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建议》的起草和基本精神
今年是“十五”的最后一年。中央从年初就着手准备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2月份成立起草组，温家宝同志为组长、曾培炎同志为副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研究和起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工作，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九十年代以来，逢五、逢十的年分，中央全会都是“五中”，都是讨论中长期规划问题。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讨论“十五”计划。十六大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有四个五年规划，“十五”是第一个五年，后十五年还没有规划。这次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准备过程中，曾经考虑过规划得更长远些，提出关于“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的建议。如果能够做到，这当然是很需要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以后，觉得分别提出2010年和2020年的具体目标比较困难，有些目标不容易量化，五年和十五年目标不大好分开，也很难说得更具体，所以决定还是只讲“十一五”时期。即使这样，2010年的目标也不可能太具体，主要是讲指导思想和总体部署。这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发展规划的要求。具体的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国务院明年3月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报告。
从“一五”到“十五”，都叫第几个“五年计划”。“十一五”改称“规划”。这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规划的性质。“规划”和“计划”是不同的。《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计划是政府必须实现的目标，……；而规划只是为经济增长确立方向，今后根据市场经济的走势，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手段。”这种评论是对的。当然，不能说过去的五年计划完全没有规划的性质，指导性计划更带有规划的性质；但正式称为“规划”而不称“计划”，这是第一次。所以，严格说并不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但也不好叫“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过来，就叫“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人们都能理解。
“十五”时期的发展为“十一五”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提供了新的起点。预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5万亿元，年均增长8.8%；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左右，比2000年增长1.3倍；进出口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比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长近2倍。总的看，“十五”时期发展和改革进展比较顺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不错。概括地讲，就是中央《建议》所讲的“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这里所说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当然指的都是经济而不是社会政治。这“四化”也是“十一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
从总体上把握，“十一五”时期的任务，仍然是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继续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篇文章。现在还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期。现在和五年前相比，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都是进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所谓新阶段，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是把握现阶段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十六大所说的，目前我国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样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中央《建议》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二十四个字，就是在《建议》第3点所强调的：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句话：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两个大的战略思想，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政策调整的方向。贯彻这两个大的战略思想，需要采取许多实际步骤，影响将是很深远的。对于它的意义，人们现在并不是都认识很深刻了，实际政策也需要不断完善。
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是长期任务，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初步的。“十一五”时期必须在体制和政策保障方面，在实际工作步骤方面，有一个好的开端，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十一五”规划是积极推进改革的规划，各方面的改革，都是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
中央《建议》很全面地又很概括地分析了“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困难和制约因素。说现在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指现在是有利条件比较多的时期。仔细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机遇和挑战，都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例如，现在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了，但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也远比过去强烈，因为经济的规模大了；高储蓄率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来源，这同时也表明国内消费市场开拓滞后，有钱没有地方花，或者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有后顾之忧；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竞争优势，但就业压力大是困难；外部环境总体上有利，但对国际市场依存度的提高也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我国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上涨，针对我国商品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所谓抓住战略机遇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同时要化解或者缓解不利因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十一五”规划的核心问题。“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积极谋发展的规划。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资源和环境，“三农”问题，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等等。
中央建议提的经济增长指标是：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前提是，“十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为8.8%；还要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我国人口1954年10月第一次普查是6亿，现在是13亿，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最短是从1969年9月的8亿，增加到1974年6月的9亿，四年零九个月。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度慢了，但基数大，增加人口总量还是很多。2000年我国大陆人口是12.65亿，2010年预计13.7亿，10年“平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母增加1亿多人，“十一五”时期实现人均翻一番，经济要年均增长7.5%左右。这个指标是积极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的要求；如果按照十年翻一番的要求，“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5.7%就可以达到。这个指标也是稳妥的，留有余地的。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很大，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测算，“十一五”时期增长率有可能保持8%左右。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好地发展。
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实行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是什么关系？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至今仍为经济不发达所困扰。发展经济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发展的认识需要深化。怎么发展得更好，并不是光讲“发展是硬道理”就能够解决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认识的深化，是发展理念的进步。要讲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还要讲另外一句，科学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系，过去没有饭吃，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的许多问题过去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不能说，过去几十年完全没有科学发展，做得好的地方都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也不能说，外国没有科学发展，外国许多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应该说，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实行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了，否则很难实现持续平稳发展。实行科学发展观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并不是否定发展是硬道理。“十一五”是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中央《建议》特别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
现在经济发展的困难，主要不在于增长速度上不去，而在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中央《建议》强调，“十一五”时期要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有些和发展阶段有关，很难完全避免，例如经济技术基础差，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影响新技术的普遍采用。有些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例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按实际产量而不是按可采储量计税的办法是煤炭资源回收率低的直接原因；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使耕地急剧减少。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法的缺点，也是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浪费的原因。体制性的原因要靠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来解决。也有大量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包括强行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制造和推广新的装备。中国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必须强调自主创新。中央《建议》强调，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强调自主创新也是“十一五”规划同以往五年计划不同的地方。现在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要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中央《建议》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非常重视。现在，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严重制约。根本原因在于增长方式粗放。应该说，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标志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翻两番，单位GDP资源消耗下降的幅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准煤从14.34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1971—1999年，按国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2%，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为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32.3%。但是，这种明显进步，是以过去很高的资源消耗为基数的。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有的文章按单位GDP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来作国际比较，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生产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是日本的11.5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倍以上。这种比较方法并不科学，因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不同，GDP统计也不准确。我认为，用单位实际产出的消耗作比较可能更接近实际。从资源消耗强度看，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行业单位能耗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低20个百分点；单位建筑采暖能耗比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高2—3倍。“十五”时期，资源消耗强度明显增大，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增长率/GDP增长率）大幅提高。80年代GDP增长1.43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64%，弹性系数0.44；90年代GDP增长1.62倍，能源消耗总量增长32%，弹性系数为0.2；2001—2004年GDP增长39.6%，能源消费总量增长52.1%，弹性系数1.29。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和近几年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但不论怎么说，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上升。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我们面临着这样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又处在资源消耗比较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资源需求与日俱增，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加之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浪费，更加剧了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恶化在一些地方已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唯一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央的《建议》只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一个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这要求每年降低4.4%。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能源形势还是严峻的。因为，按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计算，每个百分点的增量是前20年的4倍；即使还能做到以能源翻一番保证经济总量翻两番，
能源利用效率也需要在前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一倍。“十五”时期能源消耗快于经济增长，“十一五”时即使达到《建议》对降低能源消耗增长率的要求，也高于20年翻一番，所以第二个十年在降低能源消耗方面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节约资源并不是应对资源紧缺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中央《建议》明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既然是基本国策，就应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全面贯彻。当然首先是生产领域，也包括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内容。
资源形势是严峻的，但不必悲观。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有人担心实现不了，因为能源很难翻两番。结果，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翻两番。我国目前还处于资源消耗强度比较大的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资源消耗强度会相应下降。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采用新技术和改善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走资源节约的发展道路，靠体制创新，靠技术进步，靠加强管理，靠全民的自觉和共同努力，资源约束是可以缓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是光明的。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出版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对于世界资源问题所发出的悲观预言是一种有益的警示，是值得重视的，但人类前途并不悲观，事实上中国和世界都在进步。
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困难，是几亿农民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人多地少，农业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而几亿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又需要相当长的过程。需要着重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央《建议》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不仅是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农村的全面进步。不论是适当增加投资还是扩大消费，都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农村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力会增强。另一方面，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例如失地农民的问题。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就业机会，失去生计依托，是很大的社会隐忧。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要抓住机遇，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大的社会转型也可能引起震荡甚至风险，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例如，要为进城务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例如廉租房，也要取消不合理的歧视性规定。对进城务工农民转为城市户籍的问题不能简单化。户籍制度是需要改革的，但如果把农民工都简单地转为城市户籍，从近期看，不仅有城市公共服务的承受能力问题，许多农民的收入也不足以维持在城市养家糊口；从长远看，也有城市能否提供长久就业机会的问题，例如，北京在奥运建设高峰过后，大量农民建筑工留下来干什么？他们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就业。几亿农业人口要逐步转入非农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农民工流动现象有合理性。解决“三农”问题和城镇化，都是个长过程。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这样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十一五”时期还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但有条件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支持的力度，在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健全区域良性互动机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遏制差距扩大的趋势。总体布局有了，政策还需要具体化。
三、要注重解决社会问题
把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摆在突出位置，是这次中央《建议》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十一五”不同于以往五年计划的地方。
前面已经说到，实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两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着重解决的，主要是经济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五个统筹”包括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就是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社会发展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党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非常明确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的完善和发展。
为什么现在突出地提出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因为面临着新的社会矛盾，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人们职业的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和问题；还有一个不平衡，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公众社会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对外开放的影响、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所有这些，都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带来深刻的影响。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说过去社会和谐现在不和谐，社会退步了；而是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同。根据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人类发展报告，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85位，比1990年上升20位。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教育在发展，人均寿命在延长，这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在突出地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说过去没有重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注重解决；也有的矛盾和问题是过去不突出，现在突出了，或者是过去没有条件解决现在有了。在这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政策把握得当，就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顺利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如果社会和经济发展脱节，社会矛盾加剧，发展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出现动荡和倒退。《建议》体现了注重从体制上和政策上，用更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共同奋斗。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后，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和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什么关系？经济建设是中心，不发展经济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经济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但是，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解决社会问题。不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天下不可能长治久安。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是直接满足人们群众的迫切需要，往往能够更直接地体现发展经济的目的性。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个“发展”不单是指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解决社会问题要非常务实，从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普及义务教育，健全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减少贫困和救助弱势群体，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都是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都是中央《建议》强调的，需要在“十一五”时期着重加以解决。
解决社会问题要注重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社会政策要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次中央《建议》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提“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重要的提法。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加大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力度，现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根据现有的财力物力，工作做得好，还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和解决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福利，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人口多，即使增加少量的按人均支出的社会福利，其支出总量也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考量现阶段经济力量能否支持、是不是能够持续，不能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事业，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影响，有的部分要进入市场。但社会事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必须强调公平和公正，不能照搬照抄经济领域，简单地采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做法。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市场竞争不可能自发地达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目标，这是政府应该负起的责任，现在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正是由于政府职责的“缺位”造成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补救市场经济缺陷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做得更好。这涉及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建立公共财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解决社会问题不光是对领导提要求，也要提倡公民的社会责任。要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中，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要引导干部群众按照法律和政策，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维护安定团结。目前的社会矛盾，总的说还是由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经济方面的诉求引起的，在现行大的体制和政策框架内是能够解决的。
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发展进程不平衡的表现。“单位”管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一大特点，许多制度和政策和“单位”有关，办事往往首先要问：“哪个单位的？”。现在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过去那种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构架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功能削弱，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管理也有不少组织和体制方面的空白。社会管理改革，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也需要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反映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是一把双刃剑。要扶持良性组织，遏制非良性组织。就企业来说，不仅面临着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提高的局面，而且要履行在劳工权利和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这也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十一五”时期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情况，是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我们要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许多同志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个问题和扩大对外贸易直接有关。一般所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按照这种算法，2004年我国为70%，德国为56%，美国为18%，日本为19%。有的文章根据这种计算得出结论，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了。但是，只要是对外贸易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这种依存度还会提高，今年就可能达到75%左右。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呢？当然要。出口要扩大，进口也要扩大。我认为，不能从“进出口额/GDP”公式简单得出结论。这个公式是从上世纪40年英国开始使用的，反映的实际上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并不完全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依存度”是从日文来的，在日文里是“有关系”的意思，不象汉语“依存”那么强烈。具体分析，首先，这个公式本身是有缺点的，因为进出口额是货物贸易，GDP则包括服务业，我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同，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我国，用这个公式进行国际比较势必相对地高估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如果用世界银行通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商品GDP”公式加以修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89%）远低于德国（161%），而与美、日大体相当。第二，还要考虑到，进出口总额是进出口货物的全部价值，GDP是增加值，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50%以上，简单计算的外贸依存度高估了我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第三，即使用“进出口额/GDP”这个公式，还要考虑到，进出口总额是以美元计算的，统计大体准确；而GDP是人民币折算为美元的，这就有统计是否准确，以及币值正确评估的问题。假如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左右，远低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虽然对于我国的购买力平价，国内外有不同的计算，但都远高于汇率法计算的结果。用一般的公式进行国际比较，都应该注意到它的实际内容，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度因为实际情况不同而引起的扭曲，
不能简单照搬。我们要积极扩大内需，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特别是要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也要继续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利用外资，关键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人均GDP比较低，说明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但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可观，并且在迅速增长，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占世界第三位。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从世界经济格局而言也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区域集团化是全球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欧盟和亚洲构成世界格局中一极的，目前在经济方面表现最明显。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谋发展，必须解决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问题，继续扩大海外市场的问题，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问题，并且要健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些都是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什么样的姿态？
中国经济的壮大必然触及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必然会遇到现存秩序的阻碍甚至遏制，不会一帆风顺。为了减少阻力，争取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高举互利共赢的旗帜。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贸易对象国有利，总体上说，是互利共赢的局面。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80—2000年，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是14%，仅次于美国的20 .7%。最近几年中国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进口国。出口增长很快，但净出口占我国总需求的比重很低，只有2%左右，这些年是下降趋势。要继续扩大出口，同时要增加进口。我国外汇储备数量现在是世界第一，并不都是贸易顺差积累的，还包括外商投资和其他来源。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进出口基本平衡，大量逆差不行，顺差过大也不好。我们的外汇政策，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没有必须的外汇储备不行，外汇储备过多也不好。今年1—9月，外贸顺差643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7690亿美元，而且都是继续增长的趋势。顺差过大引起贸易摩擦，外汇储备过多说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操作成本在上升。怎么减少贸易顺差，利用好外汇储备，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过去外汇短缺，讲“出口换汇”，现在遇到的是新问题。
“共赢”并不是没有矛盾和竞争。目前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遇到的矛盾和竞争，不仅是同发达国家的，也包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因为有若干种商品，我国的出口迅速增长，同其他国家有矛盾。例如，我国占拖拉机、手表、玩具市场的80%以上，照相机的55%，电视机的30%。2003年我国出口服装177亿件，可供全世界其他国家人均3件有余；鞋50亿双，人均1双，而且都在迅速增长。农产品贸易我国是逆差，去年出口额也有33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欧盟、加拿大和巴西，居世界第五位。贸易争端有许多不是简单的短期贸易磨擦问题，而是反映了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任何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在兴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有应对国际经济磨擦的思想准备和积极进取的措施，包括完善涉外经济体制，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档次和质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关系，制定应对国际经济磨擦的战略和政策，等等。国际经济磨擦和压力，有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也有来自贸易自由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是300年来国际贸易中并存的两种政策取向，保护主义是弱者的武器，自由主义是强者的武器。同一个国家，例如美国，在它强大的领域鼓吹贸易自由主义，在它相对弱的领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也要善于按照国际贸易的普遍原则，利用两种政策实现国家利益。
我们在资源方面，尤其是石油，确实是薄弱环节。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次于美国）、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次于美、日），进口的数量和占国内消费总量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2020年石油消费可能达到4.5亿吨左右，国内生产只能稳定在1.8亿吨左右，进口占60%。而且，现在进口石油的50%以上来自中东，80%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都有不安全因素。过去5年，世界能源总需求增长10%，其中35%来自中国的需求。其他一些矿产资源的进口也在增加。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进口或者出口某些资源，是正常现象，历来如此，发达国家也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对外资源的依赖度比我们高得多。我们进口某些原材料，对外投资，都是互利共赢；如果只对中国有利，生意也谈不成。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减少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0月8日就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中国和原材料市场：从加速器变成制动器》，说钢生产能力2005年可以达到3.9亿吨，中国原材料需求减少，钢净出口2006年可能达到900万吨，2007年1300万吨，会引发国际钢铁价格下跌。相应地，铁矿石价格也会下降，澳大利亚首先吃亏。
对中国进口资源的非议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更是没有道理的。占不到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世界已探明储量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前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年消费量，石油占全球的62%，铝、粗钢和铜占50%以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20%以上，总资源消费量相对是比较低的。美国1900—1975年、日本1945—2000年，人均累积消费钢都超过20吨，中国到2004年人均累积消费钢只有2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第五大石油生产国，现在能源总自给率在90%以上，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石油进口多一些，但不论是进口数量还是对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都低于美国和日本，人均石油消费量大体上只有美国的1/15、日本的1/10。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已经用定量化的指标来评估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据加拿大和荷兰学者的研究，如果全世界人口按这两个国家目前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指标计算，需要有3个地球。美国政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甚至没有涉及限制人均资源消耗的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离开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峰会时甚至说：“美国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是放在桌子上让人指手划脚的。”我们并不想在资源消耗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他们的消费方式我们学不起，在浪费资源方面也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但在资源问题上责备中国，甚至宣扬“中国威胁论”，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根据事实加以说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实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这是出于我们自身发展需要所做的选择，也是有利于世界发展的。
* 这是作者2005年10月2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