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学术界的「规范化」或「专业主义」倾向日益强盛。学术活动（教学、研究、发表、课题以及评奖等）愈来愈多地被纳入标准化的、可计算考核的规则体制之中。其结果是学术生产的数量激增，也出现了一批崇尚专业的年轻学人和更为规范化的著作和论文。但与此同时，质量低劣的「研究成果」开始泛滥，仿造、抄袭和剽窃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不少抨击者斥之为「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其二是思想界的激烈争论。知识分子就社会转型中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拓展了公共领域的疆界，开辟出新的论述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争论过程中出现了攻击性言辞与敌对性情绪，导致了思想界的某种分裂，也使许多重要的探讨未能获得充分的进展。
本文所采用的「场域分析」框架直接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启发1，试图由此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生产与公共思想论争做出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性考察，主要着眼于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自主性问题以及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之间的关联。布迪厄曾区分了知识场域的两种生产：一种是针对同行的、专业（学术、文学、艺术、科学）的「有限生产」，一种是为了满足外部（政治的、经济的、大众欲望的）需求的「大生产」。布迪厄将「有限生产」与「大生产」都看作是知识场域的两个次级场域，或者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极端，前者严格遵循内部的等级化规则，而后者受到外部场域（权力场域与经济场域）规则的制约。他认为，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取决于内部规则：外部规则愈是服从内部规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程度就愈高2。但是，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并不是天然造就的，而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在各种竞争与斗争中建构的。因此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具有深刻的关联。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场域确立自主性的历史建构过程，揭示当代知识生产的某些制约性结构和因素。在充分肯定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与思想成就的前提下，着重分析造成其负面现象的结构与机制，认为无论是当下学术界流行的专业主义倾向还是思想界活跃的公共性讨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其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场域仍未获得充分的自主性。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思想界」或「知识界」这样的名称是迟至80年代中期才开始流通使用的。此前，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大陆主要通用的是「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教育战线」以及「宣传工作系统」之类的名称，并不存在后来被称为「知识界」的那样一个社会领域及其对应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作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知识共同体──创生（重建）于「后文革」时代，至今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建构过程又是在自身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制约，以及历史资源影响之下发生的。特定的历史建构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知识生产的状况及思想论争的形态。
知识场域规则的一个核心是为知识的「权威正当性」（legitimacy of authority）提供依据。知识生产具有独立于外部场域（权力场域和经济场域）的权威正当性是其确立自主性的重要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虽然知识分子的处境时而温和时而险恶，但始终没有出现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场域，知识生产基本上是国家权力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哈佛大学现代中国思想史家古德曼（Merle Goldma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几乎紧接着1949年之后，前半个世纪相对的知识自主性与文化多元性被断然终结」3。自主性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个体知识分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言论或者没有真实的学术努力与成就，也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公共批判的道德勇气，而是说，「知识话语」生产本身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其价值标准、规范原则和竞争的符号资本都首先不是场域自主生成和决定的，而是由「外来的」国家权力所制定和控制的。知识生产的所有环节──从学院与研究单位的体制构成与管理、资金来源、学科设置、人事安排、成果评定，到发表审核的机制与标准等等──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知识场域是「他治」（heteronomy）性的。「他治性」知识场域的重要特征在于论述的「权威正当性」不是独立的，而是「借用的」。知识话语的正当性依附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任何与意识形态抵触的言论无法在场域内部获得认可。在他治性的知识场域中，「政治正确性」的外部规则内化为知识场域本身的规则，成为竞争的首要资本。这是布迪厄所分析的所谓「日丹诺夫主义」的极端状况4。
对于中国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发展来说，文革结束之后的十年尤为重要。我们可以辨析一个从国家权力附庸的「意识形态领域」转向「独立自主的知识界」的趋势，这是知识场域开始脱离权力场域的母体而诞生的过程，是摆脱「他治性」而寻求自主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知识分子放弃「借用的」正当性而寻求独立的话语权威正当性的努力。这首先是知识维度上的巨大努力，但由于知识场域「历史地」脱胎于权力场域，它也必须同时处理与权力场域的历史遗留关系，必须达成某种制度性和规范性的安排和妥协，因此也不得不同时是政治维度上的努力。所以，80年代知识界寻求自主性的过程必须同时通过「知识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努力来展开。
当下许多论者在对80年代思想界状况的反思回顾中，将其特征解读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新启蒙主义」，批评其「空泛和粗鄙」的学术品质；更有论者指责新启蒙话语是「为改革意识形态的服务」，甚至本身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叙述，因而是与国家权力的合谋而丧失了批判的自主性。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反历史」的解读。这种「学术／思想」的二分概念是在90年代被提出而逐渐流行起来的，本身恰恰是需要被「问题化」的。在中国知识界从权力母体脱胎而诞生的80年代，学术与思想、知识与政治不可能作如此对立性的划分。当时任何学术维度上的努力都不得不包括最低限度的政治性诉求，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借用」改革开放的国家叙事策略。新启蒙运动中学术与政治的「复合性」特征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没有国家权力内部的分裂与松动，没有权力场域提供的结构性可能空间，知识场域的自主性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从一开始造成了容易混淆的复杂局面──「来自国家权力的政治言说」与「依据知识权威的政治言说」的纠结状况，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识这种复合形态中的纯粹知识维度的巨大成就。1977年开始恢复的高考制度、学位制度及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制度，都是国家推动的举措，但对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确立却是必要的制度性前提。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身逢其时地参与了「科学的春天」的营造，但这个文本所塑造的影响深远的知识英雄──数学家陈景润，却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怪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者。这个例子表明，对国家政治叙事的参与（或者「合谋」）是如何可能造成一种摆脱对权力依附的独立学术观念，并对整整一代人发生影响。李泽厚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始于1972年，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始于1971年。这些对文化热和新启蒙话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远在官方的改革发生之前就诞生了。作为文化热的主将之一，甘阳及其「文化：中国与世界」委员会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出于自觉的学术建设动机5。
新启蒙叙事或许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政治叙事具有一致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80年代知识分子寻求知识自主性的努力。对于脱胎于权力场域附庸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从「他治性」到「自治性」的场域确立，从「借用的」到「自主的」话语权威的转型不可能通过纯粹的学术行动来达成，而必须包括一个（广义的）政治性行动，其中包括了对国家权力界线的论说、对更广泛的民主与自由理念以及制度建设的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学术而学术」之类的主张首先不得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诉求，因而必须处理它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必须与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复的「谈判」。也就是说，学术独立与自主的诉求必须经由超越学术领域「有限生产」的思想性的论辩才可能获得。从自主性确立的角度对80年代的知识场域予以历史考察，就会发现，那种以「学术」与「思想」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处理「新启蒙主义」的描述并判定其「重思想而轻学术」的论断，是一种依据「后知之明」的化约主义阐释，是一种非历史的叙事，不仅会导致一种带有「时代错误」的扭曲性偏见，而且会继续遮蔽那些制约着当今知识生产的历史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学术」与「思想」病理性分裂正是这种非历史阐释的后果。
三 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专业化发展
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自发的「人文精神」与「学术规范」等讨论表明，知识分子在1989年之后迫切地需要重新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而80年代流行的知识生产模式──「启蒙知识分子」或者「思想家」的模式──已经在新的政治与商业力量限制下陷于困境。于是，回归「学术本位」在知识界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再定位方向。90年代开始，经由观念上的合理化以及国家体制的策略性支持，形成了知识界的「专业主义运动」。在观念层面上，通过对「干嘉学术」风格的再阐释，通过对陈寅恪、钱锺书等现代学人的偶像化解读，专业主义获得了来自历史传统的合法性支持。同时，海外留学与访问学人多年累积的「学术交流经验」，使中国知识界普遍感受到西方学术生产的示范性压力，而在学术规范上与「国际接轨」也应合了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时代性主题，这使专业化运动进一步获得了普世主义的合法性支持。在体制层面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教育、科学与学术研究单位全面实施「计量性」的规划政策，通过建立从职称考核评定、工资待遇级别、课题申报制度、核心刊物设置、到学术成果评奖等一系列「可计算测评」的标准，配备相应的奖惩措施，有效地将学术生产纳入新的计划与秩序的格局之中，使专业主义获得了体制性的资源保障与正当性权威。
专业主义的兴起既改变了知识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知识场域的结构与场域中知识分子的「惯习」（habitus）。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去政治化」的特征──国家对知识界的管制机制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方式逐步转化为行政（官僚）性的手段，而知识场域内部的竞争由传统遗留的个人化的「人事矛盾」斗争逐步转向有规章可循、有标准可依的角逐。从表面上看，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使知识场域确立了「现代专业主义」的形式化标准：获取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系统训练；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专业精神的体现范例，以及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等。但是，如果我们对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专业主义状况作出细致的考察，将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结构上与机制上的严重缺陷。
首先，在「学术范例」与「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方面，学术界仍然处在含混、朦胧、甚至混乱的初级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可以在实践中有效操作的共识性标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学术界」是在1978年开始重建的，二十多年短暂的实践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成熟的共同体内部的公约性标准。而且，这相当短暂的学术重建历史又处在整个社会转型的不安变动之中，所依据的「范例」是多变而混乱的。二十多年来，学界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和人物往往昙花一现、似过眼烟云，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范例性」作品和学者寥寥无几，难以形成累积性的经验从而转化为一套稳定而持续的行业评价机制。
当然，学术界在克服这一先天局限方面作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纵向承接五四一代学人的「学统」，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典学术成果作为范例；一是横向移植西方学术规范，将西方学院派的研究模式作为经典范例。这两个方向上的努力都获得了一定成果，也成为目前学术生产所依据的重要尺度标准之一。但是这两个方向的努力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障碍。「纵向继承」的努力中存在着时间性的断裂问题：五四一代学人的知识论语境与当代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下所造成的复杂格局，使得许多历史「范例」很难在当代获得明确的示范性效用。「横向借鉴」的努力则需要处理「跨文化」的空间性裂痕问题：西方学术创造的各种理论模式在甚么条件下可以在中国语境中被援用？
如何才能正当而有效地被「本土化」？这是学术界反复争议的问题。
由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知识范例标准及其确认机制，依靠形式主义的专业化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推动知识生产以及同行之间的生产性竞争。例如，中国学术界目前采用以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测评一个学者成就的重要标准，这在形式上与国际规范完全一致。但在实践中，许多专业刊物的编辑还未能建立一套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审稿与决定取舍的机制，于是「以专业论文的发表来判断学术成果」这个制度性措施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空洞化，无法成为推动有效知识生产的机制。西方专业刊物普遍采用的「匿名审稿制度」一直难以在中国学术界获得真实的实施，这背后有深刻原因。「匿名审稿制度」并不仅仅是一套操作程序，它是整个「同行评价系统」（peer review system）的一部分，其权威性有赖于一个充分发展的共识性知识规范，这包括：专业领域的范例性成果是明确的；学术权威是经由历史检验与同行论证而公认的；「不同学术水平所造成的差异」与「不同学术流派所形成的分歧」不会被混为一谈且能被明晰地辨识；学术评议人具有同行确认的学术资格；评议人在审查过程中严格遵循非个人化的职业伦理规范，审查结果可以通过一套透明的程序予以辩驳和再度论证。所有这些形式化程序都需要其背后的「共同体内部充分发展的共识性规范」来支持，才能保证这套程序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中国学术界由于重建历史短暂等局限，其专业主义运动具有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化特征。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强化了某些形式理性的标准，另一方面却是实质性规范的匮乏。在各个专业领域中真正发生影响的知识规范与评价机制往往是「非形式化的」──存在于各种「师承关系」以及互为欣赏与亲和的「同人圈子」之中，存在于「口碑」之中，是以「非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的方式运行的潜规则。潜规则与制度化的标准既有兼容又有冲突，但因为潜规则不具有形式化和非个人化的普适性效力，因而在规范化的实践中会形成严重的偶然性与参差不齐的状况。学术界在某些专业与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显示出较强的规范性，彼此的竞争具有较高的生产性──知识具有批判性的积累与成长，学科自身的发展出现了较为自主的规则。在这些领域中，专业刊物、研讨会、同行评价等知识生产机制都逐渐形成了商谈性的评价权威6。另一些专业与研究领域的情况则相反。在这些领域中许多形式化的专业标准──职称制度、评级与资金分配的计量化考核制度、课题申报制度等等，虽然在表面上具有足够的「工具理性」特征，但其实施的结果却常常远离「有效学术生产」的理性目标。目前广泛存在的所谓「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现象，正是这种非理性生产状况的征兆。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的专业主义运动同时受到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干涉与制约，在规范化水平上出现了结构性的非均衡分布。国家权力虽然放弃了对知识场域的全面掌控，但仍然要求知识界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出论证，这导致知识场域生成了一个常常被称为「理论界」的次级场域。同时，大众传媒在90年代获得了迅速的商业化发展，而在社会转型中诸多公众关怀的问题通过传媒机制转化为对「思想」的市场需求，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说与时事评论获得了市场价值。在传媒场域与知识场域的互动中，「思想界」作为知识生产的另一个次级场域应运而生7。「理论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作为知识场域的三个次级场域，展开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各自的规范化程度也各不相同。「理论界」的生产遵循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规划，具有较为明确的规范准则（虽然这种「理论规范」与知识场域自主的「学理性」并不一致，甚至时有冲突）；「学术界」的规范程度在不同的专业与学科领域中呈现出差异；「思想界」的讨论则最缺乏规范。三种知识生产遵循着不同的竞争规则与目标资本，但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隔绝的。这不仅由于几乎所有的知识生产者都同样寄居于「社会与人文科学界」的单位体制，而且也因为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在原则上（或至少在名义上）都必须依据「学理性」（知识理性）获得其话语的权威正当性。因此，部分知识分子可以同时「跨界」从事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
四 当代思想论争的知识局限
90年代初，国家一方面从此前「过度控制」的「纯学术领域」部分退让出来，一方面强化了对公共论辩的引导、规划与控制。这为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但同时也制约着其结构形态，对公共思想讨论的影响尤其严重。公共思想论述所蕴含的社会影响力超出了知识界的共同体范围，「公共思想」具有一部分独立于「学术」的评价尺度，比如道德感召力、常识诉求、实践性效用及公共传播受众效应等，但这并没有剥夺其「智识性」（intellectual）特征。也就是说，公共思想论述的权威正当性──在其智识性维度上──仍然依附于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但是，当代思想论争最为集中的「论题域」所对应的相关专业学科却没有发展出自主性的规范，这主要是由权力场域与知识场域之间的特定关系所造成的，确切地说，国家权力主导与规划下的专业化进程导致了结构性的学科不均衡发展。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在与公共性问题较为疏远的专业领域中，国家的干预较弱，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来发展相对较强的学术内部规则；而在与公共问题直接相关的学科领域，学术规范的自主性则相对较低。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政治学专业领域。在世界各地大部分学院的专业学科划分结构中，对本国自身的政治研究是政治学专业中的主干学科，而中国目前的政治学专业设置则与之相反，最主要的学科是「国际政治与对外关系」，「公共管理」次之，而「中国政治」至今还没有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目前在「专业研究刊物」上发表的大部分所谓「中国政治」类别的研究论文，实际上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界」生产。由于这个学科领域的问题设置与论述边界严重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没有获得充分自主的学术性空间来发展学科自身的规范与评价机制。类似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也仍然受到官方「中共党史」框架的严重制约。因此，90年代兴起的学术专业主义运动，其专业规范化水平在各个学科中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分布，专业化发展水平最低的正是「中国政治」等与当代公共讨论最直接相关的学科领域。这对公共思想讨论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影响。
那些在思想论争中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中国目前的国家权力性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正问题，中国语境中的权利与公民、政治自由与民主、社会运动、参与性民主与宪政等──没有在学术界发展出具有规模的专业化学科研究。在这些问题领域中，几乎不存在可以明确辨识的「学术范例」，不存在经由充分论证而得以有效使用的完整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不存在彼此竞争的权威性「研究范式」（paradigm）以及在这些范式指导下（持续而有规模地）开展的研究活动。因而这些学科内部也不具备可以对研究成果做出评价的标准与机制。换句话说，当代专业化的「学术界」实际上没有为「思想界」的公共问题讨论提供基本和必要的学理基础和知识准备。这使得公共思想讨论中的许多重要分析与阐释失去了可以公度的鉴别与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依据个人倾向做出的可能失之武断的论说。
由于公共讨论所涉及的复杂问题没有在相关的学科框架中得到充分研究和辩论，而直接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讨论者不得不在公共性的写作中大量进行「学术论说」，从而替代性地提供本来需要由复杂的学科性研究才能提供的学理依据。这使得中国的公共话语具有「超载的」（overloaded）学理负担。但是，在公共论述中施加「超载」性的学理言说并不能使讨论获得可靠的学理依据。因为公共领域的文本写作、阅读、阐释和回应等过程受到大众常识和传媒逻辑的制约，完全无法替代由自主的专业化共同体的学科性研究所提供的学理依据，因此也就无法克服目前（与公共问题的相关对应）学科领域专业研究匮乏对思想论争所造成的根本困难。
知识场域的这种状况给公共思想论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国家权力的规划与控制使得公共领域的讨论无法明澈与清晰，同时，公共论述中最具有争议的论题由于缺乏（本土语境下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方法和理论都不具备知识论上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固然有不同于学术研究的道义关切和常识诉求，但它之所以不同于新闻记者的写作，或者不同于出自直觉的呼吁意见和评论，在于它享有某种独特的知识依据，而这个理据的可靠性隐含在相关的学科研究已经论证或澄清的部分，也就是说，思想言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理的有效性。「学理依据」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必须根植于一个共同体在本土问题背景下反复持续的实践，其中共同体所公认的知识鉴别标准与评价机制至关重要。离开了共同体评判的可能性前提，任何个体性的独特论述，无论何等智慧、敏感或博学，都不是「学理性」充分的表现。将个人的思想与写作才华与知识批判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混为一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幼稚病。在知识评价机制混乱的情况下，「思想界」的争论虽然热烈，却很难有效地推进我们对公共问题的澄清、理解与对应对方案的选择。或者说，这类知识生产虽然活跃，但对知识的「批判性成长」与「累积性建设」的贡献极为有限。近年来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许多争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竞争8。在这样的知识场域结构中，中国思想界的许多代表性人物及其论说方式，虽然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价值与批判启发性，但其结论都很难以学理的尺度予以有效的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大量援用理论与学术名词的论述，还是较为浅白通俗的写作，同样都陷入了学理性失当的困境。当人们无法辨识和评判各种论说的理据时，论辩者与读者（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都只有根据自身的立场与直觉作出响应，思想争论大多沦为「立场」、「提法」、「思路」和「意见」之间的无休止争论。这样的公共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也带来了新的论题和激发人们思考的见解，但却很难在争论中获得有效的对话，很难有效地推动公共论述的建设性批判发展。
布迪厄说：「知识分子的特定力量，乃至政治上的力量，只能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之上。」9当代中国公共论争中的形态特征反映出了知识场域的整体性缺陷──知识场域在特定的历史建构中仍未奠定自身的自主性，因此无法确立场域本身所支持的权威正当性。目前的专业主义运动作为知识分子回避公共参与的「避风港」似乎已经够充足了，但作为知识自主性的发展还远远不充分。正是知识自主性的缺失造成了「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二元分裂，学术研究与思想讨论被隔离为两个空间，「学术自主性」的获得是以不干涉公共议题，即牺牲其政治性为代价的。在没有确立知识自主性前提下的知识生产，使得知识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一方面对立分裂，同时又以一种粗鄙的方式紧密纠缠，从而导致了思想论争中的某些恶性竞争现象。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中「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深刻的紧张与纠结，或者说「学术」与「思想」的分裂，并没有在90年代的专业化潮流中得到化解，它仍然埋藏在知识场域的结构性规则中，并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制约与影响着当今公共论争的形态与特征。学术与思想二元对立迫使个体知识分子似乎不得不在两种虚幻模式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即布迪厄所谓的英雄干预式的「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神话，以及在学术象牙塔中洁身自好的「不问世事的名士」神话10。如果没有对知识场域建构中的历史无意识予以充分的反思，我们仍然会反复迷失于这两种虚幻模式，从一个神话堕入另一个神话，从而加固所谓「思想」与「学术」的病理性分裂，而无法实现确立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这一至关重要的集体性事业。
注释
1 见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邓正来是中国大陆最早援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考察中国知识场域的结构与生产机制，并敏锐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页5-22。近十年之后他继续这一论题研究，发表〈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页4-11。
2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着，刘辉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264-65。
3 Merle Goldman,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Post-Mao Period", i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d. Merle Goldman and Leo Ou-fan Le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00.
4 布迪厄所谓的「日丹诺夫主义」指非自主的文化生产，借助外部规则的力量「在平庸或过时的作家中盛行」。日丹诺夫主义在知识场域的存在，总是依靠那些无法按照场域规则而获取成功的生产者，见注2《艺术的法则》，页402。
5 甘阳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明确地指出，80年代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寻求获得「研究的自主性」，并辨别了这种学术努力与改革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见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号，页30-33。
6 例如在西方哲学研究的现象学领域，具有发展良好的自主性与行业评价机制，出现了较高水平的刊物、研讨会和教学研究梯队，也产生了如陈嘉映、倪梁康和孙周兴等具有专业公信力的权威学者。
7 许纪霖提出「思想界」、「学术界」与「理论界」三种类别知识生产的划分，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页4-13。
8 有论者曾指出争论中的非生产性症状，称之为「贫乏的论争」，见程世则：〈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页102-10。
9 同注2，页402。
10 同注2，页403。
刘 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