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这就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一
记者：您在瑞典工作过多年，当过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听说您早在1981年就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展文章，客观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和瑞典模式，您能否介绍下您当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工作时，国内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馆分工由我来研究瑞典经济。我做了大量研究并参观了一些福利设施。我为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和国内有关宣传之间的差距所震撼。1981年9月我写出了《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大胆提出社会福利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观点。现在这篇文章和我的一些其它文章都刊登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学人文集》栏里。我觉着一个外交官除了有义务向党和政府报告工作外，还有责任向纳税人直接报告国外真实情况，这就是我写上述文章的出发点。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社民党搞不搞马克思主义。据您了解，瑞典社民党怎么看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高锋：瑞典社民党在最近一次修改的新党纲中，谈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影响了社会辩论和社会科学，但马克思、恩克斯理论的其它部分已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错误的解释。党纲同时还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社民党首次在党纲中公开承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最近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社民党“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该党意识形态专家考克也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我认真读过社民党所有党纲之后发现上述所言不假。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这就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记者：一个政党的党纲是其政治要求、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要正确认识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认识其党纲。听说您最近翻译了瑞典社民党的所有党纲，您能否谈谈瑞典社民党党纲的修改情况？
高锋：自1889年成立以来瑞典社民党曾八次修改其党纲，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调整。瑞典社民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瑞典福利社会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也是三次修改党纲。第三阶段它曾于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它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
二
记者：您是否再讲具体点，可否先谈一谈社民党青年时期的党纲的修改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高锋：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的40多年间，社民党由抄袭德国社民党人的纲领到开始自主地进行理论创新，经历了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发展。期间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民党也曾经单独执政，但总体上尚未找到符合瑞典实际的发展道路。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在瑞典发展较晚。但自1860年其工业化起步到1914年大体完成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1/4的（12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讨论党的纲领问题。
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社民党领导下，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2年，12万工人走上首都街头要求选举权。1905年２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时对1897年党纲进行了首次调整。大会对党的基本纲领没有做改动，但在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公民与工会权利，还针对工业化带来的大批农民破产问题首次提出了保护小农利益的问题。1911年，该党再次修改党纲，对农民问题给与了更多关注。大会指出：“在瑞典的农业人口中，小农户、佃户和农业工人占有不可比拟的绝大多数。对小农户来说，土地不是占用他人劳动果实的工具，而仅仅是他们与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们像工薪工人一样也属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代表大会据此进行调整，把党的宗旨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改为“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把党的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这句话中的“工人阶级”改为“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其它群体”。
在成立22年之后，社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瑞典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较早地认识农民问题并正确地将农民划归为工人阶级同盟军是瑞典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一大理论创举。这为其1932年通过与农民协会联合开始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民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发展。1914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并通过了普选权法案和8 小时工作制法案。随着前一法案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间的力量对比。
就在这时，社民党内围绕着是否与自由党合作，是走议会道路还是进行武装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17年5月，一批党员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1920年社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党纲。这个纲领坚持了前三份党纲的基本立场，但在用词上更加激进。在党的宗旨部分，新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的是要完全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解放”。这里党纲把1911年“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换成了“被剥削阶级”。党纲对此阐述说，统治着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为囊括整个社会的被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党纲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夺取政治权力的任务。
党代会后不久，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社民党第一次得到机会单独上台执政。但社民党在20年代组织的三届政府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占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由失业工人顶替罢工者的工作，使社民党政府被迫辞职。随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就达30%。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压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劳动人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三
记者：那么，面对这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瑞典社民党是怎么应对的？
高锋：严酷的形势呼唤着社民党的政策创新。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社民党经济学家恩•维格佛斯(Ernst Wiggforss)指出，当前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但党内左派代表们却认为，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1931年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157票对149票的多数否定了左派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这一纲领创新使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民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这样瑞典社民党就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民党连续执政44年并领导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时期。期间该党三次修改党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方针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路。
社民党于1944年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这时社民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其新党纲中也有所体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就决定了社民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进行了重大理论调整：“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对财产的参与。”
总结上述调整后新党纲提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既没有讲国有化，也没讲资本主义剥削或者压迫，但却为其逐步减少剥削压迫指出了方向。这是社民党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该党从“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
记者：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其福利社会建设，从社民党的党纲来看，瑞典福利社会建设是从何时开始的？
高锋：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1920年其党纲又提出实行免费教育、养老金、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等主张。但这些要求直到1932年社民党获得了进行国家干预的权力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1934年社民党在经济刚刚好转情况下就通过立法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
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带薪休假两周制度。
20世纪中期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民党在支持工会通过谈判提高职工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税收建立了一整社会福利制度，使瑞典人生老病死都得到了保障。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社民党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理想社会的基础原则，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谓是其修改党纲中的画龙点睛之举。
记者：据说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团结”，社会上不少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您怎么看？
高锋：社民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来自法国革命。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人们后来把博爱改成了团结。因此，从一开始它们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工作条件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生活。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才能使每个人获得自由。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因此社民党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坚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奋斗。但社民党所反对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及其对自然界的掠夺，社民党并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在社民党看来，只有实现各生产要素力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所有人。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其福利制度建设的思想灵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和争取中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支持是社民党的基本方针。
社民党认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三个价值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因此，社民党自由、平等和团结与资产阶级那一套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是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也是瑞典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与灵魂。
四
记者：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社民党曾一度在大选失败中下野，这次失败必然会给社民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肯定可以从其以后的党纲中反映出来。能否谈谈近些年来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
高锋：石油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瑞典的经济环境。但社民党当时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变化。在新形势下它继续推行凱恩斯主义，使瑞典生产停滞、消费膨胀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致使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败并在连续执政44年后下野。社民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期间社民党两次下野，两次修改党纲。该党重新界定了党的性质，明确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确定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而为其进行减少国家干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降低税收和改革社会福利等市场取向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0年，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一，国有化不是关键。新党纲总结历史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的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而世界上一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被转移到国家手里的经验也表明，所有权的变更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目标。因此社民党主张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成果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多种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样做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并可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党纲指出，在辩论中人们经常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是以一种简单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还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能独自实现人们对经济生活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搞社会（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个方法问题，这两个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
其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决定。党纲指出，市场经济意味着价格机制占主导地位，然而某些对社会福利具有根本意义的权益不能由价格机制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他所需要的医疗，或者放弃他有权利获得的教育，也不能让医疗、护理和教育仅适应于购买力最强的群体的需要，以此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医疗、护理和教育应该以同等条件服务于所有人。
其四，可持续发展。新党纲十分重视环境问题, 指出环境污染的恶化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从长远观点看，环境问题不能通过事后修补来解决，任何雇主都不能通过交钱而摆脱责任。恶劣的环境也绝不可能从工资或者其它福利中得到补偿。
记者：那么，瑞典社民党的这些理论创新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高锋：近20年多来，瑞典社民党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先后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包括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劳动人民收入有所提高，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瑞典社民党对其党纲又作了怎样的修改？其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高锋：2001年11月，社民党召开了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但是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新党纲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份新党纲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反对原教旨主义。新党纲进一步批判了苏联模式，指出“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归咎于错误的领导人或错误的组织问题。它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来自左的或者右的经济上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把在整个经济中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是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党纲指出，“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别。市场经济是一个配置体系，货物与服务在这里以货币为价值媒介改换主人。而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制度，以资本的增值高于一切作为准则。”在其1990年提出计划与市场经济都是方法问题之后，新党纲又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
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党纲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苏联东欧的变化，社民党的这一自身定位受到了总工会和工人群众的欢迎。
记者：回顾瑞典社民党修改党纲的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认识和启示？
高锋：我觉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社民党的务实态度。自1897年提出第一份党纲到现在的110多年里瑞典社民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并不苛守马克思的书本词句，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该党理论发展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福利社会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
二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根据瑞典国情创造出来的，它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瑞典本身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模式在实践上给瑞典人民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三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这一点在十七大报告和我们党的党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照搬瑞典发展模式，而只能研究并借鉴其某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经验和做法。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