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20世纪是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人类社会似乎已经步入了一个民主时代。正是基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大背景，政治学界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民主化研究：从民主的崩溃到民主的转型，再到民主的巩固与运作。一时学人辈出，成果斐然。
在民主化浪潮研究的前沿重镇——美国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胡安·林兹（Juan Jose Linz）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学术影响，林兹都堪与鼎鼎大名的萨缪尔·亨廷顿（S. Hungtington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李普塞特（S.M. Lipset）以及戴尔蒙德（L. Diamond）等学者比肩。只是由于国内学界对林兹鲜有介绍，才使得这位一流的学术大师未能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在简要介绍林兹学术阅历的基础上对其学术体系作了粗浅梳理，以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学界对这位学者介绍不足的缺憾。
一 林兹其人
1926年12月24日，胡安·林兹（Juan Jose Linz）出生于德国的波恩，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1932年，时年6岁的林兹前往西班牙，并随后在西班牙就读中学和大学。1949年，林兹毕业于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① ，并获得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学位，同时由于成绩优异，林兹还获得了政治学的毕业奖学金。
1950年林兹获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读书。1959年林兹以题为《西德政党的社会基础》的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林兹曾在1958年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一项对西班牙商人的社会学研究。1961年，林兹从西班牙返回纽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
1979年，林兹进入耶鲁大学任教，出任耶鲁大学著名的斯特林（Stirling）讲座的政治学及社会学教授，直至荣誉退休。在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同时，林兹还曾短期任教于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活跃于多所世界知名高校讲坛的同时，林兹还是位积极的学术交流的参与者和倡导者。他担任过欧洲大学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所以及德国社会学家和柏林科学院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广泛的学术交流和逐步扩大的学术影响也让林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应有声誉。林兹担任过世界公共舆论研究会主席，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政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并曾出任《民主》（Journal of Democracy）等多家世界重量界学术期刊的编委。而更能佐证林兹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是他也在1995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位大师级的学界人物，林兹获得过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其中包括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大学（1976）和马德里自治大学（1992）、美国的乔治城大学（1992）、德国的马尔堡大学（1996），以及挪威的奥斯陆大学（2000）。
二 林兹其书
作为一位世界一流的学者，林兹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党、西班牙的商界人士和权力运作、伊比利亚半岛社会群体的结构和演化动力、对青少年的社会学研究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西班牙及拉美为重点的现代化发展。在上述诸多领域，林兹都可谓造诣颇深。
然而，林兹学界地位还主要体现在政治学领域的系列研究成果。在近五十年的研究生涯和从教生涯中，林兹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学领域。在政治学领域，林兹的研究涉及政体的比较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和民主转型的过程，以及民主的巩固所应当具备的条件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林兹的着述颇丰，其中主要包括：《民主政体的崩溃》（四卷本，合着及合编，1978）、《罗伯特·米歇尔斯、政治社会学和民主的未来》（合编，1990）、《总统制民主的失灵》（合编，1994）、《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四卷本，合编，1994）、《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合着，1996）、《苏丹式政权》（合编，1996）、《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专着，2000）、《政党：旧概念与新挑战》（主编，2002）等。
在研究民主政体的挑战者——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方面，林兹是现代政治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奠定林兹这一地位的，正是他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曾于1975年作为一个章节发表在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合编《政治学手册》第三卷——《宏观政治理论》部分。2000年再版时，林兹在保留了原来全部章节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详尽的导言，该导言对该领域中部分新增加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同时分析了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政治以及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
在《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一书中，林兹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包括权威主义政体的多种亚类型）的内在特征上。林兹认为应当回避那些用以说明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既非必要又非充分的因素②，而提炼出用以界定两种政体类型的核心要素及要素的混合，并用这些要素来说明两种政体类型的其他特征。
界定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重心回归到政体本身并不意味着只需对于两种政体类型本身的特征加以描述就可以实现对其的界定。例如，单一的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党及其他动员型的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非制度化的让权以及掌权者无需对选民负责等多个方面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在特征。但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在其他非民主的政体类型中分别找到，只有在极权主义政体中，所有这些特征才一并出现，也正是这些特征的集合才使之成为极权主义政体。出于进一步构建自己的政体类型学（Typology）的考虑，林兹对这些特征集合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简单的罗列，而是按照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合并归类，并从这三个维度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区别予以了阐述：①政治权力极权主义政体存在一种一元而非单一的权力中心，而权威主义政体的权力中心则是有限多元；②意识形态 在极权主义政体中存在的是一种排他的、自主的并或被多或少加以精心阐释的意识形态，而权威主义政体具有的是理念导向（mentality）而非意识形态（Ideology），这种理念导向更少约束统治者，也不需要统治者的高度认同；③公众动员极权主义政体中的公众动员及其随之发生的政治参与是是通过单一的政党及其大量处于垄断地位的从属组织得以实现的，而在权威主义政体中，大规模和密集型政治动员实际上是缺乏的，统治者也有意淡化这一点，公众的非政治化也比较明显。
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不仅仅能够界定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而且还可以对两种政体类型从本质上予以区分，同时也能够将两种政体和民主政体加以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林兹又提出了介于民主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之间的其它派生类型或过渡类型的政体，并对其它派生或过渡类型政体的特征做了补充说明③。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和补充说明林兹提出了他的政体类型学（Typology）的独特构想——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分门别类，并使其在他的政体类型学中对号入座。根据这一设想，林兹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公众动员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来界定不同国家在他的政体类型学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可能走向。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林兹认为在他的政体类型学的设想中希望和困难并存：其希望在于，即使不能界定所有的国家，至少也能界定相当一部分的国家；而困难在于，对于分类结果达成共识的可能及程度——由于用以说明三个维度的具体指标是五花八门的，确定指标所需要信息的收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政体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不同的学者通常会根据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标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出不同的政体分类。或许正是顾及到这种设想取得共识的可能微乎其微，所以林兹对他的政体类型学的宏观设想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做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林兹在设想他的政体类型学时所提出的用以界定不同政体的三个维度，即政治权力分化的程度、公众动员的性质和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等已经在政治学界得以广泛的认同和普遍的适用。借用三个维度以及用以细化三个维度的多个参数、变量和指标，我们就可以对民主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进行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比较，并有望在政体转型过程中对其可能的走向作出推断。
2. 民主的崩溃、转型与巩固
林兹也是最系统研究民主化进程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涵盖了对民主崩溃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的分析，宪政制度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经历过独裁统治的民主政体得以重建的原因，以及对存在种族、社会和政治分裂的民主政体得以巩固所需条件的探讨。
其一，民主的崩溃
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政体的前景和命运一直政治学界经久不息的热门话题。现代历史上民主政体的一系列危机曾经引发了很多学者对民主政体必然崩溃的猜想。有关民主的崩溃这一话题的大量现有文献关注的是非民主的政治力量出现，或者是那些导致民主政体瓦解的潜在的结构性张力。隐约的，这些着述经常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正在讨论中的民主政体的崩溃事实上不可避免。
但是在林兹看来，无论是基于理性的思考还是政治的现实，都应该对民主化这一政治过程的推动力量直接关注并加以系统研究，为此，就要重点分析那些民主的认同者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那些现任的民主领导人的举动，并进一步探究这些现任者的那些作为和不作为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崩溃？这些民主的支持力量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来缓解民主的危机？民主的崩溃是否真的是无法避免？
林兹着手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始于他对西班牙民主发展的关注，这种发展不仅影响了在西班牙度过童年的林兹而且影响到了作为一个西班牙公民的他。林兹曾阅读过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谢（Karl Dietrich Bracher）的传世之作《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这启发他去探究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在1960年代中期，林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林兹遇到了艾弗德·史迪潘（Alfred Stepan），当时史迪潘正在着手写一篇关于巴西的民主政体崩溃的论文。因此，当林兹邀请史迪潘共同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这一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时，史迪潘欣然应允。
童年的经历、前辈的启发、学人的帮助，以及同仁的合作，加上对欧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国家政治经历的系统考察共同成就了林兹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卷本大部头着作: 《民主政体的崩溃》（四卷本，合着及合编，1978）。该丛书的第一卷由林兹亲自撰写，借助“危机—崩溃—再平衡”这一基本模式，林兹对民主崩溃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并为其余三卷创建了分析的框架；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兹和史迪潘共同编写，分别探讨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民主崩溃的历程和起因；第四卷则主要介绍智利一国的民主崩溃过程。正如林兹在第一卷中所言，该丛书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民主是如何崩溃的，以及民主为何崩溃？
其二，民主的转型与巩固
与对民主政体的崩溃的重视相比校，民主的转型和巩固在学界受关注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民主政体的崩溃原因的分析正是基于对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考量。
为对避免对民主的转型与巩固这一重大课题做简化论和单一的因果解释，林兹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对孕育稳定民主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
尤其重点探讨了宪政体制与政党结构、种族冲突、社会经济的变迁、国际环境的约束、政治观念和信仰，以及政治领袖人物的行为、选择和策略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理论总结，林兹和他的合作者都格外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自主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对民主的前景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并由此提炼出对于民主的转型和巩固至关重要的五个条件：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有效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社会。①公民社会真正的民主实践，不只是每隔几年的选民投票。将社会交付政治精英去管理，社会不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监督政府。只靠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是不够的，除非社会有力量去监督政府按照宪法行使权力。因此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就成为民主得以顺利转型和巩固的重要条件之一。②政治社会发育完全且成熟的政治社会对于民主的巩固举足轻重，而其中制度化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构建是十分关键的，制度化的选举制度可以通过定期的公平选举来表达民众的意愿，而民主的巩固同样需要不同且强大的政党来整合和代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③法治民主政体需要有宪法保证全体民众的基本权利，从而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此外，比如宪法法院和司法复核等机构以及程序，也可以对政府滥用权力起到制约作用。④有效的行政部门政府是否廉洁、有效对于巩固民主同样重要。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虽然扩大了民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但在推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而政府的腐化使得民众对于民主本就不高的信心而言更是雪上加霜。⑤经济社会如果社会能够积累起足够的资源来培育公民社会来监督政府，在用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之外，还需要民众在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之外具有足够的经济活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构建对于民主的巩固意义重大。
1996年，集中体现林兹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专着——《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问世。在书中，林兹和他的合作者在众多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他们在概念上重新界定了现代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并指出了每种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可能路径以及民主政体巩固所面临的任务；而在对南欧和南美的南圆锥体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的研究方面，这本书开创性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同时，这也是在现有的比较政治学和民主理论的文献中一本对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进行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随后十多年时间里，《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先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德文、波斯文和日文等多国文字。这在印证这一专着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进一步在更广范围内扩大了林兹的学术影响力。
其三，民主的运作机制：总统制与议会制
1990年，林兹发表在《民主》杂志冬季刊上的一篇题为《总统制的危机》的论文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1994年，林兹和威林瑞拉（Arturo Valenzuela）合编的《总统制民主的失灵》又经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林兹在长达近90页的《导言》中再次全面论证了他对总统制弊端的认识。同年，《民主》杂志的秋季刊辟出专栏，刊发学者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不同看法，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大讨论：总统制和议会制孰优孰劣？
在林兹看来，与议会制相比，总统制之所以在民主政体的巩固和运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是因为其自身的两大根本特征：总统制合法性的二元化以及总统制的刚性。在总统制下，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和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一院制或者两院制）相互独立，二者共同分享政治合法性，当总统和议会的多数发生分歧时，这种合法性的二元化往往会导致相持不下的政治僵局。而总统制的刚性是由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统和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的固定任期导致的。同议会制下的总理随时都有可能被议会的多数党所更换相比，总统制下的总统一经当选，除非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其都能够完成其固定的任期。这种固定任期制不仅仅影响总统的政治风格的发挥，而且会导致在任总统和继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和制度刚性导致了总统制自身的很多问题。比如赢者通吃，总统制下的竞选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获胜就意味着他方的全败。在民主政体尚未巩固的国家，这种导致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往往成为引发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而在议会制中，虽然也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党，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议席在多个党派之间的分摊，因此权力的分享和结盟是相当普遍的。再如内阁的软弱，总统制下的总统可以随意的任免或解散内阁，而议会制中的内阁则具有更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
林兹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关注源于他对现有论述民主运作和民主巩固的文献的不满。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对民主政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这样的分析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民主政体一经构建，就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和途径而影响不同的社会，这种影响的程度只是依于具体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林兹看来，这样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在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有效运作方面，民主政体自身的设计和民主政体的运作环境至少同等重要。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探讨就是为了表明民主政体设计和构建的重要。
林兹的分析是以经过筛选的国家为样本来做为实证基础的，这些国家尤其集中于拉丁美洲地区。因此有学者在反驳林兹的结论时明确指出，林兹所作比较研究的实证基础过于狭隘，同时研究民主政体的巩固及其运作而仅仅关注政体的形式（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政党制度、政治领袖的权力大小以及各方政治力量对比与平衡等。
尽管存在实证上的不足，但林兹在学理上对总统制以及议会制的分析也引发一场持续至今的学界大讨论。墨西哥、乌克兰等新兴民主国家一波三折的民主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林兹对于总统制弊端的分析，在这种意义上，林兹开创性的研究可谓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两位学者对于这场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争鸣也有介绍，在提炼林兹及其反对者双方观点的同时，两位学者也指出了单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审视总统制与议会制各自利弊所存在的不足，并进而分别从路径依赖和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民主的制度构建及其有效运作所需的其它条件④。
1996年，瑞典的约翰·斯哥特奖（Johan Skytte Prize）⑤被授予了当时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林兹教授。作为政治学界唯一的国际性奖项，首届约翰·斯哥特奖在1995年被授予了斯特林讲座的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林兹因此成为继大名鼎鼎的达尔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知名学者⑥。林兹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对民主政体在遭受权威主义的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他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多元性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开阔视野。”⑦
截至目前，国内对这位政治学界大师级人物的介绍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对其思想和理论的提及只是散见于少许学者的论述当中。这不能不说是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一件憾事。本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向国内学界推介这位尚健在的学术大师，更为重要的是简要介绍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庞大的理论体系，以期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关注乃至重视，并由此为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一块价值不菲的他山之石。
注释：
①现在的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前身。
② 例如，弗里德里奇（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K.Brzezinski）在各自对极权主义的界定中都认为，在极权主义政体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由于受到破坏而趋于消失，并会导致出现社会的整体政治化，并进而将此作为界定极权主义政体的要件之一。但在林兹看来，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的消失以及社会的整体政治化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在极权主义政体中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张力也远未消失。因此，林兹不赞成用这样一种特征来界定极权主义政体。
林兹关于极权主义政体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的深刻洞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对这种政体类型认识的一个误区——即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或者社会的高度政治化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在特征及必然趋势。因此，有学者也曾把这种认识上的误区视为数十年来西方学界 “极权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弱点，即未能把政治与社会关系这一理论层次和政治制度本身这另外一个理论层次区分开来，并且片面的认为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权力高度集中，与政治深入控制社会必然会同时发生且会同步增长。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③林兹对权威主义政体派生类型的划分有十多种之多。对于每种派生类型，林兹都从理论上分析其特征，并结合实例对这些特征予以了佐证。对作为其中之一的苏丹式政体（Sultanistic regimes），林兹甚至还专门编写过一本文集予以论述。国内有学者曾撰文对这种政体类型作过介绍，并借助对这种政体特征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地方上的“苏丹化倾向”。参见萧功秦：《当代中国的地方苏丹化倾向论析》，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Xiaopaper.pdf.
④ 参见：崔之元：《总统制，议会制及其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卷；谢岳：《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巩固的体制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⑤ 该奖项以约翰·斯哥特（Johan Skytte ,1577-1645）命名，这位瑞典人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政治家，曾任芬兰和利沃尼亚的州长，在爱沙尼亚创建了多帕特大学，并担任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校长长达28年之久。
⑥ 1997-2008年，荣获该奖项的学者名单如下：艾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1997）、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199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9）、弗雷茨·施卡夫（Fritz W. Scharpf,2000）、布莱恩·贝利（Brian Barry,2001）、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2002）、汉纳·彼得金（Hanna Pitkin,2003）、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2004）、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2005）、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2006）、西达·斯考科波（Theda Skocpol,2007）、瑞恩·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2008）。参见：http://athena.statsvet.uu.se/prize/previous.asp
⑦ 参见：http://athena.statsvet.uu.se/prize/previous.asp
参考文献：
1.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M]. Li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2.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Juan J. Linz and H. E. Chehabi. Sultanistic Regime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M].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M].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Larry Diamo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Juan J. Linz.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Tenative Findings[J]. World Affairs, Summer87, Vol. 150 Issue 1, p5-20.
7. Juan J. Linz. Democracy"s time constraints[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an98, Vol. 19 Issue 1, p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