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较为贴切的、形象的角度讲，中国的政府是政治巨无霸。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国计民生事务大包大揽，承担了一个全能政府的所有责任。这一定位，虽然经过数轮政府机构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仍然基本维持了政府的全能结构。全能政府的运作特点是举国体制。它常常动员整个国家的资源来应付国家事务。因此，政府试图办到的事情几乎从未落空，它的一诺成真，足以证实他的全能“霸主”地位，借此形成它极高的民众认同状态。比较而言，政府层级越高，巨无霸的功能就越强。这正是今天民意调查中显示出中央政府声望远远高于地方政府的基本原因。举国体制常常直接体现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中国社会与市场力量的总体动员能力和强大控制能量。
同理，中国的中央直属管理企业（央企）是市场巨无霸。央企直接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扶持与政策支持，由于中央政府统筹全国的政治事务、行政管理、市场运作与民生事务，因此央企集纳全国最优质的经济资源谋求发展，可谓是得天独厚、世难匹敌的“企业”。正是依靠独占鳌头的优势，央企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创制以来的奇迹：从经济份额的角度看，中国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七，天然气国内年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炼化产品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移动控制着四亿五千七百万户的移动通讯业务。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民航运输周转量的百分之八十二，水运货物周转量的百分之八十九，汽车运输周转量的百分之四十八，高附加值优质钢材的百分之六十，水电设备的百分之七十，火电设备的百分之七十五，都由央企提供。从赢利的角度看，2008年，在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当中，百分之八十都是由央企创造的。根据统计，2006年一年，央企就实现利润超过一万亿，同时利润超过一百亿元的有十九家，另外有十九家企业进入了《财富》杂志公布的五百强，比2003年增加了十家〔1〕。央企对市场的操控能力与巨大盈利，完全可以说它是市场巨无霸。
政治巨无霸与市场巨无霸的关系绝对是相互依赖的。这种依赖，既体现为政治巨无霸需要市场巨无霸提供的经济资源以维持其政治定位与霸主运作，也体现为市场巨无霸需要政治巨无霸提供的政治庇护与行政支持来保证它的市场垄断地位。按这一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构，政治巨无霸与市场巨无霸之间应当是一种天衣无缝的合作关系，合则双赢，离则双输。这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时代形成的新型政治－经济关系。因为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面，政治巨无霸是一霸独大，它垄断性地支配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资源，不存在一个可以跟它匹配的力量体系。只有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放弃了直接掌控经济资源并经营市场活动的权力，将经济活动的权力与政府权力相对分割，从而产生出一个政治权力之外的经济权力体系——尽管这一权力体系不存在与政治权力抗衡的实力，因为它整体上是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次生权力体系：央企的经济资源源自中央政府作为高层代理人的授权经营、高层管理人员直接由中央政府任命，其经营活动受中央政策的直接调控。人、财、物都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央企似乎只能在授权的经济活动领域中“安分守己”地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政治权力约束下的经济权力既定的活动方式，当然也是央企与中央政府关系协调的政治定局。
可是，最近数年人们观察到的两者关系，似乎并不那么融洽。首先是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政治谋篇布局有些不买账，屡屡触犯国家安全戒条、触碰经济秩序底线；其次是政治巨无霸对市场巨无霸的上述表现屡表不满，提出直接批评不说，甚至紧急发文禁止市场巨无霸的某些交易行为，以免市场巨无霸越出轨道，造成不可收拾的经济－政治后果。
这类事件，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2005年，世界范围发生能源危机，石油安全问题第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政府和民众面前，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国内石油供给短缺，国内大城市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给刚刚进入汽车时代的中国上了一堂严肃的能源短缺课。但在这种状况中，作为央企中坚的垄断性石油企业，不是想方设法稳定国内的用油秩序，而是拿国内石油到国际市场倒腾，公司的运作目的就只是为了赚钱，似乎它承担的国家能源安全责任可以置诸脑后、不闻不问了。对几大石油巨头，地方政府中即使是强势的政治人物，也不敢多置一词加以评论，否则地方用油可能换来个雪上加霜的惩罚。但同样是中央直属的刊物《瞭望》周刊则发表文章，点名批评石油巨头的利己主义，指责它们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以“市场”身份谋取最大利益；而在面对竞争的时候，则以“管理者”面目出现维护自己的行政垄断地位。批评者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央企“双重人格”症。
2007年下半年，全球大米供应趋紧，国内粮油价格飙升，此时，作为央企的中粮油对于国内粮食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恰恰在此时，国内企业的大米出口大量增长，其中中粮油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为此，商务部发文明确禁止粮食企业不能借道香港出口粮食，以保证国内粮食安全。
2009年，经历一波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决定拿出四万亿以刺激经济发展，这些款项，据报道，民企仅仅分享了百分之五而已，百分之九十五被国企瓜分。而央企分得的份额当然占据重头，报道称，四万亿支持的各类项目中，近九成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就占据了六千亿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共享今后两年三千亿元的铁路机车车辆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一万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得益者。但央企获得的这些款项，是不是都真正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保守的答案是不一定。在这一年，中国的房地产突飞猛进，人称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国人根本买不起房，民间怨声载道；经济学家们警告中国千万不能重蹈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悲剧，以免陷入房地产引发的经济停滞或经济危机；政府发誓要压抑增长过快的房地产价格。但就在这种氛围中，央企却频频创造地王奇迹：如北京广渠门十五号地块以四十亿六千万元的成交价，央企背景的中化方兴是制造这一地王的主角；重庆鸿恩寺地块经过八十多轮竞价后，被保利地产以三十八亿一千万元摘得；成都领事馆地块，创每亩最高单价一千八百六十万元、购地总价逾十二亿元的地王，亦由保利集团出资。这些交易，似乎都将中国的房地产安全忘记到九霄云外。
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上述挑战，还仅仅是人们从直观现象上得到的一星半点认识而已。这种挑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深度审视，一个角度是前者对后者挑战引发的复杂局势，另一个角度是这一挑战对中国未来的走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前一个角度来看，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挑战，自然是一种整体服从前提条件下的“挑战”。因此这一挑战的总体状态必然是市场巨无霸无意识挑战政治巨无霸在前，而政治巨无霸一旦对市场巨无霸的挑衅加以整治，市场巨无霸就会臣服于政治巨无霸。这是从目前来看市场巨无霸与政治巨无霸总的说来相安无事的深层理由。但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全能的政治权威性的挑衅，意味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新兴力量的崛起，正在形成一种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态势。这就意味着中国铁板一块的权力体系发生了裂变：此前是政治巨无霸支配国家一切资源，而现在市场巨无霸在政治巨无霸的大力扶持之下，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力量双重作用的组织体系。简言之，市场巨无霸不是简单的政治支配力量的产物，诚然它还服从政治力量的支配，但它已经开始试图服从市场的逻辑，服从价格机制的召唤，服从利润规则的组织活动要领。因此，在政治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它遭遇了一种困境：一方面，它不能不服从政治逻辑，因为不是政治授权，它就既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资源、组织配置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可以自我夸耀的市场业绩。它对政治巨无霸难以克制的依赖性就此定型。但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服从市场逻辑，大致按照价格机制组织央企的市场活动，否则它就会遭遇市场的惩罚，难以获得市场利润不说，且会陷入组织崩溃、公司倒闭的危机之中。前者是央企不得不优先承诺的政治原则，因此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挑战并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政治价值。后者则是市场巨无霸不得不跟政治巨无霸耍滑头的动因，因为政治巨无霸总是基于政治理由来要求和控制市场巨无霸的活动，这就对市场巨无霸的市场交易产生了一种天生的限制。因此市场巨无霸必定会在政治巨无霸顾及不到或无暇顾及的时候，寻求市场交易的最佳时机与最高回报。这是一种驱使市场巨无霸与政治巨无霸相互游离的处境。恰恰因为这种游离关系的出现，使市场巨无霸面对政治巨无霸的时候，会产生诸如故意怠慢、阳奉阴违、声东击西等等不遵守政治巨无霸提供的规则的挑衅行为。这种挑衅，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市场性的。从总体上看，它是市场巨无霸因应于政治巨无霸的盈利要求而出现的行为，是由于市场巨无霸在它必须服从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有些无所适从的表现。但从具体不服从的行动上讲，又是市场巨无霸逐渐具有自身行为动力、行为逻辑和行为目标所注定的行动倾向：当它将政治巨无霸盈利要求置于政治服从之上的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政治、行政戒条置诸脑后，从而表现出违反政治巨无霸意旨的样子；只有在政治巨无霸随时随地将市场巨无霸扼制住的时候，后者才会显现出皈依伏法的状态。但这样就会严重限制市场巨无霸为政治巨无霸集纳经济资源的能力。因此，后者不会将市场巨无霸严厉地约束在政府权力之下，必然会给市场巨无霸较为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这就注定了市场巨无霸挑战政治巨无霸的现象难以根绝。同时，市场巨无霸绝对不会从根本上挑战政治巨无霸的权威，因为丧失了国家权力的全面、直接、有力的支持，市场巨无霸就会丧失它据以存活的垄断“优势”，从而失去组织活动的基本依据，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这正是双方对对方都较为不满却又不得不相互依赖的深层缘由。
从后一个角度，即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整体结构与政治影响上来看，这一挑战具有的深刻、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挑战，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已经造成负面的影响。人们常常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评价市场巨无霸是不是必要、对于国家形态的维持是不是重要的问题。迷信市场的人们痛斥市场巨无霸的垄断伤害了市场的有效竞争，迷信政府调节的人们倾情为市场巨无霸的政治效用辩护，其实这都没有触及问题的经济实质：市场巨无霸的垄断带给中国经济以深层的伤害。这类伤害，既涉及它对有效竞争的遏制，也涉及它对创新冒险的市场精神的打击，更涉及它对经济资源的倾斜性布局所必然导致的不平衡发展。这无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仅关乎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与可持续性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挑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管制威信。在政治巨无霸从容管理经济事务的情况下，它也可能陷入缺乏制约导致的主观计划和随意决策泥潭。但一个难以驾驭的市场巨无霸的出现，以及它在政府庇护下形成的“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肚中”的作为模式，必然造成与市场巨无霸双重人格症相伴随的政治巨无霸的双重人格症：希望市场巨无霸为政府输送财经资源的时候，它无条件支持市场巨无霸的垄断行为；希望市场巨无霸臣服于政府指令的时候，它必须忍受市场巨无霸的胡作非为。这个时候，政府对市场巨无霸就会陷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强力控制的两难。铁扇公主根本就管不住孙悟空。当政府管不住自己的经济宠儿，随之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其他经济体不会尊重政府的决策、社会不会敬重政府的调控、市场不会接受政府的指令信号，政府自身也会对自身的经济驾驭能力产生自我质疑。
再一方面，市场巨无霸对政治巨无霸的挑战，影响后者的政治统治权威。当政治巨无霸必须输送大量的经济资源给永远吃不饱的市场巨无霸的时候，政府就会陷左支右绌的境地：市场巨无霸一旦亏损，它必须无条件为之补漏。1997年为国企扭亏为盈，政府投入了天文数字的两万亿！一旦市场巨无霸赢利的时候，政治巨无霸却从中获利无多，不能用市场巨无霸的赢利来解决政府必须解决的公共开支短缺。2008年，央企中工商银行、中移动、中石化赢利分别超千亿，但后两家上交政府的赢利仅仅只有两百亿，占其赢利的百分之十而已。当中国政府将自身定位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必须承担更多的公共福利开支的时候，央企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而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都还困难，这种由体制支持着的贫富分化，严重影响人们对政府的政治认同。
有必要将政治巨无霸与市场巨无霸的关系纳入一个法治的轨道。由此，既避免两者陷入纠结不清的关系之中，使政府规制与市场运作各归正途；也避免国家权力内部分工的不清，从而使市场事务与公共事务分流而治，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绩效；更避免两个巨无霸之间的挑战与镇制导致的经济－政治秩序紊乱，以便使国家真正步入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但问题的关键也许还在于，市场巨无霸与政治巨无霸在一个既定的体制中，是不是真正可以落定在一个规范的框架内？换言之，属于市场经济的机制与属于政府高度集权的机制是不是可以和谐兼容？
注释：
〔1〕本文数据皆引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央企专题。
原载于《书屋》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