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制度缺陷，是指由于某些制度上存在的弊端和漏洞，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同时监督制度不完善等，这些都成为滋生权力腐败的制度温床；在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如许多机关部门可以做出对某部门、某行业有利的规定，造成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以及“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使腐败行为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冠冕堂皇地为部门和小团体攫取利益。
制度缺陷与腐败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权力腐败表面上是贪官污吏个人的行为所致，但实质上这种腐败的滋长蔓延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问题，即不只是个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灵魂堕落、品行不端才造成这样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毫无疑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需要强调的是：就干部个体腐败而言，制度缺陷是产生腐败的外因，但就腐败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来说，制度缺陷则是其内因。因此，对党的整体来说，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就要注意透过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制度缺陷。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深刻地指出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说过：“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前苏共的制度缺陷集中表现为斯大林模式，按照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说法，那就是“垄断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真理”。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为什么目前腐败多发带有普遍性？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如在短短的时间里，河南三任交通厅长倒在同一个岗位上。又如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腐败窝案，三任院长同时被起诉。再如“官满为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弊端，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深有感触，他指出：现在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
当然，中央早就认识到了腐败现象与制度缺陷之间的关系，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邓小平不是把领导人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把官僚主义行为和特权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思想问题，而是始终把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以防止权力腐败的产生。
总之，反腐败要注意克服制度缺陷，从而不断堵塞漏洞，逐步完善防范机制，做到用制度选人用人，用制度管钱管事，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为此，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关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认真抓好制度的落实。要落实制度，就要确保制度的权威。所谓制度权威，就是要使制度具有个人意志不可逆转与抗拒的权威性。否则，即使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也是形同虚设。（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