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领军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发表了一篇题为《霸权之后》的著名作品，它的主题是：大国之间对领导权的传统争夺方式正在消逝。在传统的斗争方式中，胜利者占据国际秩序的霸权巅峰，支配所有其他国家，决定全球体系的方向，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常常被认为是处于这个如日中天的位置。基欧汉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已经过时，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个争夺军事和领土优势的零和博弈，它们从根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正和的经济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就关税和管制相互协商，以达成互惠的交易，这些交易时间长了，稳定下来，就成为他所说的“国际政体”。这个政体是和平的和基于合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颐使气指。在二战以后的金本位体制下，美国也许曾经是西方的霸主，但是自从19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交换和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的多边秩序的合伙人之一，尽管是比较大的一个。
2006年，中国思想史领军学者、政治思想家汪晖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诊断。在他著名的论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章中，他指出当代的世界秩序展现了一个可怕的霸权结构，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来说，这个结构结合了三个不同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或者层面：第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霸权，处于任何给定的社会之中，第二个是国际层面的霸权，处于国际体系之中，第三个是超国家层面的霸权，它穿越了国家的界限，涵盖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我想接过这个非常丰富的理论提议，就每个层面说一点细节。我的进路首先是一个比较语文学的练习，因为像现代性、民主或者合法性，以及许多其他政治概念一样，“霸权”的概念有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把握它和我们周围当代图景的相关性，我们就要理解这段历史。那是一段覆盖了四个独特的国家文化的历史。我将以探讨各个文化开始。
欧洲传统中的“霸权”观念
在西语中，“霸权”这一术语最先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的现代用法源于20世纪初沙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辩论。在这个正在生成的俄国传统里，这个术语 gegemonia，首先是由帕维尔-阿克塞罗德（Pavel Axelrod）创造，然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接过这个术语，用来指称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的共同斗争中，能够和应当对其他社会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实施的领导权。那种领导权应当通过目标的清晰、说服的技艺和组织的效能来赢得。在此基础上，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发展出了他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民主独裁（专政）理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视野。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于先前的霸权观念，它指称的是一个政体，在其中，独裁，也就是通过强力（force）的统治，将被实施于敌对阶级——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身上。而霸权，即通过合意（consent）的统治，将统领工人阶级和联盟阶级，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诞生的时候，霸权的观念是革命斗争中合意维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公式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以强力镇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权力，用著名的口号“面包、土地、和平”将农民自愿地召唤到革命的目标之下。在20世纪早期，当新的苏维埃国家赢得俄国内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被他的党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接触到布尔什维克的霸权概念。然而，当他回到罗马之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个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余生。在那里，他写了一系列出色的笔记。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权这个在莫斯科期间给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兰西逐渐将它转变成一个比在俄国的辩论背景中更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进的关键修改，产生了第一个系统性的霸权理论。这一修改是将它从工人阶级的策略，扩展到对任何社会阶级的稳定统治模式的描述——首先，也是最显著的，是有产阶级，即地主和工业家，而他们正是霸权这个概念在俄国所反对的对象。葛兰西在他的《狱中笔记》之中，给了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加富尔的皮埃蒙特温和党很大篇幅，作为这一类霸权的历史范例——你也许记得，加富尔正是梁启超的英雄之一。葛兰西指出，这个在商业地主和制造业者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主导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边缘化了更为激进的马志尼的行动党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并且有力地镇压了真正大众——农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达。
在作出这个社会学上的扩展的同时，葛兰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俄国术语的意义。很明显，加富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涉及到暴力——有很多暴力——包括许多由军人和警察实施的屠杀，但这一统治也涉及到合意。葛兰西作品的霸权总是指称强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结合。但在同时，和这个概念的俄国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兰西的着重点落在霸权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他将霸权看作一个不仅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优势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换而言之，在这个意大利的传统中，霸权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类型的统治：它所配备的不仅是军事暴力的决定性权力，而且首先是获得被支配者对他们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兰西指出，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必须提出一系列对世界的描述，必须提出统领这些描述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大部分将被受支配者内化。和俄国不同的是，在西方，这种霸权仍然紧紧地掌握在剥削者手里，被剥削者必须以剥夺他们的霸权为目标，但是——正如葛兰西在监狱中多么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被剥削者并没有这么做。
葛兰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监狱摧毁，他于1937年4月死于意大利，几个月之后，一个成熟的霸权理论在德国完成。《霸权：论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之书》（Die Hegemonie. Buch der führenden Staaten）于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在德国出版。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的著作。原初的列宁主义霸权概念侧重于特定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在继承和转化这个概念的时候，保留了这个侧重点。他的论述霸权的笔记大多考虑国家内部的阶级间关系，然而他也偶尔——虽然是不成系统地——将这一术语用于国家间的关系，当然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权力层面进行完整的理论化。而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一个因截然区分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这样一种二元的法学理论而闻名的法学家，正是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将霸权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来处理。他的长达600页的著作追溯了霸权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霸权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指称城邦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城邦，经过中世纪，最后是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作为先后相继的欧洲霸权力量的兴衰。
在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的笔记一无所知，葛兰西的笔记直到1947年才得见天日。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笔记背后的俄国传统也一无所知。然而，他复制了这位意大利思想家许多的知识框架，相似程度堪称惊人。特里佩尔解释道，最初激发他对霸权反思的，是普鲁士在德国统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葛兰西的霸权范例一样。像葛兰西一样，特里佩尔通过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较，来建构他的霸权概念：一个是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另一个是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再一次，和葛兰西非常相似的，他强调了任何霸权所涉及到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它引发受霸权统治者的模仿现象的方式。特里佩尔甚至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国家内群体或个人对于群体的关系，从而招致了卡尔·施米特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施米特会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为施米特将霸权概念仅仅用于国际关系。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特里佩尔和葛兰西有尖锐的分歧，对特里佩尔来说，霸权是一种权力，它处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响(influence)之间，霸权比影响更强，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对葛兰西来说，霸权相对于支配来说，是一种更强的和更稳定的权力形式。
这个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理由，反映出两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关注点的差异。葛兰西关注的是国家内的阶级关系，特里佩尔关注的是国际关系。在这个由特里佩尔和施米特所共享，并且传递给二战以后德国领军法学家们的传统之中，非常明显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强力总是压倒合意。实际上，特里佩尔观察到，在国际领域，霸权和支配之间的边界从根本上是变动不居的。对于任何霸权来说，总是存在向支配转变的诱惑或者倾向，将支配作为权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这一点，通常也有其限度，因为在国内和国际霸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国内霸权是一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相对于其他的社会阶级或者集团的统治体系，但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统治另一个国家。基于领土的主权概念排除了这一点。
当然，强制作为一种威胁无处不在，用霍布斯的话说，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中止。但是，这一点没有，也并不能被制度化，成为类似国家在其国内空间中的压迫性体系那样的东西。同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合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对于利益或者影响力的追求。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作为强制和合意必要的结合，总是很难获得。和国内领域相比，在国际领域，霸权即便在获得之后，也更为松散、更具有隐喻意义。在俄国和意大利传统中，霸权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内霸权，而且首先是基于合意的。在德国传统中，它从根本上是国际的，而且是基于强制的。
中国的王霸之道
以上是欧洲的三个关键的思想传统。但是，当然，有一个亚洲的传统，比欧洲传统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古老，同时也更为现代。在中国，1963年～1964年之间的著名的“九评”标志着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决裂。“九评”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面向全球听众的论证有力的政治干预。随着中苏裂痕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进一步加深，官方文件越来越多地将苏联称为霸权，甚至是比美国更为危险的霸权。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抛弃苏联采取的道路。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北方向他的人民警告战争的危险，告诫他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所用的术语是新造的——霸权，但这一术语乃是基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战国时代的中国古典思想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霸道”的概念，作为“王道”的对立面。但是在这个毛泽东对之保持忠诚的传统中，这一术语的意涵被逆转了。对孟子来说，霸道恰恰不是通过合意的统治，而是通过暴力的统治，和通过仁义的统治有天壤之别。而后者是要获取合意。
在《孟子》一书中，二者之间的对比是简单和说教性质的。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我在这里用overlord来表达的意思，中文术语是“霸”，在英文中，早在1920年代就被翻译成hegemon，接近这个词的希腊用法，即附庸盟友的领导者，因为“霸”在汉语中最早指称的是一个脱离了周天子权威的封建等级的头目。或者，正如孟子愤愤不平地说的那样：“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荀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类型学分析。他提供的是对于统治者的三分法：“王”、“霸”和“强”。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
在这个类型学中，“霸”只不过是强制的一种形式。
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存亡继绝，卫弱禁暴……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荀子·王制第九》）
“王”、“霸”区分到底在什么地方？虽然荀子比孔子和孟子看起来像更为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但不免重新落入标准的儒家忠诚的窠臼。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荀子·王制第九》）
他怎样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呢？
“修礼者王”， 而“霸”只是“为政者强”，比“强”好不到哪里去，而“强”的赤裸裸的暴力则会自我毁灭。
荀子的三分法可以被理解为对特里佩尔的一个反转，德国思想家将权力的形式划分为支配、霸权和影响三种——强制的支配是最高的形式，霸权是中间的形式，而影响是最低的形式。古代中国思想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排序，王者的“修礼”是最高的形式，霸道是中间的形式，暴力是最低的形式。两种分类法之间的差异和他们的核心关切密切相关。虽然荀子是在战国晚期写作，但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思想家那样，他总是首先考虑给定的国家内部的权力实施，而特里佩尔考虑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那个方面，荀子和后来的俄国、意大利传统更为接近，虽然对他来说，权力的实施者是统治者，而不是阶级。当然，他的建构的弱点，在于他从他的儒家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王者的理想形象。尽管从视野上来说，他通常更为现实一点，他仍然无法和他的前辈决裂。
要等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出场，这些迷信才得以驱散。韩非子以激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权力的概念领域。他忽略了荀子在王道、霸道和强道之间的三分法。而提出“主道”，这种统治理论，综合了暴力和意识形态、强制和合意，成为一个单一的环环相扣的体系。在三分法的位置上，法家为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以控制大众：正是法律的物质权威——强制和灌输，而不是礼的魔术般的效果，才获得臣民的服从。而道家给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来控制国家机器内部的官员，而这和儒家浮华的礼治方式截然相反。
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韩非子·主道》）
和荀子一样，韩非子最重要的关注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机制，虽然他在表述上更为清晰和直接：
治强不可责于外， 内政之有也。（《韩非子·五蠹》）
中国古典思想因而发展出了丰富的关于强制、合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这样的问题意识的思考，把它们理解成为不同的权力机制，而在西方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可比的东西，直到在许多世纪之后，这个概念空间被俄国和意大利的霸权观念所占据。当代的霸权术语在20世纪重新出现，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通过改变自身的范围来与古代的用法相连接。因为在这个由毛泽东创建的传统中，霸权指向的并不是国家内的权力关系，正如中国古典思想所关心的那样，而是指向国家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正如德国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国际关系正是合意要比强制更为脆弱的领域，霸道常常压倒王道。漫长的中国传统因而是唯一的一个传统，同时包括了国内和国际的霸权领域，尽管中间隔着千年的距离。
迈向“霸权之后”的现实可能
现在，让我转向发展了这些不同的反思霸权的传统的最出色的当代思想家们。有两位最为引人瞩目。在意大利，葛兰西的遗产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继承和丰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领导了一个以葛兰西命名的革命群体，他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是活跃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这笔侧重于国家内关系的意大利的遗产，第一次和思考国际关系的德国传统联姻，形成了一个将这些领域关联在一起的历史理论。对阿瑞吉来说，正如对葛兰西来说一样，霸权结合了强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国际上，这种合意通过更为优越的组织和消费模式来获得，而这些模式不仅赢得对于霸主的理想和价值的顺从，同时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对于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为回报，这样的霸权给所有国家中的统治群体带来利益，为国际秩序设定可预测的规则，防备共同的威胁。在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和“剥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暴力的实施来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顺从或者贡赋，而并不给予他们利益作为补偿。
阿瑞吉认为，支配应当被设想为首先依赖于强力，而霸权则是“附加到支配性群体之上的额外权力，它的获取，有赖于一种能力——它安排各种问题，使得冲突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得以展开。”这在国际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霸权是世界领导权，授予任何“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一种原动力，促进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的集体权力的全面扩张”或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其针对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扩张，符合所有国家中的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国家。对阿瑞吉来说，这一结果的实现，通常并不仅仅通过某种管理，而是通过对先前的国家体系的转化。这样一个转化涉及到什么？从结构上说，它带来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新的结合，企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国家层面的领土扩张，彼此独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动力机制。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至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19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19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发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之中，阿瑞吉观察到，美国霸权的黄昏具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那就是，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之间的分野已经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压倒性的全球优势，虽然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以前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随着一个霸主的凋零，体系性的混乱近在眼前。
从这一场混乱之中将会产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认为有三种可能性：或许是另一场有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世界大战；或许是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国的痉挛性回归；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在其中，霸权业已消失，因为在国家之内的阶级差别不再严重，国家间的关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换而言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东亚。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为自信了。战争的危险减退了，一个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国的可能性也变得遥远。他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刚刚在中国露面，其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看起来，好像全人类将要把霸权作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甩在身后。阿瑞吉的临时性结论，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和基欧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所作出的并无不同的判断。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对阿瑞吉来说，美国的霸权已经奄奄一息，被不断上升的外债、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国崛起所削弱。阿瑞吉过去是对的吗？现在是对的吗？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债权人敢于催逼，因为害怕美国崩溃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对于美国来说，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经济压力。而在华盛顿的这个被认为是开明的、多边主义的新政权，就像那个被认为是愚昧和单边主义的旧政权那样，相信它最终会胜利。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些华盛顿轻易挨过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战可相提并论的失败。而就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轻易打挑战美国权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测的另一面，即一个遵照斯密的方针实现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场社会的长期愿景，又会如何呢？不管这个前景是多么诱人，必须质疑它的现实性。仅仅谈论一个市场，而不具体分析镶嵌其中的财产关系，只是一种抽象。斯密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写作，这个时期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公司的出现，更不用说后现代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了。他对于今天来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启示。
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嵌入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
阿瑞吉的亚洲对应者提供了一个对于时代的不同解读 。对于汪晖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当下时代的标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取消任何大众的能动性，取消任何为寻求超越现状的替代方案而斗争的能力，而现状只不过是模拟了代表形式，却掏空了对立和冲突。这样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彻头彻尾是意识形态化的。只要考虑汪晖分析的霸权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层面。就足够了。
我们以过去30年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母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为例。正是撒切尔提出了最为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口号，准确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质：别无出路。别无出路，是针对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来说的，是针对资本的统治来说的。但这是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识形态装备吗？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鲁，对于那个时代的现实过于直言不讳。因而它总是需要一种补充，为它提供掩饰和缓冲。在英国，补充物是民族主义和“家庭价值”——正如撒切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补充物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元性是国家层面的霸权的典型公式。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这样的结合。人们只要想想许多世纪以来——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国的国家权力从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从功能上来看是法家的，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说它可能的现代的应用了。
那么，国际层面的霸权又如何呢？在这里，中国思想再一次为欧洲传统提供了一个修正。对于那个为德国所主导的思想路线来说，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就其定义来说，就是单数的——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阿瑞吉继承了这个前提。在他的叙事中，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最后是美国霸权，每个都是排他性的。然而，从历史来看，正如美国保守派大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当拿破仑最终被击败并流放之后，英国并不是单独对欧洲大陆实施霸权。它和那个时代另一个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国，分享了霸权。但在施罗德之前，毛泽东把握了这种国际结构的可能性。当他在1960年代谈到霸权的时候，他的首要对象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但他也没有忘记另一个强权，即约翰逊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世界上有两个霸权，而不是一个。阿瑞吉的理论从来没有思考双头霸权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个单一霸权，通过同样的历史序列，取代美国的位置。那个霸权就是中国。当下西方的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前面的想法，这个时间点正在到来。本书作者并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出于对于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写作，而是一个热心的仰慕者，他欢迎这一前景的到来。而更现实的恐怕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中国的朋友。有许多人期望G2，美国和中国，成为这个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苏联崩溃，世界由单一霸权统治20年之后，世界也许会再次返回双头霸权。如果看到这样一个他所谴责的结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
毛泽东会感到满意呢？还是不安？
最后，在汪晖所描绘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个霸权组成部分，超国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国家或者国际的层面运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边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晖正是因为深邃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关于霸权的理论。这个超国家的霸权组成部分的实质是什么呢？让我以摘录他的语句结束，并且附加一点文字。
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霸权还必须在国际市场领域中加以界定……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
在这里，汪晖正确地指出消费主义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但是在这个层面，今天的霸权结构仍然是双重的。消费──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领域。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生产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枯燥无味的压迫”之中，资本主义的霸权才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闲中被重新生产出来。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压迫无情地迫使人们适应既有的社会关系，抑制他们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补充，正是这个双重的存在结构，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国家霸权结构。
让我以一个例子来象征性地阐明霸权在今天的意义。我要谈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这个奖包括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无数其他的公众宣传，它完全属于超国家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消费。在国家层面，这个奖项在这位现任领导人声誉开始衰落时，对其形象进行打磨抛光。在国际层面，它提醒世界，美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来操作的。一位领导侵占伊拉克的军队，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级，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总统因为其为人类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荣誉——真是具有21世纪特色的仁义。伟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评论以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基辛格——的时候说，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诺贝尔战争奖，来称呼这个奖。从古典时代来看，这也是令人熟悉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经用来描写他所属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权的言辞，正可以用来描绘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躏的村庄和土地： 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躏，屠杀，篡夺，他们谎称为帝国；他们制造出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