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
一、从东西方关系看普世价值
1840年，西方凭借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西方也进入了全面交流时代。在这此后的100多年间，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上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对中国更是极尽掠夺和欺凌之能事。甚至即使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和战胜国，也仍然无法避免西方对中国利益的侵占和出卖。众所周知，一战后，西方主导的“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二战后，英国和美国更联手瞒着中国把东北利益出卖给苏联，英国甚至继续蛮横占据香港，拒绝交还中国。当面对这种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诚信而言的西方所推销的东西时，怎么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是为了中国好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次西方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中国鉴于过往惨痛的历史，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古训，怎么可能毫无戒备地接受呢？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当面对经济危机时，还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即便如此，当中石油于2005年收购美国一家陷入困境、规模也并不大的石油公司时——这是一件买卖双方都无异议、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商务活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却横加干涉，强力反对，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国家安全。一件单纯的商务交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何以西方当做价值核心的普世价值却没来由地大方得很，不但积极推销，甚至还要强买强卖。这和中国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实在令人犯思量。难道石油公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所以才导致西方宁可把普世价值推销甚至是免费送给中国，也要把石油公司留在手里甚至继续亏损也无妨？当然，如果从纯商务角度看，美国除了不卖给中国石油公司、高科技和先进军事装备，有一样东西是向中国大力推销的，而且是由美国的财长亲自到中国来推销，这就是美国的“两房”债券，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毒债券”。至于后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西方你不能怪中国对你的积极推销抱怀疑态度，甚至拒之于千里之外。毕竟，万一普世价值是两房债券，什么时候中国就毁在这上面也未可知。
最为可疑的是英国。“民主国家”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就是不给香港人民民主权利。但就在中英双方签订香港回归的协定后，英国人突然对香港的民主热心起来，主动要推进香港的民主。显然，如果香港实行民主对英国有利的话，英国早就让香港民主化了。而当香港回归中国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人才恍然大悟突然要搞民主，不惜违反中英两国所签协议的有关规定，不惜得罪中国，其司马昭之心就路人皆知了。于是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西方眼里不民主的中国，仅仅在收回香港十年后，就释法推动香港特首直选；而一个西方眼里民主的英国，在统治香港150多年间，居然一直拒绝在香港实行民主！当然，这件事上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可疑。为何英国统治香港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民主？
最后，在西方眼里，西藏是人权问题，台湾是人权问题，俄罗斯的车臣是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也是人权问题。然而，何以西班牙对巴斯克大开杀戒不是人权问题，土耳其派军越境到伊拉克清剿库尔德人也不是人权问题，英国在北爱尔兰滥杀无辜还不是人权问题，魁北克被加拿大联邦取消公投权利仍然不是人权问题？就只因为他们是北约成员，是西方的一分子？！
从东西方160年历史看，西方主动式、强迫式地向中国推销的东西确实不少：初期有鸦片、治外法权、租界，现在则有“两房”债券和普世价值。前几样，已证明是毒害或损害中国，只有普世价值还待确认，也许已经吸取了众多经验教训的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给西方一次机会了。
如果我们再回到西方极力推崇的普世价值本身，即捆绑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仍然令人疑惑丛生。因为从西方民主国家300多年的历史来看，至少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并没有天生的必然关系，甚至是毫无关系。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但这个制度建立后却并没有带给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权。对内采用残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同时立法禁止失地的农民乞讨——连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只能被迫成为新生的工人阶级，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环境下每日工作12至18个小时，所得甚少。更别说政治上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个时候的英国民众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人权、无自由状态。对外则通过殖民掠夺、武力扩张、贩卖黑奴积累了庞大的肮脏财富。当爱尔兰被强行并入英国后，发生严重的饥荒，英国不但不救助，而且阻止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在灾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大量向外输出粮食。在长达200多年的时期，英国人民别说什么人权，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下层民众的强烈抗争，“民主制度”下的英国才慢慢不得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扩大选举的范围——从过去的贵族、有产者向城市男性劳动者、农村男性劳动者和女性扩展。英国妇女作为最后一个得到选举权利的群体，是在付出暴力、绝食、自杀等代价以及在一战时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后才得到的。瑞士则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给予女性投票权，实现了西方所宣扬的普选。
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响彻云霄。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侣和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曾同为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转而成为被镇压和盘剥的对象。当然，和英国一样，在100多年过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暴力反抗，这些民主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建立保障体系，扩大选举权，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
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响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众多开国之父们大多是奴隶主，蓄有黑奴。美国内战时，打着废奴旗号的林肯总统，他的夫人家里就是养黑奴的大家，而北方的军队就被拥有众多黑奴的格兰特将军率领（颇为反讽的是，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反而没有黑奴）。在刚开始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人权条款!而就是在这部宪法中，在南方奴隶主的要求下，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当时是按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来看待的，不交税，没有投票权）按3/5的人口数计算。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英国和法国原始积累的一幕再现美国。这期间，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镇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然而，美国国内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于是，无法忍受的黑人长达10多年间，用暴力或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终于在1965年得到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女性记者可以参加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肯尼迪时代才实现的。
纵观西方民主300多年历史，民主确实和自由、平等、人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西方为什么要歪曲历史，把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挂起钩来，是非常需要打一个问号的。至于西方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谋利的外交工具，就更有违普世价值的本意了吧。
如果从古希腊民主算起，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来，无论是先贤先哲，还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对民主持强烈的否定甚至厌恶态度。而仅仅是最近这两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别是冷战后才跃升为现在的崇高地位。
在西方，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反对民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大多数人是无知无识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而政治是专业人才的领域，但专业人才永远是少数。二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无知无识的，就很容易受人蛊惑、摆布，特别是被无耻而又有野心的鼓动家利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多数人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在他们眼里，民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这种观点从苏格拉底到美国的开国之父那里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图对话录》曾记录下苏格拉底这样一段对话：他力图说服某人，作决定时不应受民意的左右，因为大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就通过对话得出“民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的结论。至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深信，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由于民主让所有的人参与，他认为这就取消了分工和专业化，其后果是让政治变成一种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把民主定义为“适用于穷人控制政府的体系”，“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政体”。柏拉图师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也对民主持否定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导致败坏、堕落、滥权、不讲法制、压制富人的大量事实。波里比阿则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讲原则的平等和自由之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也对民主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于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正是民主带来的无序和混乱，才导致雅典的灭亡。
进入公元后，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民主更成为反面和被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认为：“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民主政治不过是暴民政治的别称而已。
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掀起了整理、学习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遗产的热潮，但民主却依然无法改变被否定的命运。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鼓吹罗马式的“共和政体”和民主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也是认为民主主义不过是“愚民、暴民”统治的代名词。
17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这些启蒙大师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诗人弥尔顿一方面高呼“对于暴君，人民有权反抗，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否则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英国的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认为人类的未来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
法国百科全书派是重要的启蒙运动派别。但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大都十分保守，主张开明君主制。孟德斯鸠一方面激烈抨击专制政体，但又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会走向极端。由此产生一窝窝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会消失，单一暴君就会出现。因此，他主张英国式的有节制的君主政体。伏尔泰主张“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因为它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狄德罗则更直截了当，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未来只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样有教养的人手里。他为《百科全书》编写的“民众”词条写道：“民众是愚昧与迟钝的”。
在那个时代，卢梭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倾向于直接民主制。因此，他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大加批评：“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值得一提的时候，当时英国700万人中，有权投票的只有25万人！只有这25万人在投票时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万人连投票时也没有自由。但卢梭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当波兰人请他设计一份民主的宪法时，他却劝告波兰人选择世袭君主制。
德国的康德也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而是多数人随性而为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揭开了人类的新篇章，但法国大革命高举的大旗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没有民主。尽管如此，有产者仍然把法国大革命当作民主发作的后果。民主被当成“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柏克诅咒这种纯粹的民主制是不光彩的寡头政治，并指责“纯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大卫·李嘉图认为，选举权只能赋予那些不会推翻私有财产权的人。当英国发生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时，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普选权意味着“私有财产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
美国独立之后，民主也长期受到开国之父的冷遇。与现在美国总统张口闭口民主不同，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再到第三任总统杰弗逊都绝口不提民主。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更认为：“政府若采用民主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查看《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充满了对民主的声讨。民主总是和“愚蠢、过分、危险、罪恶和暴政”连在一起。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大谈美国的共和政体如何胜于民主政体。
然而，民主最终成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和外交工具则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人民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迫使西方资产阶级不断做出让步。二是西方对民主加以限制，比如提出“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修饰词，以确保保护私有财产的底线。民主等于被阉割和驯化乃至篡改。三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普选实践，他们发现在媒体和财富仍然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普选，自己的权利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更增加了政权的合法性，更可将社会不安定因素消除于无形，特别重要的是并没有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便成了显学，成了西方统治最为有利的工具。
四、从一个世纪的全球实践看普世价值
民主在西方确定“独尊”地位之后，便伴随着西方的扩张在全球传播。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传播方式呢？1898年，美国进行了北美大陆以外的第一次扩张，发动了美西战争，并借此占领了菲律宾，但遇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美国一方面残酷镇压，一方面仍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美国时任总统麦金利声明：“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镇压这些起义。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要给他们带去文明”。“我们在菲律宾的旗帜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大旗，也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自由的旗帜，是希望和文明的旗帜”。一位战地将军则在信中写道：“也许需要杀掉一半的菲律宾人，才能使剩下的那一半进入更高水平的生活”。美国就是以这种逻辑来到这个世界，并凭着这种逻辑迅速发展壮大至今。而当整个西方都是以这种逻辑来输出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迎来两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上代价最为惨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全都发生在普世价值诞生地欧洲及普世价值发扬地北美，这实在不是一个意外。
如果侵占菲律宾是久远的过去，那么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入侵伊拉克则仍然是历史的翻版。2003年， 时逢经济衰退的美国再次把目标投向了伊拉克。然而，这一次美国遇到了国内外空前的反对和阻力。它的西方盟国法国、德国都站到了反对的第一线。甚至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总统就职宣誓都必须手按圣经的国家，竟然十分罕见地遭到罗马教皇的公开反对！在看到通过联合国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干脆绕开联合国，仅仅联合了英国等少数盟国就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如果说此前不久的阿富汗战争，美国还有一个反恐的理由，但这一次美国就什么借口都没有了：既没有萨达姆与恐怖组织合作的证据，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凭据，仅仅是以“企图拥有”这等莫须有的罪名入侵了伊拉克。美国占领伊拉克后，自然什么也找不到，面对这种尴尬场面，美国政府只好以“情报错误”搪塞了事。而几年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一是情报部门为迎合布什而将情报修改。二是美国情报人员用50万美元收买了一位伊拉克高官，伪造了一封给萨达姆的信。而这位高官一收到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至此，美国用暴力和谎言建立和维持的伊拉克民主政权真相才水落石出！只是世界要问：一个靠暴力和谎言建立并维持的政权是民主政权吗？也许，当小布什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伊拉克而遭到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一名愤怒的记者不顾一切地用两只鞋子这一阿拉伯世界最为传统和极端的羞辱方式欢迎他时，这个答案已经昭然若揭了。美国占领伊拉克五年，把这个中东地区曾经教育水平最高、医疗设备最为先进、基础设施最完备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最不安全、腐败排名高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与此相对应，小布什在国内的支持率创下难以置信的新低，达到了24%，而当年深陷“水门事件”的尼克松的支持率还有34%。美国自二战之后，还没有哪一位总统的不支持率超过70%，当然小布什除外！
我们再来看那些接受了普世价值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何番景象。
印度是除中国之外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实行民主已经60多年的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2008年，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公布了最新的腐败榜。前年尚和中国并列72位的印度，由于存在严重的政治贿选现象，排名一下跌到85位（透明国际专门评论中国说：“中国今年的得分和1995年我们第一次发表清廉指数的时候相比，中国的得分进步了1.4分。这个进步在整个亚太地区还是非常实质性的巨大进步）。不久，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发布的饥荒指数，印度又很不幸地排在88个国家中的第66位（中国第15位）， 而凡是倒数30位的国家，都是饥饿严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决的国家。与此相印证，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贫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亿高居榜首。尽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战是饥荒，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印度多年以来仍然是粮食净出口国，而且政府还提供大量的补贴用于鼓励出口。因此，尽管印度是一个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但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体现儿童生活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五岁以下儿童夭折率”，印度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数越少名次越靠后，中国24‰，101位，美国8‰，151位）。而其原因，就在于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印度儿童低于正常体重的高达43%（美国2%，中国7%）！此外，由于宗教、种姓制度、民族矛盾和不公正的选举，动乱和骚乱此起彼伏。2008年临近年终发生在经济首都、造成近200人死亡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则更是震动全球。短短三天，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而这三天印度的汇率损失约为200亿美元，直接打击了已严重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印度。直到现在，“粮食无保障和人命无保障”一直是印度最大挑战。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评选的全球高危的20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都是“民主国家”。显然，这并不是巧合。
在已经民主化70多年、号称“微笑之国”的泰国直到今天仍然在军事政变、街头暴力进行政权更替的方式轮回。“投票箱里出政权”仍然是梦想。现在是专制也不成，民主也不成，整个国家丝毫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对于泰国70年的民主教训，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最好的解释：既不相信权利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信任行为不受约束的人民。
至于俄罗斯，在叶利钦的“民主十年”，国家居然到了崩溃的地步，迎来了“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的罕见现象，而俄罗斯的腐败排名更沦至惊人的147位。 而和俄罗斯同时进入转轨的东欧国家，除东德有西德这一亲兄弟外，其他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国，在经过初期的政治动荡后，迎来了贪腐时期。2008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由于过于严重的腐败和黑社会犯罪被欧盟予以经济制裁。如果仅仅是经济下滑、社会腐败还不能动摇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话，罗马尼亚2008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却发出了严重的信号：由于投票率仅39%，投票的合法性令人大为质疑，更显示罗马尼亚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丧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罗马尼亚是唯一付出血的代价才得到西方的民主与投票权。华人社会第一个搞西方民主的台湾地区，20年间不仅被称之为“全球最大的笑话”，更给台湾人民带来经济下滑、社会分裂和对立、政党贪污腐化的乱世，以至于台湾评选2008年度代表字——“乱和骗”高居第一和第二。
五、从西方的双重标准看普世价值
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之所以令人起疑，还在于西方推销时的双重标准和昨是今非的特点。
二战时，面对法西斯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西方联合所有可能联合的国家组成前所未有的同盟战线，共同对抗。然而，二战胜利后不久，西方立即把矛头对准了曾是盟友的苏联。因为在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苏联此时已跃升为西方的头号威胁。为此，西方不惜联合二战后残余的两个法西斯政权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发起冷战。更为离奇的是，葡萄牙居然不久加入了北约！而且还接受了马歇尔援助！其转变之快，令人瞠目。当然，这还不包括同为西方盟国的许许多多实行家族独裁或军事统治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如韩国、印尼、菲律宾、智利，等等。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尽管西方强烈向全球推销民主等普世价值，但对世界上可以说最为落后的中东封建君主王室制度却网开一面，只要不是公开反美的国家均相安无事。
再看看高调宣扬人权外交的西方是如何对待卢旺达的。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总统飞机遇难身亡，瞬间引爆该国长期存在的种族矛盾和血腥仇杀。短短100天内共造成100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在仅有800万人口的非洲中部小国卢旺达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然而，对于发生在当代空前的人道灾难，西方均袖手旁观。要找到这场发生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惨案无人干预的原因，就需要先从克林顿入主白宫初的外交政策中寻找答案。据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伍兹回忆，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研究世界上可能爆发的危机，以供白宫决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将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很快他就接到了上面的指示：“我们不在乎在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的事情，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如果美国的举动与此前在索马里受挫多少有关的话，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表现则更是令人难以接受。比利时作为卢旺达过去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宗主国，有着众多的利益，因此，在该国拥有最多的部队和最精良的武器。不料，当10名护送卢旺达图西族总理避难的比利时士兵被一起杀害后，比利时政府选择的不是继续维护人权和和平或者对凶手进行报复，而是将所有维和人员撤出，从而造成了卢旺达局势的迅速恶化。至于法国，根据卢旺达现政府长达500页对法国的起诉报告，则是令人发指和触目惊心。根据这一报告，法国对当时的胡图族政府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和后勤支援。报告指控法国训练那些对种族灭绝负责的胡图族军队，帮助他们制定大屠杀的计划，法国军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屠杀行动。此外，法军被指控的其他罪行还包括强奸生还者与谋杀。报告还指控法国政府与军队的33名官员参与了种族灭绝，其中包括已故前总统密特朗、前总理德维尔潘、前外交部长及总理于贝、前总理巴拉迪尔。虽然到现在，法国政府一直强烈否认同1994年的大屠杀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法国军队在大屠杀数周后再次进入卢旺达并控制了西南部地区，而一些手上沾着鲜血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就是从法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逃跑的。
六、西方普世价值何以没有和平
出于以上所述原因，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是充满争议的。但如果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国家、种族、政体，超越时空唯一没有争议的普世价值应该是和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包装成一揽子的普世价值却唯独没有和平！个中原因，我想应该有二：
一是所有的当代发达“民主国家”，在其当年发展过程中都依靠国家暴力和军事扩张。英国靠战争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美国则在全球建立起霸权，其他国家像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则在全球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这也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的原因。除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各“民主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更是大打出手。至于西方宣传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战争，就只能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笑话。不说别的国家，仅英国和美国之间就发生过两次战争。第一次算是美国独立战争，第二次虽然仍然号称独立战争，实际是美国想扩张到西部和垂涎英国控制的加拿大而导致的，而且是美国首先宣战并进攻加拿大，双方为此打了13年才结束。
二是冷战后，西方把战争手段作为输出普世价值的手段。短短20年间，西方直接参与的战争包括：两次海湾战争、一次科索沃战争、一场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而且两场战争仍然在持续，还遥遥无期。这也是为什么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时，国际奥委会曾提议所有国家签订休战协议。尽管这是一个没有约束性的提议，正在伊拉克打得火热的美国仍然拒绝签署。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西方大力支持的“民主国家”格鲁吉亚选在这天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与以独联体名义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在此地执行维和任务的俄罗斯的严重冲突。至于“民主国家”以色列对中东“民主国家”黎巴嫩和其邻国巴勒斯坦频繁发动的军事行动就更是习以为常。对于此举，美国一线作战的将军们说得还是更直白一些。美国30年代受勋最多的巴特勒将军1935年在美国杂志《常识》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我把海地与古巴变成一个花旗银行的小子们可以收集财富的地方，我帮着华尔街抢劫了半打中美洲国家。敲诈勒索的名单很长。我在1909-1912年帮助布朗兄弟国际银行公司净化了尼加拉瓜，我在1916年为美国制糖业的利益而给多米尼加共和国带去了光明，我在1903年为了美国水果公司而把洪都拉斯摆平了。”
显然，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和平，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否则，将何以用战争手段去掠夺？这和过去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民主可以从不是好东西到变成好东西，普世价值从只包括民主到再添加进去自由、人权、平等。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根据需要，和平也会进入到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只是现在还不行！只是没有和平、也不能导致和平、甚至威胁到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吗？这种不顾他国国情强行推销甚至强迫第三方接受的价值是普世价值吗？其实，关于国情的重要性，美国的国父们是很清楚的。他们在谈到历史上存在的共和国模式：斯巴达、罗马和迦太基时，提出“这些先例，因与国情未合，美国自难效法”。只是到了今天，就像他们推崇普世价值一样，都变成可“有”或可“无”的工具了。
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难道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宋鲁郑/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责任编辑：李振通 ）
① 本节部分内容参考了王绍光的《民主四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