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不完的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因其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而又被称为“圣托马斯·莫尔”，他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在英国历史上有其显赫的地位，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也有其一席之地。
莫尔曾出任亨利八世的大法官，跃升为王室重臣、政府最高长官。这时，亨利八世因为与王后的离婚问题同罗马教庭发生矛盾，并以此为借口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宣布与罗马教庭脱离关系。莫尔对亨利八世处理与王后的婚姻问题以及与罗马教庭的关系问题都持不同看法，对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掠夺教会财产和地产的做法更是极为反感。莫尔无力改变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也无法让莫尔低头。1535年7月6日，莫尔被恼羞成怒的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莫尔最终成了专制王权的牺牲品，也成了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的殉道者。
在遇难后的十多年间，莫尔在英国国内一度成了禁言的话题。随着岁月不断洗白过去的政治恩怨，时间日益冲淡昔日信仰的界限，莫尔终于成了人们可以自由谈论的对象。不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后，莫尔的形象已变得越来越模糊，离现实越来越遥远，但其承载的内涵似乎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多元。无论是英国人和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无论思想上的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也无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似乎都能饶有兴味地谈论着他们自己的莫尔。
英语发展史和英国文学史上有莫尔的位置。他站在乔叟和莎士比亚之间，是把中世纪的英国和近代的英国连接起来的人物。他用英文写作，在英国语文、英国散文和英国文学的传承关系上，是贯通中世纪英语与近代英语的桥梁和纽带。他的文学创作为英国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到来，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作了准备。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有莫尔的一席之地，他是把英国和欧洲结合起来的人物，他用当时欧洲的标准语言拉丁文写作，留下了像《乌托邦》这样的思想瑰宝，他是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不仅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拉伯雷等文坛巨匠，也开了后世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
莫尔生前算不上是一位正统的天主教信徒，但天主教却极为推崇他的忠诚。1886年12月29日，教皇利奥十三为莫尔举行宣福礼，封其为真福者。1935年5月19日，教皇庇护六世正式封莫尔为圣徒。从1970年开始，莫尔的名字被编入罗马天主教圣徒日历。200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莫尔为“政治家的天堂守护神”。
虽然莫尔极力反对建立英国国教的改革，但1980年他被正式列入英国国教改革殉难者名单，作为基督教圣徒和英雄编入英国国教日历，并把其殉难日即每年的7月6日定为纪念日，日历上写着“学者托马斯·莫尔，宗教改革殉难者，1535”。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厦和伦敦塔均有他的纪念牌位。
在莫尔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尚未出现，但后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在讲述自身发展史时往往都会追溯到莫尔，把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1918年，莫尔的名字被刻在莫斯科红场的“为劳动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优秀思想家和活动家纪念碑”上。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500年，便是从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的。
仅从上述几个小例子便不难看出世人认识莫尔的多元性、多维度、复杂性和高难度。相信每个读到莫尔生平和著作的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莫尔。但是，不管一个人信仰为何，就像莫尔的传记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的安东尼·肯尼所说，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莫尔是始终如一的，《乌托邦》的理想与莫尔最终的坚贞是一致的……今天的许多人都已经经历了莫尔所誓死反对的东西，那就是用恐吓和武力的方式强迫别人去接受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管其动机和结果如何，这种行为本身都是可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欣赏莫尔这类人的宁死不屈的勇气。”〔1〕莫尔的另一位著名传记作者钱伯斯也同样指出，从《乌托邦》所表达的思想，到他受审时所说的话，莫尔的理想是一贯的。莫尔与亨利八世的分歧，说到底不是信仰的分歧：莫尔是为信仰而死的，而亨利八世杀害莫尔却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一个专制暴君的私欲。在这里，“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和里奇之流的区别。天主教与浸礼会教徒比起这些人来在信仰方面其实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而克兰默、里奇之徒的“信仰”只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国王的愤怒就是臣民的死亡”。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就是：“这是只知服从权势的人和持有乌托邦公民必备信念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一信念是远远超越于当权者所规定的是非标准之上的。”〔2〕刘易斯对莫尔人格魄力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之中最好的人，站在莫尔面前都要向其脱帽致敬。”〔3〕
二、 道不尽的乌托邦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乌托邦》，该书于1516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长官托马斯·莫尔著。
《乌托邦》一出版即受到当时社会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一方面赞赏莫尔的文学天才，一方面高度评价《乌托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独创性。《乌托邦》初版于1516年12月底问世，第二年原出版商即在巴黎出了新版。由于这两版文字错误较多，1518年3月和11月又推出了由莫尔亲自校订的两个新版本。到16世纪末，又先后出了1520年巴黎版、1548年卢文版、1555年科隆版等不同版本。此外，19世纪之前的拉丁文版还有1613年的汉诺威版、1629年的科隆版、1631年的阿姆斯特丹版、1663年的牛津版、1750年的格拉斯哥版等。由此不难看出，这部书在拉丁语世界是相当流行的。
为满足非拉丁语读者的需要，《乌托邦》陆续出版了各种民族语言的版本。最早的民族语言版是1524年的德文版。此后到16世纪末又有了1548年的意大利文版，1550年和1559年的法文版，1551、1556和1597年的英文版以及1562年的荷兰文版。后来，1636年在科尔多瓦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1789年和1790年又出版了分别从法文和英文翻译的俄文版。也就是说，到18世纪末，欧洲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乌托邦》的译本，不少语体还出版了多个译本。进入20世纪以来，《乌托邦》的各种译本更是不计其数。
《乌托邦》对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随着《乌托邦》一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乌托邦”一词也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各种语言文体中由此增添了一个新的词汇，而由这一词汇所负载着的乌托邦思想也随之得以传播和扩散。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先后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于是，即使对莫尔生平一无所知的读者，仍然可以享受阅读《乌托邦》的乐趣，不论把它当作是对一片新大陆的描述，或当作是除了讽刺以外并没有其他严肃目的的轻松小品，或当作用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严肃政治与经济纲领。甚至既不了解莫尔也没有读过《乌托邦》的人，也可以对他自己的“乌托邦”侃侃而谈。“乌托邦”早已越出《乌托邦》，衍化成了一种符号，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乌托邦》确实名副其实，称得上是一本“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就像一座蕴藏着无尽宝藏的矿山，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们去阅读开采。莫尔的当代传记作家理查德·马里乌斯在谈到《乌托邦》时写道：“花一个晚上就可以把这本小书读完，然而，要理解它或许需要一生的时间。”〔4〕
《乌托邦》之所以历久弥新，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乌托邦思想。列宁说过，“‘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5〕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财产的出现，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出现，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人类由此也开始了漫长的逐梦和筑梦的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大同”和“桃花源”，还是古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国”和“千年天国”，都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乌托邦是人类古老梦想的近代化。莫尔在吸收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擘画理想蓝图的新形式。借助于乌托邦这一思想形式，莫尔成功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从文学角度而言，《乌托邦》这种亦真亦幻的表现手法，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即在结构上用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部分，用不同的叙事手法，使不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虚构”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促使人们反省现实，追求未来。莫尔之后，他所开辟的乌托邦文学之路并没有因他的遇难而中断，而是不断为人所效法，绵延不绝而至当今。
距离《乌托邦》发表将近一个世纪的1601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在西班牙占领者的监狱里挥笔著就《太阳城》。《太阳城》深受《乌托邦》的影响，也是用对话体裁写成，描绘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按照根本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理想社会“太阳城”。《太阳城》手稿被秘密带到狱外广为流传，并于1614年被带往德国，1623年在法兰克福正式出版。《太阳城》宛如《乌托邦》的姊妹篇，是又一部重要的早期乌托邦作品。
《太阳城》的手稿流传到德国，直接催生了德国的早期乌托邦著作《基督城》。《基督城》的作者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认真研读过莫尔的《乌托邦》并深为叹服，再读到《太阳城》的手稿更让他激动不已。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绘制了他自己的理想国“基督城”。同样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了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与《乌托邦》和《太阳城》不同的是，它直接采用了作者亲身经历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基督城》出版于1619年，与《乌托邦》和《太阳城》一起并称早期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珍珠。
就在《太阳城》正式出版的当年，在莫尔的故乡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开始撰写他的《新大西岛》。但该书未及完成培根就猝然离世了，未完稿于1627年发表。《新大西岛》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科学乌托邦图景，是培根以文学形式对“复兴科学”伟大理想的形象化勾勒。该书虽然在内容上与《乌托邦》等没有共通之处，但其写作方式显然受到了莫尔《乌托邦》的影响，在早期乌托邦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又过了半个世纪，法国人德尼·维拉斯出版了《塞瓦兰人的历史》，虚构了一个存在于“南方大陆”上的国家——塞瓦兰的故事。该书开篇即提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和培根的《新大西岛》。《塞瓦兰人的历史》开启了法国人乌托邦文学的先河，在它问世后，很多人群起摹仿，如克劳德·吉尔伯的《卡列耶哇岛的历史》、狄梭·德·帕托的《雅克·马瑟的航行历险记》等，到18世纪末有较大影响者已有十余部之多。这部书被译成德文后也曾流行一时，被康德称为柏拉图和莫尔乌托邦的续篇。
从17世纪到19世纪，尤其是在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用乌托邦作品批判现实制度成了人们喜欢采用的方法，出版了数百种这类著作，而究其源头，则始于莫尔的《乌托邦》。19世纪更是一个乌托邦盛行的年代，充斥着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仅仅在该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就有大约近百部乌托邦作品面世。在此后的岁月中，甚至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今天，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和思想传统仍然延续了下来。
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以来，乌托邦思想在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的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循环中得到丰富、充实、升华和拓展。历史发展到今天，乌托邦思想所承载的内涵已极其庞杂，但它批判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基线却是始终如一的。
三、 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在莫尔的时代，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儿都还未出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反应，是试图用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种思潮和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最初发展，走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历程。14－15世纪，西欧社会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出现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手工工场。到16－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迅猛地发展起来。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到19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基本上在西欧确立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进步又是以空前巨大的社会代价换来的，这段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6〕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和苦难直接引发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诞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高扬个性与自由经济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往往是被当作个人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果。相应地，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就往往被当作是个人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大量涌现的社会问题必须由社会自身来解决，而不可能依靠少数人道主义者的慈善事业。于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否定形式，社会主义思潮便应运而生了。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的暴露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便随之而出现了。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步发展，也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涌现，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日渐成为一种流行话语，一种时尚。欧洲社会主义大潮乍起，随着“社会主义”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乌托邦社会主义”概念也随之出现并风靡一时。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阿道夫·布朗基在其1839年出版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一书中使用的，用以指称当时欧文派、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称谓很快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不过，布朗基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一称谓的，但接受这一称谓的人们却并不一定都是从贬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使用了“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恩格斯后来把自己撰写的《反杜林论》中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的章节抽出来单独出版的小册子，书名就叫《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法文版）或《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这里乌托邦社会主义主要用来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但也有用以泛指资本主义萌芽以来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期间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意思。后来，乌托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便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普遍称谓。于是，莫尔的乌托邦同后世的社会主义便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历史地看，莫尔在《乌托邦》中对英国乃至欧洲现实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而且也是对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早期发迹史的批判，是对尚处于胚胎形式的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否定。因此，《乌托邦》的现实批判，并不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后人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它实质上是近代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先声，是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一声呐喊，虽然这个声音是那样的孱弱。在后世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作为先驱者，莫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使独自一人，也要为捍卫整个受压迫阶层的权利而战”。〔7〕
其次，在莫尔关于乌托邦的构想中，他所提出的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思想对后世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设想，为后世社会主义所广泛接受，成了他们建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素材。对此，19世纪法国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在谈到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时曾明确地指出，虽然该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它“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共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整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最伟大的贡献”。〔8〕《乌托邦》所阐明的公有制思想，就其深刻性和影响力而言，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到一部能够与之比肩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鼻祖。
最后，即便从纯粹字源学上看，把莫尔的“乌托邦”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无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其中的“乌托邦”其实都是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Utopian)，无论是把它理解为褒义的“理想（的）”还是贬义的“空想（的）”，这个词都是从“乌托邦”一词衍化而来。在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之前，无论是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形容词的“乌托邦（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当人们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这一概念时，自然会溯及莫尔的《乌托邦》，而《乌托邦》中所阐发的乌托邦基本理念与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高度契合，莫尔的乌托邦自然也就成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
恩格斯在其《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在谈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时明确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乌托邦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9〕这样就把从莫尔直到欧文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贯通了。由此，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一般也会以莫尔的《乌托邦》作为开端。1887年，卡尔·考茨基出版的《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是社会主义者给莫尔作的第一本传记，该书开篇第一句话即是，“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站着两个伟人，这就是当时驰名全欧的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10〕此后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沿袭了这一观点。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由来。
四、 从乌托邦到中国梦
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时，首次借用了渊源于莫尔的英文“Utopia”一词，并精心构思了一个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汉语新词“乌托邦”。
严复翻译《天演论》第八篇的标题即为“乌托邦”。文中在描述了一个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家治理图案后解释道：“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不过，赫胥黎的原文中并未提及“乌托邦”一词，而是用的“人间天堂”、“伊甸园”，①这说明严复不仅读过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而且深谙该词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才在译文中借用了这个词。商务印书馆1931年再版该书时所加的编者注解释说：“乌托邦Utopia，犹言理想国。第十六世纪初年，莫尔（More）氏著书言Utopia为政法尽美之国。实无其地，尽虚拟耳。”〔11〕严复所创“乌托邦”一词被我国学界广为采用。
①严复所翻译的那句原文是：Thus the administrator might loo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rthly paradise, a true garden of Eden, in which all thing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the gardeners.参见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11, p.19.据考证，中国人最早提到莫尔之《乌托邦》的文献是1902年的《新小说》的“哲理小说”类下的书目广告一栏出现的“英国德麻摩里著《华严界》”，译者不详。1903年3月13日的《译书汇编》刊载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斯摩尔之华严界观》一文中又说，“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1906年9月5日出版的《民报》第7号上发表的廖仲恺（署名渊实）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在介绍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时也说：“盖在上世宗教与共产主义常相提携……基督教诸教父之著述亦多含此理想之天国者，彼一五一六年德漠师摩（Thomas More）著《华严界》（Utopia）……”在这里，都按照佛教的理想，把“乌托邦”译成了“华严界”。但这一译法没有被学界认同，绝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严复译“乌托邦”一词。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兰坪著《社会主义史》提到“穆亚的《乌托邦》”；同年出版的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第二章第一节用的是“摩尔及其《乌托邦》”，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郑学稼译的美国雷岱尔著《社会主义史》一书第四章也是用“摩耳的《乌托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麟生译的首部汉译全译本《乌讬邦》，只是把“乌托邦”改成了“乌讬邦”。严译“乌托邦”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汉字词，其含义也不断扩展，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但西文中广泛使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在进入汉语语境时却发生了转化，最终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907年9月，由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第6号上发表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就提到“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所指即为前述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只是把作者误作马克思了。这里就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不过，1912年5-7月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标题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显然这里又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1920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全译本出版，其中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又翻译成了“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后的各版本《共产党宣言》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译法。此后陆续出版的《反杜林论》或者《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中，无论是吴黎平、柯柏年还是博古，只要是“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几乎都把它翻译成了空想。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译著中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语，如1930年春明社书店出版的刘下谷翻译日本人土田杏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一书，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叶启芳翻译的德国毕尔所著《社会斗争通史，第三卷：近代农民斗争及乌托邦社会主义》，1933年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邓季雨、钟维明翻译的德国考茨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之评判》等，但这一语汇在后来的博弈中也未能占据主流。“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一直因袭下来，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凡提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地方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非常熟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
而不少人并不知道这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是就西文中“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汉语语境下的语义转换。虽然说“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今天同样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一转换并不是很成功的。因为它丢掉了“乌托邦”一词的最重要的一方面的含义。〔12〕
为什么Utopia到中国变成了“乌托邦”而“Utopia Socialism”却转化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呢？这可能与当时两个概念传入中国的不同途径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乌托邦”主要来自英语语境的Utopia，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与其他众多政治色彩很浓的词语一样大多转道来自日语，而当时很多来自日语词汇的汉语都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日语中的汉字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等等，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典型的可以以《共产党宣言》中这一词的翻译为例，陈望道翻译《宣言》时是用英文版并借助日文版翻译的，其译文有不少地方都直接借用了日文版中的日语汉字词，陈译本《宣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成徐本、博古本、成译本、华岗本等都接受了这个概念。但陈瘦石译本则不同，因为陈瘦石的《宣言》直接译自英文文献，同时作为独立学者的陈瘦石翻译时也不受共产党人话语体系的约束，所以他把该词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翻译这一词汇时之所以接受日本的汉字词“空想”，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有所贬抑，有明显的扬马（克思主义）抑乌（托邦）之意。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理想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其实都只是抓住了乌托邦一词的一个方面的含义，而丢掉了另一方面的含义，应该说都不够完整、准确。如果一定要在这二者中间选择一个的话，应该说理想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稍微要好一些，毕竟理想中既包含科学的、合理的因素，也会有幻想的、空想的成分，这都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说空想里面包含着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听起来多少有些别扭。不过，如果从全面并且传神的角度，理想社会主义一词仍然不及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
莫尔的乌托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乌托邦社会主义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了汉语的语境，不论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当我们叙述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源头追溯到莫尔，以及他的《乌托邦》和他的“乌托邦”。
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着制度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样的，也始终存在反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但是，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反应及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只是为近代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思想启示和历史依据。严格说来，它们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史。1516年，标志着乌托邦社会主义诞生的《乌托邦》一书的出版，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不过，社会主义由最初极少数先哲的思想火花，最终生成社会运动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19世纪先进文化为依托，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地吸收了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流，一种思想理论转变成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形成了几乎席卷全球的运动。
进入20世纪，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地球的一角，在一个显然已被战争拖垮并且眼看就要拖死的沙俄帝国的母体上，如凤凰涅槃一样奇迹般地诞生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她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封锁，战胜了内乱和外患，从一个幼弱的政权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严重的失败；有凯歌行进的顺利发展，也有艰难曲折的改革探索。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探索之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运动和流派。这些思潮、运动和流派生生灭灭，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它记录着一些持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们孜孜探索的足迹。
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空前的挫折和灾难，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趋势。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人们很容易发现：自托马斯·莫尔迄今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不过是少数先哲对社会不公正的微弱的呐喊，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思潮，再变而成运动，随后衍生出制度。它从欧洲一隅的点点星火燎原全球，从涓涓细流激荡为洪波巨浪，所呈现的发展轨迹显然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是社会主义理念持续不断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也有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当我们惊叹于前者的“伟大”与“惊心动魄”之时，切不可忘记后者同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当“伟大”与“惊心动魄”暂时退出人们的视野的时候，历史并没有就此驻足。社会主义就这样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而不衰。
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遭遇空前挫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浴火重生。中国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但社会主义从它植根中国大地上那一天起就始终存在一个基本原则与实际国情的结合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每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创造性开拓，都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特色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普适价值，又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的沃土，给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发展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以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充实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图谱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历程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它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中国梦就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中国化，属于同一个思想谱系。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既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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