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市下发《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按照《意见》，北京事业单位将严格控制总量，增编必须经过批准;公立医院、高校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探索逐步收回编制;行政类事业单位将逐步“剥离”行政类和经营类职能，突出公益性质。
北京的《意见》，让许多人欢欣鼓舞，认为收回事业编制，可以改变社会对事业编制趋之若鹜的现状，有利于让优秀人才更多参与到社会创新之中。果真是这样吗?
事业编越少越值钱
讨论事业编制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变化，首先得了解事业编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
笔者注意到，上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件关于“事业编”的案件：姚某与孙阿姨在余杭一家机关单位共事多年，孙阿姨为了搞定儿子的工作，得到事业编制，向姚某前后送上200多万元。尽管此事较为极端，但一个事业编制让人心甘情愿投入200多万元，依然令人惊叹：这个事业编到底值多少钱?
谁都知道，获得事业编制是进入“体制内”的一种方式。在目前，进入“体制内”，成为“国家的人”，能够得到多种保障。比如稳定的收入保障和住房、子女入学便利等隐性福利。获得事业编制的人，只要不出现大的问题(比如犯罪)，就意味着基本上获得了终生收入保障。如果是在一二线大城市，获得事业编制还意味着户口及与之相关的“大城红利”。如果单纯以金钱衡量的话，获得一个大城市的事业编制，“投资”200万似乎并不夸张。
政府设计事业编制的初衷，本是对人员支出费用的管理，但如今，却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且身份意义大于工资意义。因此，事业编制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编制本身，而在于事业编制背后所附着的一系列“红利”。只要这些附着于编制之上的“红利”还存在，事业编制的价值就只会是越少越“值钱”，收回事业编制，只会让事业编制更吃香。
剥离附加值更重要
因此，个人理解，北京收回事业单位编制，其意义不仅在于激励广大有志青年投身“体制外”，更重要的是在于探索编制附加值的剥离方式。
目前，附着于编制之上的价值，已经偏离了政府社会基本保障投入的公平性，对“编制外”的公民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因此，事业单位编制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剥离编制附加值，让事业编逐步与“编制外”相关行业从业者形成基本平衡的“价值”或者“价钱”。
事实上，事业编制在当地各行业中的价值，不同地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相对落后地区，事业编制已经越来越成为鸡肋，以教师队伍为例，越来越多有事业编的公办教师选择到私立学校任教。而在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事业编制却越来越吃香。这反而证明笔者上文所言——由于附着于事业编上的价值不同，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大不相同。
因此，剥离编制的附加值，让“体制内”与“体制外”有着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才是鼓励有志青年投身社会实践、积极创业创新的道路。如果不实现附加值的剥离，只是单纯对部分事业单位编制进行回收，那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依然会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笔者有一位朋友，虽然在一家事业单位过得不错，但依然向往拼搏创新的社会平台，曾经有几家他比较心仪的“体制外”单位邀请他共同发展，他犹豫不决，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多年的努力从头开始。但现在，由于事业单位社保并轨改革的启动，剥离了社保附加值，也让他有了更多想法。其实，事业单位编制附加值的剥离，首先就可以让事业单位许多有想法的人得到“解放”，从而带动更多的人把眼光从“编制”上收回来，投入到体制外的广阔空间。
事业单位还有吸引力吗?
事业单位的编制改革，自然不是限制事业单位的发展，而是相反。事业编制的失去，让事业单位获得了自由的用人权，这是对事业发展的松绑。
长期以来，在事业单位都存在着多种用工方式，有行政编制身份人员，有事业编制身份人员，有工勤编制人员，有合同制人员，还有传说中的“临时工”。不同身份的员工，其经济待遇、政治地位、话语权有天壤之别，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不同身份员工的不同诉求与心理状态，使得内部管理非常困难。
没有了事业编制的身份象征，所有员工在同一平台施展自己的才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身份改革给事业单位事业发展带来的内生动力。而对于单位来说，管理可以更加灵活，对员工进出更具掌控力，而不再像以前对有“事业身份”的人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束手无策。这种身份平等所能带来的改变，必然会对事业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事业单位就应该专注于事业发展本身，但事业编制的身份象征却把事业编制的“价值”引到了一个畸形境地。收回事业编制，是事业单位回归事业本质的开始，但不应是让事业编制本身失去“价值”。因此，如何在收回部分事业单位编制的同时，改变其他未收回编制事业单位的“身份特征”，甚至包括行政编制的“身份附加值”，应当成为事业单位改革乃至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