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开启了战后日本政府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使得1972年以后开始缓缓解冻的中日关系又陡然间陷入僵局，所以这个事件无论对于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来讲，是一起严重的破坏国际政治道德准则的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对与日本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且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程度最为深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多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围绕日本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对策，其过程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仅谈个人的一点感想。
一、靖国神社问题鲜明地反映了中日之间关系的症结所在——历史怨恨的深厚程度，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人民感情的漠视程度。
日本自甲午战争起血屠旅顺城、毁我北洋海军、割占台湾岛、索赔所谓战争款2.3亿两白银；日俄战争中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动干戈，戕害中国人的生命，损毁中国人的财产；9.18事变，夺我东三省，继而进逼华北；芦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8年抗战中中国伤亡军民3500万，损失6000亿美元。在整个近代侵略中国的外来的列强中，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的程度是最深的，这是任何一个有着相似遭遇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忘记的屈辱历史！有着浓郁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华民族，对待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历史能够忘怀吗？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能与日本的直接战败并非完全依靠中国军队自己的力量而实现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苏联的百万红军消灭了东北的70万关东军，美国原子弹的威力涣散了日本的军心、民心，于是在中国人没有多少机会大规模消灭日军时，日本就投降了。没有亲手彻底消灭、赶走侵华日军，对于有着“血债血偿”心理的中国一般民众来说，是不太解恨的！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第三个潜在的原因，与日本没有履行国际法所同意的、近代世界史上普遍通行的战争发起国须向受害国进行经济赔偿的义务有关。德国在战后对所有的受害国都给予了数额巨大的经济赔偿，日本在战后对于亚洲广大的受害国也给予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只不过数额相对德国要小的多，但对于受害程度最重、受害时间最长的中国却没有给予赔偿！如果日本国贫穷，或者日本国对中国政府的放弃赔款表示出友好行动的话，中国民众也不会计较这个问题了。但日本政府官员偏偏屡屡祭祀战争贩子，也难免让人要重计老账了！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第四个潜在的原因，是日本本是中国的学生，中国古代长期辉煌灿烂的文明之光曾照亮了日本很长时间的历史征程，对于推动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的作用无法估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是自己的虔诚学生、并且传说还有子嗣血缘关系的蕞尔邻邦小国却那么凶狠无情地蹂躏自己德高望重的恩师，这对特别讲究道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是最难以原谅的！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无法释怀的根本原因则是日本在战败后从来没有痛心疾首的悔恨，对于那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缺乏足够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中国人的宽容心是博大的，然而面对日本那样不断地篡改历史、逆视历史、屡屡伤害中华民族自尊心的行为，中国政府和民众却再也无法原谅！
中国政府和民众反对日本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完全合法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甲级战犯是经过国际法庭以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等国际公认的罪名被处死的，日本政府官员正式参拜他们的亡灵就意味着对国际法的藐视！这样的行为就得要坚决的抗议！
二、日本政府官员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和民众则随后频频发起攻击，这是无可厚非的正当行为。问题是，这种冲击——回应的中日关系模式中，中国老是处于被动，中国政府和民众老是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我们这样的应对模式对于最终解决问题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模式要持续到何时？ 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应该承认，1985年靖国神社事件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激烈反应对于制约日本政府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起码此后10多年日本首相未敢重复此举。可自2001年以后的6年时间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以正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虽然我国政府和民众每次都激烈地做出反应，却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这至少反映了这种反应模式效果的有限性。这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政府和民众在继续保留这样的反应方式的同时，能不能想一些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人士搞的对日索赔活动就是主动在日本本土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一种不错的形式。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想一些类似的方法来主动消解日本国内一些人歪曲、美化侵华战争的历史的影响？
三、从表面看来，日本政府官员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为了弘扬大和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官员以正式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尊重中华民族的感情，但在本质上两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同。网络上盛传李敖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不知其言的真伪，但却真实地道明了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的心里话。中曾根参拜的理由就是如此：“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谁来为国家奉献生命呢？”小泉纯一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以此来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战犯理由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民族主义的合理性都是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的，把民族主义无限膨胀到侵害其他国家、民族正当权益的程度就是不合理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以目前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来审视其合理性与否、以国际法的原则来考察其合法性与否，而不能搞民族相对主义。
四、中国一般民众对于日本的复杂情感是短时间无法消除的，而中国政府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理性地与日本这个近邻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必然是长期的。前面我已说过，日本在近代给予中国的伤害实在太严重，中国人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的，基于如此而产生的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主客观上美化与那段侵略历史有关的人物和事件行为的愤慨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很快消除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2年秋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为5.9%，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43.3%；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排在第一位的是“侵华日军”；60.4%的中国民众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早年的何智丽事件，后来的赵薇太阳旗演出服事件、姜文的参观靖国神社事件，以及马立诚关于中国在对日关系中不要再纠缠历史、需要新思维的文章而引发的大讨论等等，在这些事件中，国人多数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本军国主义情绪。对于这样的客观存在的舆情，政府既不可强行打压，但也决不能因此就以为“粪青”是可以无限膨胀的。比如，有的人在网上认为，如果中国人完全排斥日货 ，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一落千丈，殊不知在1978年中国与日本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为日本离开中国就不能发展的观点实在是很不理智的。中国政府要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大业，就必须要长期理性地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不能受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如何较好地处理高涨的民族情感与现实的国家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的难题。
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处理靖国神社问题的最高原则。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由于中国的激烈反应（当然也包括韩国），日本官方一般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收敛的，但这样的方式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个问题的根源吗？日本政府的官员不以正式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就改用私人身份；不能在8.15参拜，就改在其他的日期参拜。而这样的方式当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行为 ，但我们却无力继续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都不可能寄希望于短时间内从日本方得到满意的结果。一个国家了解历史问题、处理历史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更好地谋划未来，以实现其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算历史旧账。我国现实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经济，提升国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与日本保持正常的国际往来； 至于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权、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凡对于我国被侵略的历史加以否认或歪曲的做法我们决不可以默认，这是我们对于日本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