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本由弗里曼 / 毕克伟 / 赛尔登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精选点评：
●经济史读书报告中……
●大江大河 不过该书写到1963年，后续没了
●导言——文献综述
●很多有趣的细节，作者时不时还吐槽几句，但面对悲剧无法轻松起来。
●上学期写政治发展史论文读的书今天写读书笔记再征用一下。。是很好的书，很写实，外国人写中国历史，你们懂得。。
●需要再读
●初看难负盛名，细读意味深长。长期追踪深翻细耕，通透扎实把握要害，就接地气、不说昏话而言，超出多数北美中国研究。典型村背景利弊互见，有助作者聚焦国家—社会框架，文献丰富线索交错，却也遮蔽其他维度，村内生活、记忆与叙事等可挖而未挖。翻译一般，编校一般。
●这本书要写一下评论。。。
●没被和谐、序言没有译者一句批评也堪称国内出版的奇迹了。大炼钢铁，农业产量放卫星、关闭市场，集中人力兴建水利灌溉设施、户籍管理都不一定会直接导致大饥荒，而是和这些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苏联技术推广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把农村、农民、农业推向绝境。也许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错误的现代化的道路
●再读一遍，对这本书的印象大为改观，重点收获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这段历史。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一)：读书笔记
党国家体系的动力，文化连续性，新民族主义，几代人的困境
地主并不剥削贫农，土地农具不能被收回来才是剥削。
富裕本身就是可以的。要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意识到，它的政权结构是如何滋长党内掌权者为自身利益做出腐败的事。
骗局激发热情，捏造阶级敌人，并使一部分人走上领导岗位，大部分都是恶棍，好战。
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不是平等，而是一种类似于种性等级制度的东西。
新生的权力结构也在滋养偏袒和特权。两极化的倾向不存在于阶级斗争的出身分类，而存在于受恩宠的人和被遗忘的人。
定额制度在废除市场后，要求有严密的官僚控制和详细的记录，这就要求会计有着强硬的本领。
后来者既没有国家投资，也没有被宣传的机会，既没有这么长的发展历史，也没有与上层人物的私人关系网。
新体制强化了旧文化的卑劣面
社员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党员干部手中的大权加剧着村民对他们的依附和奉承。
越是社会主义，越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
救济不仅太少，还让人丢脸。利用模范村拒绝救济的目的是阻止更多的人向国家申请救济。
为了断绝资本主义的联系，努力使每个小区经济自给自足，它们摧毁了带来经济活力的地区之间的联系。
与传统苏联道路相比，对群众力量和智慧的依赖被表达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不依赖精英的力量和高层次的人才
五公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开端，在合作社建立的时候，干部们相对而言是诚实和勤劳的。
干部级别越高，看色情电影越容易。
最高的城市垄断了宝贵的资源，受宠最小的城市得到的仅仅是残羹剩饭。
五公在政治上强大的一个原因是，邻居和宗族关系形成了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网络之上的稳定的、全村范围的联盟，而其他四分五裂的村庄依然是软弱无权的。
要惩罚党员一般要经过特殊的党的法庭而不是法院。
越是巩固了特权者的地位，越是一大二公，越是两极分化，使最穷的人永远陷入贫困，同时加剧了攫取国家资源供应的热衷程度。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二)：叙事的风格，学术的文章
美国学者弗里曼通过其在1978年到成书（1991年）期间，对华北平原上的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几个村庄的实地调研，考察了1935-1960年的25年间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分析了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以及它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最终认为，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在这25年间存在着四种情况，即甲种情况在这25年间从未间断：农民传统文化和价值、新的民族意义、个人关系对政治有重大影响和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当时的影响；对一些当时学界有争论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还认为政治上的错误严重阻碍了这里经济的发展。
内容逻辑梳理：
抗日战争时期，乡村里的多数人（包括地主在内的传统精英、传统精英的后代、佃农、贫农和自耕农等）在日军侵略下奋起抗日，他们团结一致，其中有少数人当了领军。不久，为提高收入，账户农民在一起搞起了“社会主义”，即把土地、家具和耕畜合在一起，共同耕种，同时全力做以为副业。这为分期的农民谋得了活路，其生活情况大为好转。这迅速被共产党发现，并被其设定了另一条发展模式，这种新的模式与其原来的模式有冲突。1946年5月4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对大地主、恶霸和汉奸进行打击，这就要求必须在村庄中找出这些“敌人”，可五公村的实际情况并不与此相符，该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一致，于是一些人成了替罪羊，尽管这种打击后来变“适度”了。
合作社的成功很快被省领导注意到了，耿成了媒体的焦点人物。上级领导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各种良好的资源。一些人已经看到被重视者与被遗忘者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差距。在“快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鼓励下，耿扩大了合作社规模，随之而来的是盲目统一和低效率，但人们已然无法阻挡政治号召的大趋势，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粮食产量越来越低，人们吃不饱饭，却还要向国家交非常多的“剩余粮食”，于是饿死无数。有些人看到了这个问题，可只要敢提出反对，随时有可能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号召下，集体化生产再次被扩大，资源被极度不合理地利用。统治者关闭了粮食市场，人们生活进一步恶化，不知这种现状何时是个尽头。
总评：
本书有以下地方值得学习：首先，是其以叙事为主线的写作风格。作者统篇都没有大量地讨论理论，主干部分都是以叙事为主，通过类似小说的性质，讲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使读者读起来丝毫不觉乏味。其次，是每章题目设定之简单。多个章的题目就只有2-5个字，而且是很平常的字眼，丝毫与理论搭不上边，比较长的题目也读起来很简单顺畅。省去句子的主语，尽量用简单的词语概括整章意思，让人不禁联想到金庸的小说。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最后，是作者深入的扎实的长期调研。作者带队进行了十几年的调查，前后19次进入村庄，收集信息之全面，了解事件之深入，接触“黑暗”之胆量，着实令人惊叹！
不认真思考并进行前后的对比，很难全面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结语中的“四个连续性”写得有点隐晦或者说不直白，“争论”部分也没有列出一二三四，“旧史学与新史学”更是需要读者细心地划分逻辑层次。这或许是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的原因，但我的确不太喜欢这种方式，读着费劲。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本书的题目“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这中间是个逗号，而不是冒号。如果是冒号，那就是“是”的意思，题目的意思就会非常明白——中国的乡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可逗号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与”的意思？但也不是，因为“乡村”与“国家”并列而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最后，我只能认为，这个题目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即作者想向我们展示，中国的华北的乡村，以其自身内部动力与外力作用为前提，在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自己的内部动力与加之而来的外力相互作用所激发的令人深思的过程。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三)：革命与反革命
我在以前的博客里提到过“出口转内销”这个学术奇观，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如果由国内学者创作，很可能无法出版，因为这本书可能说了太多的实话。但是如果这本书是一个外国学者写出来的，只要尺度还算适当，稍有“出格”也是能出版的，例如李侃如、潘鸣啸的书，这里要提到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此列。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政府开始允许美国学者来华调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三位作者，在1978年5月成为第一批到中国农村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这本书主要以河北的五公村为个案，考察了1935年到1960年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
书的内容有些累赘，给人一种罗罗嗦嗦的感觉，只不过因为三位作者扎实的调查，还是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历史，大概和高华的书有些类似之处，值得记录在此，因此整理了书里面的一点内容，算是扫盲之用。
以前读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看到他写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在华北农村从事宣传和教育，也能体会到这批早期革命分子的光荣与梦想，虽然后来大有变质，说句实话，那群青年的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还是值得尊敬。如何获得农民的支持，这是早期共产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税制改革
根据当时领导者的思路，农民的经济状况如果得到改善，共产党的爱国宣传也会变得容易，这就意味着要设计出改善经济生活的方案。经纪上的强大还能使共产党把资源掌握在自己领导的抗日力量中。经济重建须跟政权建设齐头并进，但如果经济改革把比较富裕的人和传统经营排斥在统一战线的外围话，它就不利于抗战。解决办法就是渐进的税制改革。（68）
这项改革在整个华北地区内征收“合理负担税”，无论土地多少，5口之家可以享受1125斤免税粮。改革之后，每年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存在的税收欺诈现象没有了，并且以个人免征点来分配税收负担，对较穷的农户有利。1942年年中，抗日政府开始第二次税改，实行“统一累进税”，这种税制和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征税标准类似。累进税同样减轻了一些自耕农的负担，进一步把税收转移到少数人军生产1500斤以上的应税粮的家庭，贫富差距进一步缩小。（70）
税制改革在整个根据地引发了一场革命，穷人得益最多，一些富农和地主迫于增税，卖掉了部分土地，而买地的人，多属于那些手头有一些先进的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买下了大部分小块耕地，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内部的经济平等。（71）
税制改革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种重建。统一战线把互为敌视、有时桀骜不驯的宗族和社会团体并举到一起，进行抗日。1938至1940年的改革政策，也使中共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
阶级斗争
由于日本战败，内战迫近，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讨厌由多种阶层组成的、民族主义的合作社，以及税制改革和减租减息的渐进主义特征。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反映了拉拢穷人中最穷的人、又不书院绝大多数自耕农的意图。指示强调，要把大地主、“恶霸”和那些与日本人勾结的汉奸作为耕者有其田运动的主要目标。（122）
然而这样的改革存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对于五村干部来说，他们很难按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立性的新分类，对该村进行阶级划分。村民们都知道，在1936年，村里确实有有权有势的人，可他们大多是在雇工帮助下自己耕种土地。（123）
农村的居民都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自己的。强调两极分化、剥削和社会冲突的阶级分类，根本不符合五公的实际情况：通过抗日活动，全村团结一致；社会结构中自耕农居于优势，并通过税制改革这一静悄悄的革命而得到强化；原先就有的影响夫人的长期衰落同样对穷人产生影响；佃户和雇工的人数有限；租出的土地对穷人没有任何限制，且富裕农户自己耕种大部分土地。（124）
抗战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取得很好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平等的目的，但领导者的目的不是财产平等，而是为了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如果说抗战时期的敌人是日本人，那么抗战后要找的就是阶级敌人。
到1946年底，中共控制了第八军分区3553个村中的88%，分区党委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中指出，控制的3136个村庄仅43%“彻底地”进行了耕者有其田运动，38%的村庄部分地执行了指示，19%则毫无动静。（131）
1947年，中共加快了土改步伐，农村划分地主、富农运动由此展开，而公开批斗地主之风也由此开始，其中不乏地主被斗死、自杀的现象，甚至有人因此被活埋。通过这种批斗贬黜一小撮阶级敌人，凸显出党和穷人的力量，以此促进贫农和中农的团结。（143）
在土改过程中，文学审查也在那个时候兴起，因为写过一首诗赞扬吴满有，后来此人投靠蒋介石，艾青因此遭人告发，孙犁关于滹沱河的小说，被批缺少现实主义。（153）
这种运动，在建国之后可谓屡见不鲜，而始作俑者，却是在建国之前，只是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 著；陶鹤山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定价：26元。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四)：制造阶级斗争
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毛泽东将中国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类别［ 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7-129页。］。长期以来，毛泽东这一经典论断成为中国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贯穿了中共的土改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迫不及待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即五四指示。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局势变化，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关于这一变化出现原因，针对国内学术界传统观点，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台湾陈永发认为系“政治谋略”，即中共通过“极端土改”来强迫农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同时通过剥夺地主浮财解决中共财政匮乏问题；美国学者胡素珊认为，中共在华北农村通过大搞“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其真正奥秘并不在于斗地主、分田地，而在于从解决群众最感痛苦的问题着手，发动群众起来推翻北方乡村中的“统治阶级”（不限于地主阶级）。 就此而言，华北土改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平分土地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来换取群众“拥护”，而更在于彻底摧垮“既有乡村精英”的政治与经济统治，进而建立新的政权基础。这一农村基层政权的革命转型构成政治拥护的重要制度保障［ 李放春：《 “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近代史研究》2013年02期。］。也就是说，土改的真正目的在于发动农民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 宏观上的政策变动使得五公村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激烈的政治斗争开始介入乡村政治，国家权力的扩张逐渐主导了之后的政治生活。那么对于五公村来说，或者对于五公村的党员干部来说，如何调试自身，使得自己符合上级“政策”成为了一大难题，甚至需要来“制造”一场阶级斗争。 过去，在研究土改问题时。学术界习惯于着眼“一般性”，如韩丁的《翻身》，即通过一个村庄的土改来反映整个中国的革命。在弗里曼笔下，其更强调“特殊性”，即强调五公村在土改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更认为五公村阶级划分过程中至少有着三个方面不足，即忽视了全面衰落问题、宗族矛盾问题以及划分标准单一问题。 学术界早已研究过，华北地区并不是一块适宜开展土改的地方，其租佃率要远远低于江南等租佃关系发达的地区。弗里曼认为，1946年的土地改革，根据的是1936年家庭占据的土地与财产，“源于歪曲事实的贫困状况”，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战争与税制改革给地主阶层带来的财产损耗，因而对于地主来说是不公平的（123页）。 在划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问题上，弗里曼强调了中国乡村中的宗族因素，村民是通过“群落与亲族关系”来看待彼此的。而单纯强调两极分化、强调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并不能准确概括五公村的社会矛盾，宗族矛盾有时候往往超过了阶级矛盾。早在苏区时期，土客矛盾与宗族矛盾往往就凌驾于阶级矛盾之上，成为不同社会集团相互仇杀的诱因，极大干扰了苏区建设。在划分标准上，中共政策往往趋于单一化，简单以土地与雇工为标准，而忽视了农副业的生产，这其实占据了地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如韩丁在《翻身》中，早已说明高利贷与酒坊是张庄地主的主要收入来源［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 正如白凯研究所证明的，近百年来的政治冲击与社会转型已经将江南地区的地主推向了崩溃边缘［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弗里曼也认为，经过抗日战争，五公村内部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种的脆弱同盟。地主的财产受到削弱，贫农的财产有所增加，最穷与最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双方之间的矛盾并不激烈： 1936年，地主的人均土地是贫农的12倍，而到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前，巳不到贫农的3倍。1936年，中农的土地是贫农的4．9倍，而经过渐进的改革，1946年时优势已缩小为41％。地主和富农人均5．8亩，中农3．1亩、贫农2．2亩。到战争末期，穷人得到土地，富人被迫抵押和卖掉部分土地，佃农和雇农彻底消失。（127页） 对此，弗里曼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领导人的斗争目标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联合穷人去反对其他人。这种说法固然有失偏颇，但阶级斗争的号角一旦再次出现，必然导致乡村生活秩序的再次混乱。上级党组织鼓吹彻底平均化和运用恐怖手段来践行对党的忠诚。原本的基层党组织被认为混进了阶级敌人，充斥着地主与富农，需要“洗脸”。原有的地主被再次打倒，尽管他们已经在抗日斗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是，在新一波需要证明自己对党忠诚的干部面前，他们又成了新一波牺牲品。 弗里曼指出：中共顽固的分类方法认为，政治和经济的根源在于少数富人对多数穷人的剥削（142页）。在党的政策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局面下，为证实自己的忠诚，那么就需要来制造一场阶级斗争了。“骗局和技巧能魔术般激起热情和捏造敌人”，也就迫使阶级斗争的范围不断扩大，“阶级斗争需要有财产证明作为阶级剥削的证据”，于是耿长锁的行为被视作是“右倾”，原本为合作社努力经营的副业此时也成为罪状（142页）。延伸开来，甚至连文学创造的领域也不能幸免。实际上，政治权力已经成为主导着阶级划分与斗争的最重要因素。权力是唯一的胜利者。 那么，这是一场被制造的阶级斗争吗？在中央与基层中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模式？杨奎松认为，是由于基层地方激烈的土改手段迫使中共中央从五四指示转向中国土地法大纲，而五公村的表现分明又是在不断调整以迎合党中央的政策。中央与基层，在土改问题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是中央调控地方，还是地方反馈中央，恐怕还要值得近一步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五)：《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文版序与书摘
中文版序
本书考察了1935～1960年这1/4世纪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在此期间，乡村经历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后数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高潮”、百花齐放、反右运动、苏俄集体农庄式的高级社、大跃进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们不仅想要按时间顺序来表述这些不寻常事件对农民的影响，也想理解农民如何去影响或对付这些事件。本书考察的重点是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
我们在饶阳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不过，我们毕竟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远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也许常令人难以回答甚至难堪。我们也对打扰过村民的家庭生活感到不安。由于对当地文化的无知，我们出过不少洋相，并肯定在许多场合下无意间冒犯过人们。
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的朋友帮助过我们，即使这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假如没有他们的合作，此书便不可能问世。从1978年起，我们就和那里的村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我们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曾高兴地参加过婚礼，也曾悲伤地在坟墓旁献过花圈。在那些年代，我们彼此间逐渐建立了尊重、信任和友谊的关系。我们睡在老乡的大炕上，吃过鲜美的饺子，也喝过衡水老白干。我们欣赏过河北梆子，甚至也曾在偏僻的田间小路上被强盗打劫过。
我们很高兴将此书献给中国读者。1992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就此书作了讲演，该校历史系的一些研究生随即建议将其译成中文。张宪文教授支持了这个想法，南大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陶鹤山则担任了翻译任务。我们非常感激译者所做的努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马克（Mark Eykholt）和汪利平在南京准备博士论文期间，给予译者许多帮助。毕业于宾汉姆顿（Binghamton）大学社会学系的程铁军博士刚好是饶阳人，他对修改本书译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我们感谢两位在北京工作的学者使此书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教授在1994年3月号的《中国书评》上，对本书发表了评论，文章详细而令人兴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刘东教授负责了本书中译文的全部审校工作。
函盼读者能告知对于此书的看法，并纠正我们的错误。来信请寄以下地址：
Edward Friedman（弗里曼）
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North Ha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Wisconsin 53706 USA
aul G Pickowicz（毕克伟）
History Department 010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La Jolla，California 92093 USA
Mark Selden（赛尔登）
ociology Department
inghamton University
inghamton，New York 13901 USA
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于1991年在英语世界出版后，我们一直在准备此书的续篇。那本新作将要讨论饶阳人民在生活中或许是最剧烈的变迁。我们并不是想要评论“文化大革命”——尽管它的确深刻地影响了农村——而是想要讨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建造一条京九铁路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条铁路终于在1996年通车了。由于五公村领导人耿长锁的努力，铁路在饶阳县城和五公村都建了车站。〈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描述的乡村社区很快就将消失。世界现在变得小多了。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应忽视自身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但人们也不应低估同样作为地球大家庭成员的意义。我们能够互相学习。正如中国老话所云：四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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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书摘：
对一个饶阳村庄的了解越详细，我们对焦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明了，即农村危机是如何割断联结村社成员的纽带的。五公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隋文帝在位期间，祖籍饶阳的李德林成为朝廷御书院的御史令(正三品)。在风水先生的劝说下，李德林于586年回到饶阳，替他死去的父亲在县城附近建一座坟。据说这个地点是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五代家族成员仕途发达。于是荆新村改名为五公村，意指5个公爵或大官。如果德林和他的父亲算作安平郡(辖饶阳)最早的帝国高官，那么德林的曾孙李忠承就是第五代。在684年，他在一次反对唐朝皇帝武则天的流产政变中受牵连。武则天剥夺了李氏家族的称号，下令毁掉他们的祖坟，永远不准李氏家族的成员做官。传说证实了风水先生的预言，李氏几代连续有5人做官，且只有5个。
在五公村，宗族居住地和土地占有量(land access)结合起来，表明权力关系和声望。该村位于饶阳县城西南14公里，定期集市邹村的正西面。李氏家族从开始在此定居起就支配着五公村。在15世纪初庞大的移民潮期间，有一些后来者从邻省山西的洪洞县迁移来此，他们不得不在外围住下，耕种很不理想的土地。姓耿和乔的家族住在东村，姓张、杨和徐的住在西村，还有一些姓柯、王、刘的则分散在别处。东村的农民擅长于搓绳和制蜡，那些村中央的村民种植和贩卖蔬菜，西村的居民则加工豆腐。
20世纪的危机威胁着很多农户以及乡村生活文化纽带的许多方面，从而迫使传统宗族关系重新组合。为了重新聚合分裂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结合力。与衰落中的饶阳经济相关的紧张状况加剧了李氏宗族南支和北支之间的对抗。19世纪初，五公分裂为两个村，大五公村在北，小五公村在南，各自由北李和南李控制。在19世纪70年代，北李势力占上风，但19世纪末，它衰落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南李宗族的土地占有量上升到700—800亩。1911年清朝灭亡后，五公村一分为二的百年历史结束了，南李支配着合并后的五公村。由于出现地区性经济灾难，南李的首领们组成一个名为八院的组织，它的有效权力一直保持到30年代。全村2／3的农户姓李，南李宗族占一半。
教育改革有助于把民族主义带给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为北伐战争打倒地主和外国剥削者的前景激动不已。到了20年代，有30—40个五公人在清朝灭亡后开设的私立“新式”学校中，接受了5—6年的初级教育。在20年代中期，学校招收了70名学生，每年交3元学费。到1937年，共招收150名学生。有些学生在五公小学毕业后继续求学。八院首领李春龙的儿子李书德在定居天津之前，曾在30年代初留学法国，学习纺织生产技术。在五公村出生、曾在饶阳男子师范学校学习的教师耿满良，鼓励学生成为崇高的爱国者。在30年代，有三个小学教师从县政府支领薪水。尽管许多农民从学校毕业后忘记了政治，但还是有许多人聚集在村上的小店里，交流有关政治事件的新闻、传说和故事。在饶阳南部活动的共产党组织者从没有接近五公村可资动员的农村知识分子。
1936年，该村285户共1390人，耕种4620亩(约770英亩)土地。平均每户16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人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4户拥有土地在80亩以上，而最多的为123亩，出租土地不超过24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80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2％)出租给佃农，租金平均一年每亩3块银元，在1935年其价值相当于75斤粗粮。租约一般为3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10年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8—10银元。
6户人家（5户属于南李家族，1户是东村的乔万象)雇佣一个长工，在耕种和收割季节，他们与别的一些农户都雇佣短工，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的仅为少数几个中等收入的农户。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与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一样，绝大多数是自耕农。五公村有200户(占总户数70％)不租别人的地和雇佣帮工。
在五公村，自己有地的佃农(owner-tenant)有70多户，他们租耕小块土地以弥补自己的瘠薄土地之不足。租耕的土地大部分来源于村里150亩宗族和庙宇的土地。1936年，自己有地的佃农平均每户承租3．2亩，其中有些家庭成员还去当雇工。短工大约5天赚1块银元，长工一年挣40—50银元，并提供住房和伙食。在农忙季节，他们一天劳动近12小时，农闲季节工时较短。
1936年，有33个村民被雇作长工，其中5个在邻村干活，95人被雇为短工，几乎全是自己有地的农户。他们一大早去邹村集市(它是一个有围墙的村庄，其贸易集市起源于明朝)，在雇主面前排成一行。五公村1乃的家庭有人被雇作临时工。在该村经济梯级(economic ladder)的底层，5户无地的农民依靠没有保障的劳务费艰难地挣扎着。勉强维持生存的无地农户的男性后代由于太穷，结不起婚，他们家族的香火就要断绝，这对祖宗来说是最大的不道德行为。
平均5口之家耕种15亩(2．5英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斤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晶、衣服和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所剩无几了。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100银元，150元可建造三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的开支分别为70元和100元。1块银元可买25斤粗粮。
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地方一样，在30年代，土地一人口比率变得更糟，农业萧条。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地时仅把地表几英寸厚的硬土翻过来，从未听说过农药和化肥，缺少耕畜，甚至起码的工具。几乎从未有人对种子的品系、间作、庄稼轮作的方法进行试验，电力和拖拉机则连做梦也想不到。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映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在滹沱河洪泛区内。它的主要气候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年时仅有30口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的明显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
张觇生于1921年，12岁时丧父，他的一个哥哥大约同时去世，紧接着是另外两个兄弟，最后就剩下张觇、他母亲和一个弟弟。18岁那年，全家卖掉了仅剩的两亩地，靠租种张氏家族的两亩地和做雇工挣钱生存。全家对张觇娶妻生子续延香火不抱希望。
在3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户遭了灾。西村张宙的父亲在1905年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她孩提时代就学会织布，用裹足的脚操作织布机，上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后来她嫁给五公村一个劁猪师傅，在丈夫逃到关东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丈夫音讯全无，也没有钱寄回来。张宙织布，在地里拉犁，耕种家里的4亩地。她和两个小孩勉强躲过了饥荒。
在农民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时，政府的救济能力却每况愈下。偷窃越来越猖獗。由于五公处于通往集市邹村的土路上，在刚发生的水灾中所受的损失要比邻村小得多，因而村民们觉得他们会成为偷盗的目标。在院子人口处有“影壁”，除了驱除鬼神和恶魔之外，还可以在开门时使陌生人看不到里面。社会不安定使税收迅速增加。1936年，中央税为每10亩半元，而地方税比这高出10倍，每亩就要半元多。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极其沉重地压在困苦的农民头上，导致农民与收税政府之间的对立。
尽管人们对葬着祖宗的土地怀有神圣的情感，但生存需要却迫使家庭分裂。年轻的男人到别处找活干。有些人在天津和北京寻找建筑活计和工厂的工作以及商业机遇，远的甚至到上海和福州。其他人则在华北全境的集镇上充当兽医和打绳者。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从华北迁居到关东去寻找土地和工作的近800万人，其中也有五公村的农民。
1944年，当八路军将领们回冀中时，他们对那些坚强的传统农民们深怀感激之情。一些农民宁愿被打死，也保持沉默，不愿说出游击队隐蔽的地方。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游击队隐伏在地道中，一位妇女捂住自己正在啼哭的婴儿的嘴，使之窒息而死。部队领导杨成武总结说，只有长征才比冀中农民的牺牲大。
当爱国农民们的斗争重新塑造信仰和形象的时候，抗日英雄的传说可以变成神话。抗日战土们自豪地复述着枪毙臭名昭著的强奸犯“大金牙”的故事。尽管表现对新政权忠诚的传说逐渐取得人们的共识，但事实上，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仍表现出狭隘、愚昧、背信弃义和自私。有关安国县的伪军部队、送妇女给日军的村子、不给八路军征兵的领导人、杨各庄及其他地方的汉奸、那些笨拙地试图隐藏粮食的人和取得成功的亲日特务等种种事实，都没有在英雄神话中得到反映。
参战者和幸存者都骄傲地叙述他们家和村庄的英雄和烈士们舍生忘死的故事。据说在1940年，上级派五公游击队队员李健去制造地雷。抗日组织鼓励村民们制作地雷炸药的配料硝，它长期用于制作爆竹，是制盐过程中的副产品，即烧沸的大锅顶上的黄色粉末。尽管日军企图阻止硝的生产，但要完全禁止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1943年春，李健在日军“扫荡”中被捕，他跳进一口井里自杀，但被拖了上来，受到严刑拷打和审问。村民们都学会讲述关于李健殉难时的戏剧性场面，“游击队在哪儿？”“谁是共产党员？”沉默。日本兵把李绑在树上，周围放上木柴，他们点着了火把，又问，并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李仍然不说。火把点着了木柴，当村民们把火扑灭时，李已牺牲了。
也许李健的生死确实如村民们所述，但我们怀疑如此夸张叙述的真实性。讲述这类抗日故事、爱国主义和纯粹的英雄主义似乎没完没了。据说，当日本鬼子要烧死五公村党员李二瓢、而火苗已吞没他时，他勇敢地高呼，“决不向日本投降!”
据说，另一个五公游击队战士耿铁相在饶阳第四区率领了一支40人的突击小分队。人们夸耀说，它最大的战绩是活捉了小堤外围碉堡中伪军部队的小队长。这类神话还有很多，它们使新生的国家获得了生命力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