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出要求官员从煤矿撤出个人入资入股的通知以来，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官商勾结问题的讨论。曹林先生在2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提出“欲治官商勾结，必须伸张民权”的见解。笔者读后觉得曹林文中的一种判断似乎有些“武断”，“赋予民权”一说也有些模糊，值得商榷和补充。
曹林说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中央对官商勾结除之而后快，老百姓对官商勾结也是恨之入骨，惟有某些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中央和民众的痛恨，为何不能形成一种约束地方的合力呢？”我觉得，这种判断是“武断”的，尤其是“惟有某些地方政府态度暧昧”这一句。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中国几十年来极力建设的市场，其实一直没有摆脱“官办”的色彩。换句话说，对于真正的市场我们的确还在“仰望天空”。原因就在于，很多被称为“国家命脉”的行业依然是中央级的公权力在垄断在操作，只是这些行业不像煤矿那样三天两头的死人,其“就里”究竟如何才没有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从过去爆出的“远华案”等非煤矿的大案要案来看，并非没有手握中央级权力的官员染指其间。如此，怎么就能得出“惟有”某些地方政府态度暧昧这样的结论呢？
再说“赋予民权”。其实，早在上世纪延安的那场“窑中对”里，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共产党人找到了能够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办法——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几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赋予人民越来越多的权利和权力，其中当然包括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和权力。现在所以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民权的呼声，是因为嘴上和纸上的权利和权力是没有根基的。曹林所呼吁的民权依然是这种虚幻的民权，所以是模糊的，进而也是不能刺激人们追求的和靠不住的。民权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实际内容或者说有实际利益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有权。当每一个人拥有了这种权利和权力的时候，其他诸如言论权、监督权、竞选权等等才算有了根基，也才能达致或必然达致所谓上层建筑中的权力制衡。
因此，“赋予民权”首先要不折不扣地赋予每一个民众所有权，只有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利和权力，才是抗衡公权力滥用或寻租的一支可靠力量。其实，这样的“赋权予民”早已开始，比如“国退民进”。只因对所有权的认识不清醒或太清醒，它一直进行得很不彻底甚或还有半途而废的倾向。所以，如想真心铲除官商勾结，最彻底的办法只能是把产权变革进行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