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然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的如实反映，那么，谬误就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的不实反映．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几乎公认，就社会总体而言，谬误的产生是同人们认识水平的低下直接相关的，而认识水平的低下又是同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低下联系在一起的．就某一个体乃至某一群体而言，谬误的产生是同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如所属民族、阶级、政党、行业、文化、认知等的局限性有关．当年弗?培根就指出过＂四种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象＂、＂市场假相＂、＂剧场假相＂所造成的谬误．这其实指的就是人之产生谬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社会现实原因，以及个体、群体自身原因，即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只是他在这里概括得不够准确，且有重迭之处．人在感性认识阶段，就往往陷入片面性（瞎子摸象），或＂暗昧的认识＂（德摩克利特）．而任何感觉都有一定的＂认识图式＂（皮亚杰）为背景，这＂背景＂有缺陷了，自然要污染这里的感觉，这也就是＂观察渗透理论＂所可能带来的＂库恩损失＂．詹姆斯讲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话：＂实在的实在，由它自己；实在是什么，却凭取景；而取景如何，则随我们．＂（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页）感觉什么，怎样感觉，都有可能遮蔽和歪曲客观对象，发生错觉．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及其后，并无自动的逻辑通道，不能自然地得出某种预成的正确结论．这样，人的认识偏离客观对象的可能性就更明显．弗?培根指出：＂人类理解力依其本性容易倾向于把世界的秩序性和规则性设想得比所见到的多些．＂（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页）休谟还看到了：＂一个通则一旦确立后，人们就容易把它扩展到它们原来由以发生的那些原则之外．＂（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14页）黑格尔则揭示了：＂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上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0页）这种＂区分开来＂，就会造成对整体性的遮蔽，并使＂诸环节＂因与整体的脱离而失去其在整体中本来应有的性质．思维还有一种特性，就是如列宁说过的那样，类似一串圆圈、曲线，其中的任何一个小段都可能变成直线，从而导向谬误．（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5页）现代解释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出现还启示着人们，通过思维的抽象活动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由于＂关联效应＂而常常带来＂共生蒙蔽＂的弊病．因为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的客观事物，在抽象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用语言进行概括和解释的过程中，只能着眼于其中主要的、本质的特征，但这主要的、本质的特征，是与其它种种特征＂共生＂于一体之中的，人们有时便把其它特征与主要的、本质的特征混在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人，包括众多领导干部乃至学者，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一概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因而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就是由于这种＂关联效应＂所带来的＂共生蒙蔽＂的表现．这里涉及一个思维在进行抽象的过程中，不能离开语言的运用，而语言在进行概括时所具有的＂超全性＂的问题。在列宁看来，这种“超全性”，便会含有一定＂幻想＂的成分．难怪哲学家弗洛姆曾感叹人所使用的语言常常“是陷阱＂、“有危险”呢！看来，真理既然免不了语言的＂纠缠＂，就有必要防止因为它的＂超全性＂带来的＂共生蒙蔽＂的消极作用．如对自马克思以来人们经常谈论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等说法，就常常使一些人认为他们身上的一切思想特征，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实，他们很可能同时还是＂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品德高尚、治学严谨的科学家＂。看来，谬误的产生，是具有普遍而又深刻的认识根源的，如果再加上＂人为＂的因素，特别是利己主义、宗派主义地有意歪曲或取舍，就更会陷入谬误，乃至不能自拔．以当代中国存在的种种社会思潮而言，有人至今还在主流媒体上宣扬曾经在党的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无视这一理论在五十年代，特别是“文革”中遭到的严重歪曲，并因而造成极大破坏作用的事实。他们甚至把从实际出发，重新审视阶级斗争理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者，攻击为企图进行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以为抵制、歪曲改革开放，归根结底为巩固、扩大自己或自己所属集团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寻找“理论根据”。
（二）做为＂如实反映＂的真理，不但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做为＂不实反映＂的谬误，同样不但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黑格尔在指出“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的同时，还说过：＂每一个观点都有其正确性的一面．＂（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4页）对此，恩格斯说了一段人们熟知却又每每忽视的话：＂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中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9页）以谬误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真理而论，恩格斯曾举出科学史上的例子，指出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因其谬误，而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所推翻，＂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同上书，第582页）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地球中心说这种谬误是能够转化为真理的．现代宇宙学中的＂人的宇宙原理＂昭示了，在科学研究、思考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以人生活于其中的地球为中心，而不是以别的天体为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思想理论中，人们熟知的毛泽东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已被实践证明为谬误的理论，但其中含有的发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则具有某种真理性．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也可以转化为真理．
（三）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言说中，邓小平做为一位肯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问题的政治家，能够冲破如弗?培根所说的种种＂假相＂的束缚，提出了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等石破天惊的观点，并倡导改革开放，要求大胆改掉一些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管理方式，无疑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在九十年代，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不要凡事都问＂姓社姓资＂，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只在＂社＂与＂资＂，这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的顽固习惯，并在事实上触动了那种只在真理与谬误这两极中来回跳跃的思维特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思维过程中由于＂关联效应＂所带来的＂共生蒙蔽＂，仍常常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领域中，使人们陷入谬误的境地．这在八十年代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主流话语把一些肯于思考问题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说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异化＂现象，批评为＂社会主义异化论＂，并攻击这种异化论是＂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是在搞＂精神污染＂，就不正确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其主要的、本质的方面而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都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消极现象．把这些消极现象说成是必须解决的异化现象，并无不可．当然，是否用＂异化＂一词，是否有必要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都叫异化，是可以讨论的．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沿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说法，使用过＂异化＂一词，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哲学百科全书＞（１９７２年版）的编者在考察了该词的历史沿革和当代的流行解释后写道：＂面对这么多定义，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中国的学者们大体上倾向于把＂异化＂解释为，主体活动所带来的结果与主体的当初愿望相疏远、背离乃至对立．这种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在讨论中，以致在运用中，还有＂个人偏好＂、＂市场调节＂和＂约定俗成＂的问题．如果人们多喜欢用这个词，就可以用，如果人们多不大想用，就不必用，但不能用行政命令或＂大批判＂的方法，强行要求使用或禁止使用．至于＂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存在＂异化＂问题，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但涉及哲学方法论问题，还涉及语言学、解释学问题．不可一听有人说社会主义会出现异化，就立即攻击为＂反社会主义＂．有这样一些问题，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是必须予以认真思考和对待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是否有可能由＂守夜人＂，变成＂监守自盗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吏，是否有可能由社会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如何在经济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和专制主义的弊病？在这些问题面前，轻率地否定使用＂异化＂这一概念，并攻击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和领导干部，是不可取的，甚至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