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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当代墨学复兴运动前瞻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新墨家思想学派的“横空出世”

   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国学界不太平。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明辉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指他不认同中国新儒家要建构政治儒学的做法,此言一出随即引起几位大陆新儒家如干春松、白彤东、曾亦、唐文明等先生撰文反驳。新儒家两派风波未息,当代新墨家又“逢时登场”,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两位墨者顾如、南方在野的对谈《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家(新墨家三人谈)》被转载到今年2月15日的“澎湃新闻”上。其他思想类媒体如共识网、爱思想网、大同思想网、凤凰评论,包括在青年学人中影响巨大的微信公众号,如“三剑客”、“微思客”也都转载了我们的文章。《三人谈》通过彰显对读经运动、国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陈述”,对大陆新儒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学术立场上似乎与港台新儒家遥相应和。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刘伟博士(@刘百淞)在微博上称“当代新墨家的崛起堪称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事件”。

   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列访谈是香港儒艺青年协会2015年的文化计划之一,目的是透析当前国学复兴浪潮中被忽视的小众群体,比如墨学复兴运动、汉服复兴运动等等。和我们对谈的曹璇是新儒家重镇新亚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港台新儒家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的遗传所在。儒艺在去年做的“新儒家艺术谱系”,是活化港台新儒家诸先生之精神,使之从学院走入民间,得到陈来先生、郑宗义先生等大陆港台诸儒者的支持,也被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海内外主流媒体报道。所以他们这次和我们做的“儒墨对谈”,被一些媒体目为港台新儒家和当代新墨家“联手”向“大陆新儒家”发难——这种论断是很无聊的。

   当代新墨家的“横空出世”,自然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白彤东在今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墨家思想是与文革思想最接近的传统思想”;4月1日,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博士在马来西亚《燧火评论》上撰文《中国新墨家的出现》,对当代新墨家的主张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新墨家能拿《墨子》里的一段来诠释墨子是主张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论述得最为详细的政治产生过程,却不能讳言是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适用于现代的话语体系,就须处理这一问题。否则读者不得不质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讨论,但在人人同义的压力底下,难道就不会走向极权吗”。

   针对这些质疑,我在2015年4月11日菲律宾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当代新墨家宣言——从未济迈向既济》作为回应,该宣言谈及其对大陆新儒学的基本态度,亦阐述了当代新墨家的整体复兴纲领:“当代新墨家之新体现在彻底摒除对儒家言说传统之依附和以儒解墨之路径依赖的旧墨学。我们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而要独立发展。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从未济迈向既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在4月1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我又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会议论文,提出和传统旧墨学(小乘墨学)之老路彻底决裂,建构一种能贡献于全球伦理、宗教比较、国学复兴等宏大社会议题,并与普世诸宗教文明相互对话的“大乘墨学”理路。

   每次国学内部的共识撕裂,都意味着思想界的共识撕裂。国学内部不同学派的互相批判,本应是学术生态的“新常态”,却能被目为一重要文化事件,可见当前思想界的万马齐喑。要说是不满于儒家一教独尊的现状也好,或说是墨学被压抑千年后的报复性反弹也罢,只要能激发思辨就是好事。邓晓芒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自己是“批判儒家儒家”,结果引发儒生群嘲。之前刘清平先生提出“去忠孝、存仁义”的“后儒家论纲”,也遭受类似待遇。刘清平和邓晓芒长期以来被国学界目为是中国“反儒派”的“两架马车”,同出儒学重镇武大却因“反儒”立场而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屡屡遭到“学术群殴”;但看他们的文章和论述,也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和儒家言说传统割裂开来,甚至坦承自己受了儒家很大的影响。这种学术态度是当前国学界最应该提倡的,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经不起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

   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

   当代新墨家只能说是“逢时登场”。早在1997年,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就发起“现代新墨家”的畅言,孙以楷先生、彭永捷先生等学界前辈亦多介入构建新墨学场域的探讨。但十几年过去了,墨学复兴是停留在当初的进度,墨学界除了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基本没有新的开发;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宪政民主、宗教对话、普世价值上也十分无力。刘仲敬先生讲过一个话很符合当代新墨家现在的定位——他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大错特错,但是如果没有《隆中对》,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未来的墨学复兴也是这样,必须在身位上有“信心的跳跃”,从未济走向既济,脱离“小乘”走向“大乘”的题中之义首先是勇气而不是理论。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这是我一贯坚持的。

   我不是盲目乐观。我对墨学复兴运动的信心,对新墨家思想学派的信心,对大乘墨学的信心,由来有据,绝对不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价值。我建基于以下几个观察:

   首先,墨学能够对接全球伦理。过往关于墨学的伦理学探讨大多局限在中学范畴,无法像儒学或者基督教神学一样提供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性的伦理学维度。如此限制了墨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墨学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下降为仅仅是地域性的伦理。在“全球伦理”的“元问题”——也就是“黄金律”上,汉语学界常规上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金律)与耶稣的“(如果)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基督教金律)相提并论,皆被作为具有世界级文化重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底线共义和普世通则,前者是“消极而肯定式的”,后者是“积极而否定式”。然而我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似乎更充要地包含了儒家金律的“消极无伤害原则”又规避了基督教金律的“潜隐地强加于人”,能够为全球伦理黄金律提出儒耶之外的第三种进路。比如墨家“兼爱”应用到当下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可以有几个非常积极的面向:(1)“兼爱”是本质的爱,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鼓励人爱人利人;同时“兼爱”考量人性,预设“自爱”和爱亲族,只是要求爱利他们的时候不损害别人;(2)“兼爱”视乎人能力的不同,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建立于社会的共同规则(底线共义)上,处在流动的关系变化中,使得处境的问题处境解决;(3)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是走出自己走向别异的行动;既讲求主观善念,也重视实践果效(义利重一,志功为辩)——墨家的“兼爱”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走向超血亲伦理的维度,在群己施受(对自己)、血亲情理(对家人)、利他主义(对陌生他者)三个伦理维次所展示的从文本到伦理的普遍适用性,均可为“全球伦理”在构建人伦维度之底线共义上扩展充分的可能性与限度。这些全部体现了“全球伦理黄金律”的要求。

   其次,墨学能够参与宗教对话。汉语学界相关“宗教比较”的议题,历多以“儒耶对话”、“儒佛对话”、“儒回对话”为主;论到外方宗教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也多以儒家为主,很少涉及墨家、墨学。儒家在近代虽然经过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式微,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活体”还是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而墨家自汉代中绝之后只是“死掉的文本”——《墨子》,而没有“活的传统”,因之被人们认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普世诸宗教文明的对话,并能对其有所贡献。事实上民国以来,教会内外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或者基督教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他们发现墨家无论从建制上、思想上、义理上和科技成就上,都与西学最接近,故又发展出“西学墨源说”以及“墨教耶源说”,形成了“耶墨比较”的风潮。以“耶墨比较”为例,墨家以鬼神有明,善恶必赏,则神观上必然是“人格”的而不是“人文”的了;其又以天志为纲,奉行兼爱,则比之儒家“推恩”式的泛爱,更接近基督教突破五伦的博爱了。比之儒家墨家思想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基督教有更多可比性,似更适宜作为代表参与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反思,基督教与墨家血亲伦理的比较,是否可以进一步反思两者“人论”的不同?基督教的止战与墨家“非攻”比较,可助力和平主义的反思?基督教的三一神论与墨家的“天志”“鬼神”观的比较,是否能够帮助厘清普遍恩典以及自力他力的迷思?《圣经》中《申命记》史派到《约伯记》作者,《墨子.明鬼》到上博简战国楚竹书《鬼神之明》中酬报神学衍变,是否有利于探索基督教神学以及普世宗教文化中的神义论转型?这是近似于比较神学的进路,乃强调的是一种“历程”的过程而非结果效能,故未来诸如“耶墨比较”之议题,或许有望在借用此方法论的基础上,实现对比较哲学之平行比较方法论上的“更新转进”,从而进一步提高汉语学界“宗教对话”的科研视域。

   第三,墨学能贡献于宪政民主。这10年来崛起的本土思想学派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比如如蒋庆的“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式虚君共和”,姚仲秋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刘海波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的“化马归儒”等等,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可以说他们的治学路径和言说方法已经溢出了儒学领域的范畴,为政治哲学和法学提供了新的角度。我认为相比大陆新儒家提倡的这种大陆新儒学,墨学能够提供更多切近当下普世价值又保守住中国文化本位的资源。比如“儒家宪政”倡导者秋风声称能够从推己及人就能为天下人立法,与天地准、与天地相参的儒家学派中去找保守主义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共同体自治,以当代新墨家的角度来看,就显得不可思议。在明显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学派里面,怎么可能找到保守主义?只能找到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可以说西方启蒙主义理性盛行的无知论传统、案例法、知识的自由流通、自由市场、经验主义、消极自由、马克思韦伯讲的责任伦理、托克维尔讲的对变革的谨慎和面临变革应该采取的态度、以及否定性正义、三权分立制衡原理、非强制原则透明政权、社群自治,统统能从墨学中找到对应。甚至选举的标准——“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差额选举——“两而进之”,“设以为二君”;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选举的主体——“皆天臣”,择“兼君”;以及政法分立、法高于权、以法治官、依法仪行义政的“依法治国”论,诸如此类的“普世价值”,也能直接从墨学传统中开出来,不假外求。

   是亦当而不可易者:新墨家的历史使命在“立墨”不在“非儒”

   当代新墨家在整个国学复兴浪潮中的定位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绝对反儒?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什么派在国学阵营内部安插的卧底,是文化激进主义在借壳上市借尸还魂?还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精神产儿,因为当代新墨家甫一出场就以非儒的面目出现?如果有朋友如斯定位我们,那请一定要纠正一个看法,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的题中之义在“立墨”,不在“非儒”。“非儒”是国学内部批判的一个路径,而不是新墨学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至汉初,即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及至之后,则有儒释道三家合流。近代以来,在文化层面上苏俄的马恩列及西方的自由主义相继传入中国,已经融入并成为了中国文化性格的一部分;在宗教层面,

耶回犹太天主等外方宗教而今也拥有广大的信众,亦极大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以佛道和民间信仰为主的宗教版图。以上这些都是“合汇”于“国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故“国学”不该局限于“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由于文化惯性,国学在当代大部可“化约”为儒学。是故国学复兴的最大得益者,依然是新儒家。在这种条件下,诸如当代新墨家等新子学学派及其思想的建制成型,恐怕还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要考虑在脱离了儒家言说传统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属于自己学派价值观和民间实体。

   我心目中的大乘墨学,正是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为国人桥接一条还原国学真脉的道路。当代新墨家应当充当充当国人回归古之道术的施洗约翰,是那在前头预备道路的。新墨学在伦理观、宗教观和政治哲学等多个维度的全面复活和重新阐释,其重要性我比之为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新教革命”,乃是在国学领域全面复兴新诸子学、离经还子、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一次重新“启蒙”运动。

   治新墨学及新子学的学者,矢志推广墨学的墨学爱好者,对于儒家言说传统应该取什么态度?我以《圣经.旧约.》的一首诗篇作为比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儒家言说传统,就是中国当代学术要“更新转进”必须面对的一个“无可逃避的灵”。因为无论是先秦至清末,还是民国以降,中国哪一派的知识分子在探讨文化的“更新与转进”上,都脱离不了儒家的言说传统。

   也就是说,无论是儒家的拥护者还是儒家的反对派,无论是文化传统内部的墨、法、道、名还是文化传统外部的耶、回、佛、马,都必须依傍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主轴的历史叙事主体,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或者外方宗教,似乎都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学说来建立一整套的道统经纬。这种情况必然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即“儒化”、“胶着”和“消亡”,对应物分别为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当然,自五四以来到文革,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崇法抑儒”“批林批孔”等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马列政党分别期望以文化解构和行政手段等方式,彻底“取消”或者“灭绝”儒家文化。清末籍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儒家的千年学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籍“民主与科学”罢黜了孔子“圣人”“素王”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籍摧毁宗族共同体而清除了儒家价值观在民间赖以生存的土壤;“儒学复兴”又是官方借儒家思想来填补主流意识形态淡弱后的国民精神空缺。要么“契合”“会通”“融贯”,要么“拒斥”“批判”“打压”,总而言之,以儒家的言说传统为参照系的新子学学派的崛起或者所谓“儒耶对话”、“儒马合流”,都脱离不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主轴的历史叙事主体的范式转移。

   所以当代新墨家要在“古之道术”的基础上重新收复思想界、知识界的失地,甚至构建一种相关当代性的本土思想学派,就不能不直面儒家言说传统。新墨家也好、新法家也好、中特派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和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尤其是像当代新墨家这样从“古之道术”开出来的子学学派,与新儒学的争夺角力,应该是中国文化内部的的互相批判,而不是相咬相吞。就墨学和子学而言,先秦虽曰百家,然诸子共享的“公共文本”,却也不出《诗经》《尚书》《易经》等范围。故就文化传统内部而言,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要模式的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态,已经差不多将诸子百家的异质性化合为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的同一性。其表现不但在周初诸子百家对公共文本的诠释上,更表现在“独尊儒术”之后诸子学处理公共文本的方法论上。

   从墨子学说的源流来看,墨家脱胎于儒家,“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家讲“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又讲“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墨子.兼爱中》),这就是墨家的大同理想。

   墨家儒家自先秦时代开始就互相非难,但不代表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儒家反对的,墨家就支持。《墨子.公孟》载墨子与儒者程子辩论。墨子引孔子的话表示赞赏。程子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可见墨家即便非儒,但只要有“当而不可易者”的真理,亦不会全部非之。先秦墨学的包容力体现在不存学派门户偏见,凡事以本、原、用的三表法为判断标准和依据,这种精神是当下国学内部论争中需要大力提倡的。

   今天我们看《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就是兼相爱、选贤与能就是尚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是视人若己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就是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货恶其弃于地力恶其不出于身就是交相利。所以在我看来,墨家儒家最早的反对派,但不是“反儒派”。墨子就是最早的新儒家,谈新儒家应从墨子说起。儒墨本质上没有分歧,都是要达到理想社会。所谓的分歧,我理解为方法路径的问题。但我们争的就是这一点。同样要达到理想社会,你儒家说我墨家是“潜隐的专制独裁”,是“先秦的共产乌托邦”,是“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就不同意,我们墨家就要批判你,反击你。真理越辩越明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未来所有阶级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将进入高级阶段,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大同理想。《圣经.使徒行传》记载早期使徒教会的规训“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是基督徒的大同理想。我不认为“大同”是儒家的私货,大同应该是亘古以来诸宗教文明、诸种族阶级、诸民族国家的共识公约数,也就是普世价值。今天儒家墨家、基督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不是大同对不对,大同要不要,而是大同何以可能、如何达致大同。要“积极的善”还是“必要的恶”,是要“从贤”还是“从众”,这些全部都是方法路径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即便你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仍然可以“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当代墨者的中国梦。墨家最讲以实正名,最讲志功为辨,所以无论什么学说、什么党派、什么政体、什么思想,只要出口是光和热,是人类理性和良善的光辉,我们就要支持。只要违反人类的底线共义和普世价值,我们就要反对。

   但这不意味着墨学复兴必须完全化合于儒学之下,因为当代新墨学之“新”,正正是要摒除依附儒家言说传统和以儒解墨之路径依赖的“旧墨学”。我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此其时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只是墨学重光的施洗约翰

   墨学复兴是从理论到建制上的整体性复兴,不分在朝在野,官方民间。学术界的墨研成果转化不到民间,这里面的问题在我们的《三人谈》和以前的文章中间已经谈了很多,不再重复。我前面已经讲过,勇气先于理论,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为什么现代新墨家十几年前就有人倡议,却直到这次“三人谈”逢时登场才引起从学界到媒体、从官方到民间的关键,个中原因不能不深思。

   我是最早在微信、微博宣传墨学的人。在我经营墨学公众微信平台以前,网络上没有专门的推广墨学的公众平台,儒学、佛学、中医、养生的倒是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南方在野10年前就在推广墨学了,“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是他以一人之力建立起来,运作多年十分辛苦。顾如也是靠个人的力量从事墨家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的编撰,全部都是公益性质的。即便今日墨学在民间、在网络、在学界、在媒体的光景已大有进展,从总数上看还是太少。有很多年轻的墨学爱好者,是看了诸如电影《墨攻》、动画片《秦时明月》、电视连续剧《仙女湖》、漫画《墨子攻略》以后,觉得墨家很酷,有武侠范,于是喜欢墨家。可等真正接触了古奥难懂的墨学原典,当初的激情马上不再,打退堂鼓了。在我看来,墨学在民间的普及情况还停留在很浅的层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给媒体说,我现在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布道家”,而不是墨学研究者。除了穿梭不断在学术会议、报刊媒体上宣传墨学以外,还要投入不少精力在民间墨学活动中。当代新墨家不能只思考学理上的问题,还要考虑落地,理论不能和实践相脱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就是摸石头过河,骑驴找马,没有宗教般的狂热,要撑下来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思考如何把墨学通识教育介入读经运动,所以元旦期间在厦门大摩“纸的时代”书店举办的“为读经运动正名”文化讲座上,就激烈批评了当前大陆读经运动的蒙昧主义倾向和反智主义倾向,提倡在当今时代要科学读经理性读经,甚至应当增加《墨子》、西哲、马列等原典进入诵读教材。这个发言在读经界引起很大争议,有不少人赞成,更多是反对。除此之外,我还和“三人谈”中另外两位新墨家顾如、南方在野一起编写《墨子三字经》、《墨家千字文》和《墨学弟子规》等墨学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也是期待活化古奥难懂的墨学经义,同时促进蒙童教育经典的多元化。当代新墨家的建制成型要全方位。我觉得学术上的积累,前辈学者已经做的足够多了,下一步就是活化、再现。并且这种活化、再现要多元、去中心并且轻松、活泼——这和我们一直提倡的青春国学理念一脉相承。

   我们现在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墨教协会”,协会是由两岸四地研究墨学的青年学者、博士生以及民间墨者组成。所谓“墨教”是“墨家”加“教育”,也就是“墨家教育”,是教育社团不是宗教组织。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墨学教育。协会同仁亦在筹办中国第一家墨家书院——“兼爱书院”,走一条截然不同于传统儒家书院的“新道路”——即请国内著名的“反儒派”学者来当书院“山长”,从而引领国学内部新批判的风气。这些年来儒学大复兴,有种儒学一阳来复的势头。但国学界内部对这股思潮缺乏批判思维,学界、读经界、媒体对儒家也是客客气气,尽量不指责。这觉得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没有反思就没有发展,无法应对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是一种假象,不能没有异质的声音。这所墨家书院就是要做一只‘牛虻’”,发出一点异质的声音。

我目前在为作家高渔的小说《兼爱》写完序言和导读,《兼爱》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墨家元素为题材的当代刑侦小说,很快就要出版。同时也在协助开发一款“墨侠”的手游益智游戏,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在墨子故里鲁阳,一批民间墨者已经恢复有百年历史传统的墨家成义堂,并且办祈祷会和义庄。这些都是民间墨学复兴运动的新动态。所以要说墨学中绝也不确切,它只是潜伏,不是灭绝。千年绝学,精神不败,因信成义,立地成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给自己的定位非常谦卑,

就是充当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的清道夫、是接引墨学价值重光的施洗约翰。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一些前辈的肯定。5月份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新道家代表人物、国学泰斗陈鼓应先生对我们矢志重光墨家的心志表示极高赞赏。陈鼓应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墨家“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精神,鼓励黄蕉风和当代新墨家继续自己的路径,为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为墨学这门两千年蒙尘的绝学洗刷历史上的不白之冤。在可预见的将来,当代新墨学和当代新墨家或有望成为国学复兴浪潮不可或缺的版图,与大陆新儒家比翼齐飞双管齐下。打通官方民间,寓教于乐,即仕即学,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这种青春国学的新理念。

   当代新墨家的主要工作是立墨不在于非儒。即便说是非儒,其重点也在于促进国学内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给大家提供一种墨学之维。不应该让人们以为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大陆儒学,这是把国学狭隘化。国学不仅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墨家的兼爱非攻就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是最中国也是最普世的学说,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我很小的时候读的第一本经典,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墨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惊叹于墨学的博大精深。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载相接,更是提振国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气的应有之义。这是我的中国梦。

  

   附:香港墨教协会(HONG KONG MOHIST ASSOCIATION)简介:

   社团简介:香港墨教协会,由一批活跃于中港两地、专研墨家学说的青年学者组成,于2015年5月4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注册备案成立。协会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墨家的学术思想,促进两地青年对家国的认同感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墨教”取“墨家”和“教育”为题中之义,旨在活化墨家学说在当代日常生活之应用,并建立一批有志于以墨家思想教人、育人、利人、爱人的志愿者团体,以服务于中港两地青年的精神文明建设。

   社团宗旨:香港墨教协会的宗旨是:“爱人、利人、教人、育人”,以呼应先秦墨家学派提出的“兼爱、非攻、交利”的思想精神。

  

   原文载2015年5月20日“新墨家思想学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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