人道和实践原则（《儒家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法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法家，儒家是法家的思想基础，法家是儒家政策、制度主张。在国学研究者中是公开的秘密。不允许说穿，说穿了儒家面子上不好看。《中庸》记载孔子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明明白白的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主张。而据儒家考证，《中庸》篇出于子思学派，甚至又说正是子思所做。《中庸》篇正是从儒家的圣人通过推己及人能知天下学理，推导出上述思想和制度的双重专制结论。商鞅等所谓的法家人士，正是儒家的行动派。商鞅等儒家法制派的出现，先在魏国变法图强，后在秦国基本实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借助秦国最终完成了华夏的大一统，生产出第一位皇帝。最初的时候主要是儒家子夏的西河学派人士。这些人提出的耕战政策，使得人们获得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最大目标：有机会获得爵位，有机会获得田产。通过耕战制度，法家成功吸纳了儒家运动的成果。将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互相吞并和战争。其中吴起和商鞅是他们之中最拔尖的人物。墨家告子、宋钘等人在齐国驱逐孟子。巨子孟胜死于围攻吴起的战斗中。魏国的儒家执政地位，后来被墨家惠施夺取。而墨家在秦国的夺权活动，则由于商鞅法制从来没有遭受大挫折而失败。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败，也是整个华夏的失败。由于秦国高度组织性的优越性，其他各国也不得不以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对抗秦国。最终各家都很难独善其身。二战时期的世界各国，显然比中国战国时代的各国头脑清醒。并且幸运地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否则难保当今天下也进入儒家式社会呢。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一个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敌友。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旧秩序用于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段话用于考察汉朝儒家最为合适。经历孔孟文化革命，到儒家的大一统政治实践。儒家通过屠杀道术诸子，使得天下学者凋零。儒家学者能言古籍，迅速占据了学术领袖的位置。儒者王威冒着被尊崇黄老的皇上、太后杀头的危险，成功俘虏年幼的汉武帝刘彻。然后大举“亲亲”之策，引入自己的师兄弟们把持朝政。特别是引入了大儒董仲舒，改造天道观念，提出天人合一主张为宗法集权专制制度论证。成功俘获汉武帝是儒家取得的转折性成就。在官方支持和组织下，儒家又通过白虎观密谋修改各家经典、修改华夏传统治道所涉及的概念，使后世的人们很难读懂先秦其他各家古籍。独尊儒术，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利用集权专制彻底打垮了其他各家。实现了宗法集权专制下，由儒生控制人们思想、控制社会的理想。董仲舒等人建立的社会秩序，正如霍弗先生所言。是一个儒家思想为底子的大杂烩，政治上儒法并用，政策上各家混用，什么顺手就用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兼取百家之长”。然而，一个专制的大脑所驱动的能不是专制吗？儒家越是吸取华夏传统的治理技术，为害就越大。再经过王莽复孔子所言周礼的失败，儒家也还成功保持了对儒家“伟大而高尚”道德的激情，彻底变成了由官僚集团和后备官僚组成的宗教。至此由孔子发起和创立的“政治上的稚童”儒家运动，走完了“奴役之路”的全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华夏民族送入了被奴役的深渊。而王莽的恢复周制的失败，使儒家彻底没有了其他制度主张，成为宗法集权专制的忠实捍卫者。
当我们厘清了先秦儒家到董仲舒的整个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董仲舒是一个什么人。董仲舒为什么能应运而生。也才能明白当今儒生为什么要推举董仲舒。最近有个“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其中总结说：“（董仲舒）构建以“天人感应”为主轴的理论体系，被尊奉为‘儒者宗、群儒首’；他通时达变，倡导更化，三次对策，变黄老，崇纲常，强烈主张大一统，确立了两千多年社会基本秩序”。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是将思想统一于《春秋》。是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所讲教化，教是手段，化是目的。化字，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本义:变化，改变。《礼记·中庸》：变则化。《荀子·七法篇》：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所以教化实际就是现在的流行词“洗脑”，是社会多样性和自由的敌人。而孔子等人的集权主张与活动，也使得封建制不再成为可能。撰写《过秦论》那位儒生贾谊，提及了秦国不行分封。然而他两年之后又上书要求削藩。原因很简单，儒家主张的是那种养小白兔式的，仁爱性质的分封。他不允许诸侯、贵族对君王有制衡能力。这种前提下，即使有分封也不可能长期稳定。因为那个权力太大了，也太诱人了。然后儒生们就可以用现实不允许分封，去论证不能够分封。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论证自己。所以儒家的大一统不但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还是体制上的大一统。
儒家的这种特质，显然违背自由人性。明代县志有个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可见儒家只要离开政权支持，就不会有什么人接受。自觉保持的是那些乡绅。原因很简单，儒家学说本就以收买、联合权力者为特点。子孝于父，敬而不违。然后再孝于君王。这种单向服从，很是符合权力者需要。家父被收买成为教化者，族长被收买成为教化者。人们不服从则遭到大一统国家强力机器的镇压。儒家通过这种手段，使得家庭、家族皆成为愚民训练营。将其教化直接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组织。当今儒生称“乡村自治”，如果理解成西学中的自治，那么就只是个笑话。其原理与蒋庆的通儒院设计相同。当存在一个绝对权力，这个权力规定好了正确思想，失去了制衡，哪里可能存在什么自治和宪政！真正自治了，就会遭到朱熹之流的裹小脚教令。而朱熹走后不久，那些福建边民们不又丢掉了裹小脚陋习嘛。有其他思想，就会遭到韩愈、李斯之流的杀诗书、辟佛策。当今社会已经是商业社会，人们到处迁徙流动。而且已经是以自由结社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儒生要求回到所谓家族、乡村自治，不是太奇怪了吗？公域的集权和私域的自治能够相容吗？唯一的指望是统治者的仁慈。这也是儒家所有制度主张的基本假设。否则儒家制度主张都不成立。
蒋庆曾经有个演说，称左右皆失败。唯有儒家能胜任当今。称“（儒家）思潮所具有的优秀的特质、包容的性格、历史的智慧、本土的资源、悠久的学统、精深的义理、博大的襟怀、应变的能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化解时代的危机，解决时代的问题”。其中除了“本土的资源”和“悠久的学统”、“应变能力”之外，结合前面所述内容都可知是信口开河。也许儒家有“应变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学说。却必然需要通过欺师灭祖形式。孔孟荀董皆糟粕，背离他们是正确方向。然而当今儒生却要人们去读经的，再被儒家经典愚化。儒生对儒学的美化，
结果就是形成了口蜜腹剑格局。港台儒家试图改造儒学，与西学对接。他不可能成功，只可能事与愿违，原因也在这里。中国的现代学者，也很有一批人受姚中秋影响。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是从西方来了，比如说我介绍的哈耶克、大家谈论的洛克、罗尔斯，甚至于说卢梭，这些理念都是西方的。但是，这个理念如要对现实发挥一定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给自己营造身体的过程。它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一个现实存在的形态。那你就需要把它植入到中国文明的身体之中去，然后让它获得一个活生生的形态”。这种假道伐虢企图不可能成功。原因就是那么简单，儒家的所有东西都必须通过说谎改造才能“对接”。那么就必须避免人们去读儒家经典，避免人们通过那些儒家词汇与人们脑子里的固有意识产生共鸣。其实当今这些现代学者的想法，也就是借助儒家作为路径。这种做法在先秦墨家已经实践过了。墨家《大取》篇认为「诸陈执既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也就是我去改变他主张的那些东西的内里，那么他就被我所改变了。是不是与某些现代学者的想法相同？墨家《尚同》篇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墨子说：「“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上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你要上同可以，但你得首先尚同（取同天下之义而执之）。墨家还认真定义了仁、义、恕等概念，改天命为天志等等。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被屠杀殆尽。而且经过儒生之手修改之后，还可以把责任推脱给你。
比如民主，人们直接反应就是“民做主”、“民贵君轻”之类。那么民主就必然需要被批判。正确的民主、人民主权观念应该是墨家所言的「人有治南北」。是使每个人的义都充盈天下，具体表现为法律自治。至于体制方面的民主，正确观念仍然是墨家的「圣人之利天下也，其类在礜石」。即政权应该干的事情是除害，而不是求利。那么利用民主制度——投票权应该干的事情就是消极自由的“防止别人上台害了我”。而不是积极自由的“选出贤者为我谋利益”。由于儒家2500年的教化，其观念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试图借助儒家词汇表述现代观念的努力都会失败。蒋庆、秋风等儒生声称儒家的道德与普适的道德不一样，要搞特色。实际上等于说：儒家道德不普适。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宣传儒家道德？道德这个东西，并非习俗。习俗各个人群不同。道德的表达形式可以不同，顶层的一些特点可以不同。但底子必然是相同的，那就是墨家所说的兼爱非攻、交相为利。或者说，要充分沟通（先知，意相也），不要害人（非攻），要爱所有人（兼爱）。只要违背这三点就是不道德的。而儒家的裙带仁、自心义、专制礼、君命信，恰恰都违反了道德的底层三原则。如果读《礼运·大同》篇，其中更是把义定义为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单向服从。所以根本不可能借助儒家词汇去完成对接。你对他说“爱”，他就必然反应为儒家式的亲情之爱。儒家、甚至中国的现代学者批评墨家兼爱，不就以亲情之爱为基本假设吗？他们理解不了爱，理解不了爱实际只是人与人的共鸣心（「体爱也」），只是祝福（「志以其为芬」）。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墨家的兼爱说。你对他说“利”，他就必然反应为儒家式的施予之利。他理解不了遵守双方契约、社会契约就是在利他。「义，利也」。「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被天鬼认可那么就是利天鬼，被人们认可那么就是利人。按照儒家的利概念，就不可能有消极自由的执法政权，而只会有父权政权，顶多可以有慈父政权。姚中秋自称“仍然是自由主义者”，然而却大谈美国选出了小布什这种笨蛋。称美国做不到选贤与能。这非常奇怪。墨家虽然也讲尚贤，但贤者从事的领域是法律服务，而不是当今所讲的政府呀。美国要一个贤能的总统干什么？他们的总统在国内几乎没有权力，只是个儒生嘴里的“影帝”。哪里需要什么贤能呢。
不过姚中秋说：“需要把它植入到中国文明的身体之中去，然后让它获得一个活生生的形态”。这个话还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试图借助儒家，而要另寻他途。产生于华夏封建时代的道家，产生于工商人群的墨家，或者说华夏传统本身就适应现代。西学不也产生于封建和工商人群吗？现代制度，简单一点表述，实际上就是封建制再经过了工商人群加以完善改造。儒家通过偷换华夏传统概念，完成了对华夏传统的革命。他不但有当时老子等学者隐居避祸的学术真空条件。也有删改诗书、历史的手段。还有邀宠于统治者的手段。这些条件都不是当今所能具备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批儒和回归华夏传统。批儒使人们戒惧，回归华夏传统使人们的精神有所依靠。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儒家的生命信仰就是自以为“与天地相参”、“本于自心”、“为生民立命”。这种符合人性自大，以互相干涉为底色的“生命信仰”，恰恰是现代社会之大敌。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崩溃问题”。儒家道德违背道德底层三原则，恰恰是人类道德之大敌。其裙带仁更有撕裂社会、族群之神效。汉儒斥当时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西方人，生造出一个汉族。视别人为蛮族。然后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又还以颜色视汉族人为低等民族。诸如此类。当今持裙带仁的思潮，除了儒家，大概只有IS之类了。儒家人士在正常社会，确实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别人兼爱执正，而他裙带，如此则形成了搭便车现象。当今儒家学者，完全可以造出一个族谱，谁是谁的弟子，谁又是谁的再传。其他群体则不会有这种意识。即使正常社会，儒家的裙带仁仍然应该被反复批判。儒家描述的道德社会之美好、道德者之高尚，与现实之差，恰恰是道德崩溃的根源之一。而儒家社会之所以总是与其描述相差太远，恰恰因为儒家道德本来就造成撕裂人群效果；造成物质主义（施予“利”），不能有精神上的超越；造成人与人的隔阂（本于自心，足不出户、推己及人，而不是本于外和鼓励交流）；造成人们对法治秩序的厌恶。儒家怎么能解决道德崩溃问题？为什么专制礼会造成人们对法治秩序的厌恶，在墨家《尚同》篇和《经下》篇都有言及。当上与下不同义，人们怎么愿意遵守法律呢。《经下》篇言：这种情况有法律就等于没有法律。社会当然失序。中国历史上人们此起彼伏的聚众反抗，在儒生看来是“维持了中国2000年的稳定”。要求人们遵守“非天子不议礼”之礼，要求“非礼勿视……”，谁不厌恶？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简》解释得很清楚。含义是教民以德，以礼乐，而不能教民以辩、艺、技、言、事。否则百姓就不服从君王了。而墨家教民以辩、以艺、以技、以言、以事、以勤俭，这是扶贫、是促进社会平等。教民以德，恰恰是愚民之教。德生于民，何须教之？须执之而已，用以保障有德者不会吃亏，保障百姓之德能够通行。圣人利天下，如此而已。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西化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儒家主张政治制度西化呢？佛陀迦叶曾经拈花微笑以对。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场分配制度问题”。当然，蒋庆绝对不愿意回到孔孟主张的官方主持分配的均贫富社会。蒋庆主张的是福利制度。主张老板们要“仁”，大概是指主动拿出钱来分给人们做慈善吧。不过孔子说过，老百姓做慈善会树立太高的道德标准，对建立道德风气不利。对于福利社会这个事情，顾如认为不妥。官方掌握再分配，如果没有一个弱政权肯定非常不妥。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弱政权呢。不可能的事情。加之儒家以获得舒适生活为目标的“生命信仰”，福利制度的结果堪虞。其实在墨家看来，分配问题不需要考虑，市场自然会解决。要解决的恰恰是对人们讨价还价能力产生干涉的那些外在因素。「买无贵，说在仮其贾。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贾宜则讐，说在尽。尽也者，尽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则讐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买卖不存在贵贱之说，原因是货币和货物之间只不过是交易关系。只要尽去双方不愿意也不得不买卖的那些因素，那么就是正当的交易了。买卖，双方会考虑价格是否适宜。只要他愿意那么就是正当的。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分配是否适当问题，而是货币有没有流向底层。用“分配”概念去思考，仍然未脱儒家式思维。正确的思维是“流动”、“充分流动”。通过再分配去使货币流向各个阶层，就破坏了市场机制。不破坏市场机制，又能使货币流向底层，只有流通型、服务型社会。人们大多从事流通和服务业。互相购买服务，货币自然就流动起来了。这就要求社会更充分地专业化，防止流通渠道的垄断。儒家整个儿的左派思维，却自称中道！华夏传统的所谓中道，是取同于民。用于外则是执正，不偏不倚，不参与到双方的辩驳之中，只执行双方的辩论结果。实质就是保障社会契约的执行。华夏传统的中道可以表述为价值中立，而不是由谁谁谁去确立一个“中道”。儒家的“中道”本来就不中正。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问题”。如果蒋庆所指是“求同存异”之类。那么西方甚至主张的是“有同存异”。西方国家甚至不求同。那么蒋庆怎么能说西方国家没能解决，儒家解决了呢？中国的成王败寇历史，能够支撑蒋庆所说的“不称霸”？以儒家学说的拜权和对权力的依赖，不可能不是成王败寇的结果。至今儒生遇到我这墨者也都是一个调子。不那么难听的说法是：儒家既然成功地实现了独尊，而墨家却消失了，说明儒家具有优越性。难听的说法是：小贱蹄子也敢跟主母争宠。从儒生们的言辞中，也可见成王败寇的意识根深蒂固。儒家学说、经典正是丛林规则的承载者。至于儒家主张的把失败者养起来之类仁政，主张的朝贡君父制度。大概只有饥饿者和无自尊者能够接受吧。原先饥饿，而后不饥饿而自尊心竖起不再友好的案例，至少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儒家始终未能明白，平等参与规则的博弈和执行规则，就是对对方的尊重和互利。
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可是蒋庆又说：“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服从、义务、名分、群体、忠孝、一统、等差、德性等均不是现代性价值，而是传统性价值”。这些纯粹左派的价值观念，恐怕漏了所谓大陆新儒家、董仲舒儒家的底子了。从而蒋庆的其他几点“只有儒家能……”，实质是什么不难推知。蒋庆说：“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只有儒家思潮能够解决中国的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所谓国家历史连续性中断问题，本就是危言耸听。这三个问题，华夏传统都能提供。儒家当然也能提供。只是应该要华夏传统，还是要儒家传统，需要人们费心思量。
实际上，华夏之传统确实比之当今新自由主义、社群、社民、民社等等要好。这些学派无非是向政权干涉主义妥协的产物罢了。墨子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姓为人」，则天下大乱。人性就倾向于互相干涉。而且人性贪堕、自大。顺随符合这种人性的潮流而发展，必然重走华夏在先秦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希望通过政权求利，结果却堕入了宗法专制的深渊。墨家认为“有为”——干涉只能发生在社会离开了正道（抗衡而平衡、不互相干涉状态）的时候。即使是这些学派，还不能中儒家之意，还要抬出董仲舒。唯恐堕落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