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瑞典社民党通过国家干预，在对私人所有制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近年来它大刀阔斧地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福利制度，坚决迎接全球化挑战，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它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影响了瑞典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
一、“功能社会主义”的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瑞典虽然起步较晚，但自1860年起在完成工业化的半个世纪里，它所带来的沉重苦难使五分之一的瑞典人逃亡海外。1889年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全面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对整个瑞典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1918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但该党在20年代组成的三届少数派政府，在议会中的地位非常虚弱，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无法实现其1920年党纲中规定的国有化目标。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使党内关于怎么办的争论日趋激烈。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将其进行分割并交给不同的人进行管理。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创新，使社民党从理论上摆脱了困境。
1931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沉重地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中失业率便达到30%。执政的自由党借口供求关系，采取了紧缩政府开支、降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社民党议员魏格福施指出，失业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的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强调，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经济危机。而该党左派却主张立即遵照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以便一举摆脱资本主义。经过激烈辩论，1932年社民党党代会以微弱多数否定了左派的主张，而把政策重点转到魏格福施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危机纲领”上。
这个纲领使对“看不见的手”早已丧失信心的广大群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
新政府提出，国家预算应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利用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凱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通过政府预算对经济需求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政府决定通过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并按市场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一扩张性经济政策与瑞典克朗贬值(25%)措施相结合，推动瑞典经济开始回升。
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政府在同意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旨在鼓励企业增加储备的投资基金机制。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先后建立了失业基金、人民养老金制度，并决定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善。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查理德(Marquis Child)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份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二、国家干预全面展开
上述成果使社民党坚定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心，在1944年提出的“工人运动战后纲领”中称，形势发展使得瑞典工人阶级更加意识到作为“新的经济秩序创造者的历史责任”，指出“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纲领主张将一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其他“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从此，社民党在理论上不再反对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而致力于通过国家干预来“驯服资本主义”。其政策措施主要有:
(一) 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政府自1948年起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政府专家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公共部门计划和各大私人企业的生产打算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做出分析和预测。同时，还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建议。这些计划不对生产发展提出硬性指标，但专家们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客观分析，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基础和选择。此外，还有强制性的国土规划、地区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及根据经济发展出台的一些短期的或行业性的计划等。
(二) 通过法制管理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主要通过立法或修订法律来实现，政府大臣从来不对下级机关作任何个人指示。重大问题决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调查委员会。根据政府的书面指示(仅规定调查的目标、范围、经费和时间等)，调委会对事情的历史、现状及有关国家的做法进行独立而详尽的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每年同时工作的各类调委会常达一二百个。调委会报告、政府向议会提出的提案和其他所有官方文件全部公开，人们均可阅读并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 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政府下大力气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对各级政府和社会保险部门的公共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三成)，政府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控制和调节。对于私人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一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些行业之投资)征税，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则进行补贴。除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各类投资。
(四) 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自50年代瑞典实行全国统一的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支持下强调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宣称由企业的利润多少来决定工人工资，意味着要部分工人“勒紧腰带来赞助那些发展停滞、管理不善的企业”。二战后40多年里，工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极力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使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工会照顾低收入者的要求，在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又压低了高技术产业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为瑞典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提供了方便。
(五) 利用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增加积累。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后，对股东的分红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股东们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还网开一面，通过种种手段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给予优惠，使仅约10%的利润被分红，20%上下被交税。利润大部分被留在企业内部，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的财力来更新设备和技术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六) 重视教育和对失业人员的再教育。早在1951年，总工会在提出团结工资政策时就指出: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将有大批职工从落后企业中被“排挤出来”，政府应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对失业职工的培训和资助他们积极流动，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技术进步。1957年这一主张为政府所接受。每年都有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约2%的失业者在接受转业培训后迅速转入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从而大大加快了瑞典的经济结构变革。
(七) 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可能。在强大的工会的支持与压力下，政府通过立法在全国建立了包括社会各阶层和人生全过程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西方国家中少有匹敌。
(八) 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面对日渐扩大的地区差距，1965年政府决定对到边远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资助或优惠贷款，以改善生产资料的自然配置。1976年政府又通过立法规定各省要制定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对支边工作的计划调节。政府还大力支持边远地区扩建基础设施，发展中、高等教育，开办高科技产业，对这些地方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运输补贴、工资补助等优惠待遇。
(九) 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规定企业的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进一步限制了资方权力。
(十) 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反思与调整
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加之幸免于两次大战的蹂躏，瑞典经济自1932年起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人均产值年增2%，仅次于日本。瑞典由“欧洲的穷汉”一跃而变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社民党虽然没有将生产资料进行国有化，却凭借其庞大的公共部门对60%左右的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和老幼护理等服务全部“社会化”。这种分配领域内的高度社会调节使国民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方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折旧费)相比，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期间财产占有上的差距也在缩小。瑞典社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方向发展。
但这种变革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加上瑞典工业产品的一半依赖出口，当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福利国家之弊病便一起爆发出来。
1975年至1995年20年间，瑞典经济因此两次陷入危机，长期执政的社民党也随之两次下野。1976年当第二次石油危机袭来时，社民党试图再次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在国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人为地恶化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结果失去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
新上台的中右政府在对危机企业进行大规模挽救无效后，只好将全部造船企业和大部分钢铁企业实行国有化，其执政数年间国有化规模甚至超过了连续执政44年的社民党。为了兑现其大选诺言，执政党不顾客观情况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结果在生产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总开支由1974年的618亿克朗(GDP之24.2%)猛增至1982年的2076.5亿克朗(GDP之33.1%)。1980年冬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然而在民众抗议的浪潮下，该政府没来得及实施其所提议的几项轻微削减社会福利的主张就下台了。
1982年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振经济”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新政府宣称，凱恩斯主义的膨胀政策和里根主义的供应派紧缩政策都不适合瑞典情况，主张将扩张与紧缩相结合，走“第三条道路”，即在压缩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增加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以带动以出口为先导的经济回升。其具体措施有:
(一)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社民党上台后一举将克朗贬值16%。为使货币贬值的效益不为工会的补偿要求所吞没，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还决定建立“职工基金”，通过向企业加征超额利润税来购买企业股票，交由工会管理，以扩大经济民主。
(二) 减少干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政府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数额和外汇交易的限制，取消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来瑞典投资的限制，
同意外国银行在瑞典自由营业，从而彻底放弃了对信贷金融市场长达50年的行政控制。政府还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和对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控制。
(三) 改造国有企业。政府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得利润。对经过改造不能按期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或勒令其关闭或将其转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造成为股份制公司后，将其推向市场，使它们在竞争中得到发展。但该党反对提“私有化”口号。
(四) 降低税收。为了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间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最高的7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不超过238 400克朗)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200克朗象征性的国家所得税，收入高过此数的人再为其超出部分加交20%的国家所得税，从而使最高收入者的税率降至45%左右。企业税也由原来的56%降到28%。
(五) 调节福利。1982年恢复了被前政府削减的几项福利后，社民党发现福利过于优厚也会危及经济发展。1990年该党痛下决心，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决定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的90%，改为头3天为65%，之后是80%，自第91天恢复到90%；有集体保险的头3天不超过75%，之后不超过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的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
(六) 为了适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1992年春社民党决定将其克朗与欧洲货币机制挂钩，并于同年7月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连同上述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这是社民党二战后最大的政策调整。
(七) 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政党的猛烈攻击下，社民党被迫于1990年底放弃了自建党以来一直实行的工会会员集体入党制度，从而使其党员总数由100万人一下减至26万。但在其1990年党纲中，该党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称对人类、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强调党的目标是“改造整个社会，使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
针对经济过热问题，社民党决定加快税收改革步伐，但没想到随着原税制中的贷款利息可在税前扣除的优惠待遇的消失，瑞典房地产、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大银行和信贷机构随之纷纷陷入危机。在泡沫经济破产的阴影下，1991年秋社民党大选失利并再次下野。
四、痛苦的再调整
中右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实行的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削减福利为重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缓解经济危机。1991年至1993年间，瑞典经济出现二战后首次负增长(共下跌5%)，同期公开失业率由1.5%激升到8%(失业人数高达50万人)。政府财政收支由1990年的盈余(相当于GDP之4%)迅速变成1993年的赤字(相当于GDP之12.3%)。国债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42.3%上升到1994年的77.9%。
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在野的社民党再次进行反思。1970年到9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各国人均国民产值增长60%，瑞典仅增37%。同期，其人均产值排名在经合组织各国中由第4名下降到第16名，而福利开支相当于GNP的比例却增长了一倍。瑞典克朗贬值一半。这些冷酷的事实，使该党意识到必须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94年社民党再次上台后提出，在任期内消灭财政赤字是其首要政策目标。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之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的同时，将高收入者的国家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转嫁到普通群众身上的做法。
政府在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的同时，1996年开始改革预算程序。为了控制未来开支，政府决定一次提出未来三年的公共部门预算支出总额，提交议会讨论批准后，任何人不得突破(开支封顶)。政府还决定每个经济周期内公共部门财政总收支必须实现一定盈余，并要求各部据此落实每个年度的节约指标。
鉴于福利总开支已突破GNP之40%的大关，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将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统统下调到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也全面下调，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福利近70年来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还几次提高社会保险金个人承担比例，使之在2000年达到个人收入的7%。但社民党强调，教育、医疗和老幼护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由市场原则来主导。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大力抓教育、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科研开支占GDP的比例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之3.8%)。政府一再扩大大学教育，1997年又决定为10万名失业青年补上高中教育，以提高劳动力素质。政府还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
五、初见成效
政策的调整使瑞典工业出现了空前的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值增长49%，也名列西方国家之首。在政府支持下，信息技术迅速普及。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1995年至2000年，瑞典GDP年约增3%，大大超过1974年至1994年2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5%)。通膨率下降到2%以下，失业率减半。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连年顺差。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
政府财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当GDP之10.8%)到1998年转变成黑字，2000年财政结余达GDP之4.1%。同期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由76.2%下降至55.6%。社民党由此完成了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顿国家财政的任务。
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1998年决定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提高到80%，有集体保险(大多数职工)的疾病补贴可达90%。政府决定恢复养老金与物价挂钩，提高儿童补贴和住房补贴，并降低了入托费等。2001年春社民党提出到2004年将就业率由目前的77.2%提高到80%，将长期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4%)数量减半的目标，并开始了新的努力。
这期间劳动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瑞典人收入差距又重新拉大。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间，瑞典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仅4.2%，而高级职员家庭却增长11.1%。经过20年变迁，瑞典收入差距大体回升到70年代初的水平(基尼系数0.257)，约相当于目前美国收入差距的60%和英国的75%。其财产差距也有所扩大，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财产占总财产的比例由1978年的16.6%上升到1997年的20.3%。
许多工人对这一变化十分不满。在1998年大选中，社民党受到了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得票率下降9个百分点)，而不支持削减福利的左翼党选票却增加了1倍。但随着经济的好转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社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开始回升。
六、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社民党经过20多年的痛苦反思与调整，对经济发展模式成功地进行了扬弃，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了调整，使瑞典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该党主张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区别，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资本与劳方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将永远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企图的对手。”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个表态表明该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
自社民党1932年上台到现在，70年过去了。人们说这期间瑞典发生了一场“悄悄的革命”。由于社民党在理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组织上与瑞典工人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这期间社民党在政策上曾有过不少失误，并曾两度(共9年)下野，但它在长期执政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因而始终影响着瑞典社会的发展。
尽管这些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瑞典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却大大促进了瑞典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这个国家增加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瑞典社民党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和探索，为国际工人运动增加了重要财富，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