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赛亚·伯林这样的“随笔式”政治思想家而言，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正是这个鸿沟存在的最佳证明。大众读者永远无法跟上专家们的脚步，对于这点双方都不必自责。
正如钱永祥在《伯林论历史与个人》所指出的，“自由主义关心个人的意志自由，强调每个人的道德地位不可取代，一方面坚持个人具有选择的能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拒绝用超个人的范畴去涵盖、吞噬个人的地位和能动性。”如果说将“历史与个人”作为理解伯林历史观与政治观的路径，对大众读者显得过于深刻的话，回到伯林的著作本身反倒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在伯林笔下，政治迫害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对此用任何理论进行阐释都显得多余。
作为国内外研究伯林的专家会议论文集，本书也代表着“靠”伯林而活的专家们的学术水平。但将自由主义——这一普世性的、庸俗的运动贴上让人眼花缭乱的术语标签，以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看上去更有“深度”，这无疑背叛了“随笔式”撰述的精神实质。伯林所面对的是那些大众读者，他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批评尤其严厉。“我不懂你说的现代人是什么意思。只有经验主义思想的人?是的，我属于这样的现代人。我不能用几个词总括我的全部信念，但我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无外乎就是人、物和人脑中的观念——目标、情感、希望、畏惧、想象的情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经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全部东西。我无法做到无所不知。也许有一个永恒真理和永恒价值的世界，有一种只有真正的思想家才能具有的魔眼，而这只属于恐怕我无法进入的极少数精英的领地。”自由主义者试图摆脱的正是这无法避免的梦魇：肤浅。现在，活跃在政治评论中的大人物都或多或少被批评为不深刻。他们乐于享受被大众读者追捧的虚荣感，但与此同时又想塑造出深邃的距离感。不过，“英雄自有大地作为坟墓”，伯林并不需要太多的专家去注解、辩护，他的著作就是一切。
伯林“随笔式”的写作方式很容易让他的研究者落入将自由主义首先作为生活方式而不是政治理论的误区。事实上，所谓“去政治化”的宣教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信徒，这完全有悖于伯林的信念：尽管他从未谋求将自由主义确立为善的政治生活的唯一尺度，但他在著作中对某些价值的拱卫是不遗余力的。“我不清楚你说的批判的人道主义指什么。我只能说，像我这样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谁也不能否认批判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判的政体，除非处于极其危急的情境中，为避免彻底混乱而必须全体一致，否则，这种政体的发展前途不外是极权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盲目的狂热，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必多说了。”
伯林的生活背景和他对俄国、苏联从“外交官”角度撰写的评论是应该严肃对待的，尤其是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思想家的看法最值得仔细玩味。本书中数篇文章都解释了伯林的经验主义，而这正是反启蒙运动的核心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林自由主义理论的力量所在并非是其攻击性，而是在承认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得到“宽容”的结果。不过尤其需要指出，“伯林的自由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所塑造的。在这一他度过了其思想生涯大部分时光的文化中，只要通过‘不稳定’的妥协，自由与平等这样的竞争性价值往往能够调和。然而他的俄罗斯基因让他敏感于那些面临着困难得多的选择的人的困境。因此，他钦佩赫尔岑身上那种他所说的‘现实感，这里的现实，尤指革命之必要，以及代价。’”
因此，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很少会真正在意伯林温和委婉的写作方式中蕴含的智慧。伯林以评论最为看重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方式揭示了自由主义既是生活方式也是政治理论的本质。对此，伯林评论道“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为了自由而展开的斗争，追求的也是此时、此地，活着的人的自由，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终极目标……这些目标对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碾碎他们的自由……而只是为了未来的某种不可测的幸福，这是盲目的，因为未来总是太多不确定;同时，这也是邪恶的，因为……它践踏了真实的人类生活与需求。”赫尔岑看到了那些以“革命”作为修辞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会沦落成为维护极权的偶像崇拜，而东方民族特有的顺民气质为此提供着无以伦比的群众基础。
有研究者在书中正确地指出了赫尔岑在伯林思想中占据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伯林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并未体现出悲观主义的色彩——这在二战中极权政治此起彼伏的时代背景中显得尤为突出，其根源在于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价值体系的信任。但可惜的是，不知道是有意回避伯林写作的历史背景还是其他原因，本书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未能对此进行论述。
伯林试图为英国人总结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苏联图景：“我们把苏联最好看成一个教育机构。它不是监狱——那是一种曲解。它的公民感觉就像学校里的孩子，而学校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快把俄国人培养得和西方人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通常俄国的官员也承认，俄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野蛮人，他们不得不弄明白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这在一所拥有两亿学生的学校里仅靠和颜悦色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遵循着与传统的英国中小学校长一样的原则：要把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培养成人，就必须经常地敲打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被他们的成年伙伴带坏。”在这样的论述中，伯林透露出了显而易见的乐观主义：等待就是解决苏联式集权的最终方案，因为他深知苏联式极权政治并非是基于人类历史(经验)的必然产物，而是建立在理论假设之上的乌托邦。反对理性主义、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末世论恰恰是伯林看重思想家维柯反启蒙思想的关键，这是《反潮流》一书的开篇主题，也是他的观念史根基。俄国及俄国思想家占据着伯林研究的中心位置。如果要确立伯林作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最杰出的代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旁观者”是如何看待俄国一步步落入极权政治中的。
伯林既然无法为俄国、苏联人提供比之于赫尔岑更富远见的救赎之道，他自然也无法给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提供出路。今天，当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自居时，其实已经被现实蒙蔽了双眼。尤其当这种论述落入专家式的言词时，将会彻底埋葬自己的力量之源。自由是生活方式，而自由主义必定是一种政治理论：它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内省式或者说蜷缩在个人的躯体内成为一种完善的道德论证。就如伯林笔下苏联的那些可怜亦复可悲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依靠对党的“总路线”的直觉式感应而活着，但“总路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这些“心灵”也就生活的时而宽裕，时而紧张，早上还在论坛上大段论述领袖的英明，下午已经被送往“古拉格”。事实上，对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要想实现多元价值基础上的自由主义，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破偶像崇拜的政治传统。
书中亦有作者关注到了“韦伯关于政治本质的观点同伯林有很大不同，伯林的观点要乐观很多，他认为进步的传统的自由-民主的元叙述面对并战胜了它不断出现的敌人。在韦伯看来，政治，无论是国家之内的还是国家之间的，都是邪恶力量和暴力的领域，在这里为达到个人目的诉诸危险手段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比虽然算不上毫无意义，但也足够无聊：伯林将马基雅维利视为打破一元论的关键人物，自然也就不会否认他的哲学成就，更不会忽视马基雅维利异教思想对于理解政治的实质贡献之巨。看重政治经验与多神教的信仰关联紧密，而这几乎等同于多元价值主义，对此，伯林的观念史逻辑是清楚的。
(文本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