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对廉价劳动力大军的无度盘剥，廉价资金的猛烈注入，以及近年来廉价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
我们先看一下“人口红利”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率在1/3—1/2之间。而中国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
这种人口红利有多大？目前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如果进而考虑到用工企业基本不为进城务工者承担子女教育和医疗养老方面的任何责任，那么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大小企业主们每年攫取了5200亿的“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能维持多久？据预测，目前中国的抚养比仍将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2015年是“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因为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口负债”。到2017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中国从“人口红利”蜕变为“人口负债”如此之快，以至于可能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少1/3。
再看一下“高储蓄”问题，中国银行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金融家的质疑中，顽强支撑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道高墙，第一道是对内垄断，第二道是对外封闭，第三道是居民的高储蓄率。其中第一、第二道从2006年12月11日开始，就将有持续的削弱，毕竟中国的入世承诺不是儿戏。那么，中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即高储蓄率阶段，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研究表明，在1987年之前，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和储蓄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此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消失，居民储蓄始终维持在30%—40%之间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快速成长和储蓄率相对高的平台阶段。这个平台能够维持多久？根据台湾和韩国的经验，大约是20—25年，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到2012—2015年，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将逐步下降，银行廉价吸收储蓄的时代终结，高消费时代降临，这对习惯于用高额储蓄，填补难有穷尽的坏账窟窿的银行业，是一个或生存、或死亡的严峻挑战。
由此看来，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到那个时候，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已是昔日的记忆，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一大堆账单。至于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土地供应，是不是也会在2015年左右出现逆转我们仍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不思改革的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更武断地说，短视使我们对2015没有丝毫兴趣，贪婪和腐败的要旨就是只问朝夕。
（2006年第 8 期《领导文萃》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