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10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向“现代性”转变的“结点”上，如果说现代化预示着社会的“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那么，未来10年改革的重要走向就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要从战略层面上抓住影响稳定全局的关键性制度进行改革。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的期盼，必须考虑用新的体制机制规范社会运行。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深入到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换句话说，改革必须摆脱“纯经济学思维”，要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思考改革大局，把改革切实推进到“政治行政体制”这一关键性制度改革阶段，为社会稳定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保证。
通过对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梳理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对现有体制形成重大威胁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信任缺失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良治”或政府自身改革相关联，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手段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或“制度理性”的安排才能完成。概括起来讲，具有现实性、紧迫性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的民主手段;最后，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和专业化，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浪费。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放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就是因为它具有“创造公共价值”的基本特性，其结果能够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公共价值与公共政策和公共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制度理性，公共政策只有在公共精神的指导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共价值。
因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就是能否实现公共价值的“关键词”。公共价值由于其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重要性的特征，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就具有重大战略性的意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载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都必须服从国家“创造公共价值”这一长远目标，否则就可能造成动摇国体的严重后果，给整个民族造成伤害。这就是说，公共政策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和社会共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人云：“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治国安天下的真理，也是我国历朝历代“王朝兴衰替代”的历史教训。因此，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制度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是我们民族彻底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干部人事体制改革
干部是国家首要的软实力，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向心力与官僚的廉洁、责任和效率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高效廉洁的政府要靠合理的政治行政体制机制来维系，而不是靠个人美德来维系。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只有在刚性的制度框架内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目前，从各种调查结果来看，干部腐败、公权私用问题已经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障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极大的紧迫性。归纳起来，腐败产生的根子还是在于“一把手”权力过大又事实上没有监督造成的，“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财权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官选官、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单位或组织由“小圈子”胡乱决策胡乱花钱、甚至贪污腐败的现象很普遍，公共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基本被“边缘化”，组织文化遭到破坏，组织没有了凝聚力，“一把手”或“管理层小圈子”以组织的名义干坏事，群众敢怒不敢言，使对立情绪蔓延，长此以往，必然对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伤害。
因此，关键性和紧迫性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有三点：首先，必须下决心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逐步推行群众参与的“一把手选任制”，从源头上规范“一把手”的权力运行。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行的“公推直选”，是个好经验，应该重点做好“一把手”的公推直选。其次，要加快“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文明社会的运行经验证明，财产申报制度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最后，为了遏制权力腐败、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现象发生，在考入公务员队伍以后的晋升渠道设计上，要参照世界各国公务员晋升的经验，按照资历和绩效晋升的原则，使公务员晋升和“职业预期”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
公共财政与预算制度改革
财政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目前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0年前的 l万亿元左右，增加到 2009年的6.8万亿元，增长了近 7倍。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防止特权腐败确实是个大问题。根据世界各国的做法，有两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要走民主预算的路子，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分开，充分发挥人大在预算编制和监督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快预算公开透明、分类细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阳光预算”，便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方面体制改革的任务相对较轻，改革的重点将从“体制性安排”转向经济调控等方面的“技术性安排”。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紧迫性，特别是在形成有效率的公共政策体制、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体制、民主的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等基本体制改革方面，将是决定我国发展成功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