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与过去许多发展转折时期面临的矛盾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国际市场并呈现出独有的高速度发展态势，中国的社会建设则远远滞后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世界经济史上出现的这种极为罕见的穷国资金支持富国发展的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产生了严重失衡。国际经验证明，社会投资，是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杠杆;如何进行社会投资，投资方式如何，则会对社会产生重大作用。未来五年，中国能否运用社会投资纠正经济与社会的失衡状态，将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前途。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社会建设提出了紧迫性挑战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700美元，如果不发生大的波折，2010年将会超过4000美元，提前40年实现邓小平所确定的2050年发展目标。不仅如此，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停滞，按照目前的势头，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完全可能达到6000至7000美元。而在沿海及个别中部地区2015年的人均GDP完全可能超过1万美元，这样，如果按照人们的一般理念，即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就进入发达国家门槛的话，中国在2015年可能有超过5亿人口的地区达到这一标准，而这样的地区人口规模，远远大于欧盟、也大于美洲，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规模巨大而集中的较为发达水平的社会群体。
况且，中国的区域结构和人口结构与许多国家并不一样，当整个经济水平较为发达之后，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方式以及所产生的社会需求，是与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很不相同的，传统的“人口多、底子薄”正在转化为人口多、需求旺的发展优势。比如，北京与天津的城际列车，导致一年之内有8000万左右的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京津两地相当部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当然也对经济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其实，经济发展最为直接的结果是对社会建设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是：
第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要求有较强的消费市场来支撑，如果没有较强的购买力，则经济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一百多年前美国福特汽车之所以要大幅度地给工人涨工资，其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买得起汽车。所以，提高工人的工资最为直接的效果首先是为了拓展市场并支持资本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较高的生活质量，包括干净的饮用水，方便的交通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等，结果将要求整个社会大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其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大众，所以必然要围绕大众的需求来发展。市场经济服务均等化的结果，往往是大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富人和穷人一样在超市中购买商品，使得社会平等意识大大增长，同时也要求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准。
第三，经济发展需要拥有较高技术的工人来支持，这样就需要对工人进行多方面的培训并保证他们较好的生活条件，唯此才能维持较高技术系统的运行，这也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矿难?主要是工人的技术水准太低，结果是你无论如何加强责任制，也不可能制止矿难恶性发展的势头。而要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准，没有一定的投入特别是对于工人福利条件的改善是很难达到的。矿难其实是在呼唤提高矿工的福利。
第四，经济发展需要建设较为系统的社会和技术服务体系。这样的系统，客观上需要第三产业的巨大发展。因为，经济自身要进入发达水平，需要信息、标准、行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支持，很难想象一个缺乏有效管理三聚氰胺类奶粉以及其它食品安全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健康而发达的经济结构，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也特别需要社会建设水平的提高。
总体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对社会建设提出了紧迫性的需求。如果没有社会建设的较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很难提升。当前中国在国际市场以及国外投资项目所付出的巨大经济损失，也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种扭曲反映。
中国社会建设的滞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发展格局，清晰地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建设的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办法，就是进行社会投资，或者说，就是对社会的有关领域进行直接投资以解决各类有关的社会问题，并支持社会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需要进行社会投资以加强社会建设?其实，发展为了人民，本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们党起家所高唱的国际歌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如果发展的成果不能明显地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发展模式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缺陷，因为经济发展如果不能十分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则社会问题就要寻找解决的新途径，那样就会出现社会动荡。
一个时期以来，开始出现一种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现象。人们往往将发展简单化为企业，似乎支持企业成了硬道理，在企业发展面前所有其他社会政策都要让路，最终甚至将企业和市场经济的逻辑也运用到了社会福利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全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结果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的现象，甚至形成了一些牢固的观念。在有的地方，将各类群体的社会保障诉求作为“维稳”工作的重点，运用社会治安的办法来对待大众的正常利益需求，其后果则是“维而不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少的利益诉求者，可能就是退休的警察、军人，他们的困难也是许多在职人员家庭的困难，解决这类矛盾，应该通过和平的对话来协商解决。这也不是哪一级领导人所能完全承担的责任，也不应该实行“一把手责任制”。我们的社会应该明白一个基本道理，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如果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越过了一定的界线，客观上就会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政企关系，政府就会脱离社会大众。而“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应该包括社会发展，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建设其实已经逐步地成为工作重心。为什么要用巨额的经费进行维稳?客观上就是社会大众的社会需求只能用资金而不是用专政手段来解决。大量的日常社会矛盾表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政治生活阶段进入生活政治阶段。生活的矛盾不是传统意义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性矛盾，社会大众要求政府解决许多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性地批评贪污腐败。针对这种现象，简单采取原来的政治工具来加强社会控制往往不会取得原来的社会效果，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应该重新认识新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确定政府的职能，系统地组织从偏重经济投资到重点进行社会投资的重大转型，执政党的工作重点和重心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转移，学习运用新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增强社会投资来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服务。未来五年，这项工作显得特别迫切。
从社会财富的数量与结构形态看，中国也迫切需要增加社会投资。仅仅是当前的技术和财富发展水平，就使得传统的完全依赖行政级别来解决个体待遇的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富裕人口的住房、汽车完全可能超过较高级别的党政官员。另一方面，包括离退休干部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也日趋一致，大家共同到大型商场购物，而对于医疗卫生、养老、儿童福利等，都有着几乎一致的需求。在这种格局中，社会投资不可能只是面对部分人群，也不可能只进行个别地方的社会建设，因为交通和信息的便利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因此，进行较为均质的社会投资，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类型的社会建设，对于整个社会大众，都是十分急迫的需求。
社会投资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三类人的福利和医疗、教育、住房三个类别的福利，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六大基本领域，其中既包括软件与硬件，同时也包括社会服务。
为什么一定要从三类人群开始?因为他们最为脆弱，他们的生活往往最为困难，而解决起来也较为容易，所以，进行社会投资，应该把工作重点首先瞄准他们。这三类人群的社会投资，首要的是要给予福利性的保障，即按照类别发放福利津贴。以儿童福利为例，孤儿、大病儿童、残疾儿童、单亲家庭乃至所有儿童，要不要给予一定的津贴?世界各个中等发达国家都建立有类似的制度，英国60多年前的福利国家建设也是把儿童福利列为首要项目。同样，在八千多万残疾人中，有上千万的重残人员，他们也应该发放一定的生活津贴。老年人本来应该全部享受退休金，但我们过去欠账太多，现在农村开始推行基础养老金的制度，类似于外国的国民年金，但速度太慢、标准太低，应该给高龄老年人发放生活津贴，甚至学习北京的办法发放护理性的补贴，这是应急类的社会投资。
针对这三类人群，还要兴建一定的社会照料服务项目。现在、儿童的活动场所太少，残疾人出行不便，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也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需要说明的是，给予三个类别人群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对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大考验，也是一个发展大关。因为过去只有对五保户进行了保障基本生活的服务，现在的挑战在于，在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落实之后，随着高龄老年人的不断增加，也由于人口政策所导致的家庭赡养功能的严重不足，全体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如何进行?这对于所有的老年人包括即将步入老年的中年人都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而教育、医疗和住房的社会投资，也同样不可缺少。我们的房价为什么在世界上是“一枝独秀”并导致社会大众缺乏购房能力?关键是房价几乎全部市场化了，各个地方的公房、廉租房数量极为有限，没有可能对住房价格形成影响。同样，教育和医疗的福利投入也有着巨大的空间，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有着免费教育和医疗政策。在这些方面，社会投资也不能缺位。
以上六个方面，在“十二五”期间，每年没有上万亿元的新增社会投资是不可能完成社会需求的。而对于这个社会投资的数量，也需要拿出经济投资的勇气和措施，组建较强的社会投资和管理团队，形成一种良性的结构，来系统扭转多年的被动局面。
人们的传统观念往往认为，社会投资是一种消费性的投资，是没有回报的投资，因此只能等到特别富裕之后才能投资。其实，社会投资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的投资，社会投资，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一般都会产生两大直接社会效果：
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投资将会改变产业结构，促进许多与社会密切联系产业的发展，由此会创造出2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以及社会稳定期。这在欧美国家都已经有了充分证明。反之，在拉丁美洲，则由于调整政策不足，反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时期。
社会投资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促进新增就业人口可能超过1个亿。社会投资的结果将促进就业密集型的社会服务业。仅以北京市为例，在普及托老所和老年饭桌以后，平均一个社区就需要5-7个较为专职的养老护理职责的服务人员，而这在国外是相当正常的，客观上中国的养老护理需要专职与兼职人员达3-5千万也是正常的，因为英国六千万人口就有专兼职护理人员600万左右达到了全体人口的1/10。而在社会组织方面，仅仅是慈善组织在美国就有上千万的人就业，中国按照人口比例需要3-5千万人就业也不是一种空想。
中国社会建设的就业空间和经济空间相当大。客观上，服务业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会很快提上日程。社会投资要创造出许多新的产业，仅养老产业就有技术服务、康复器具生产等，人们将其称之为“朝阳产业”。而各类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持。
总之，社会投资的发展，将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对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愿意发展社会福利?固然有工人运动的压力，但也与资本家的整体算计有关，他们知道社会投资的赢利奥秘。
长期以来，整个社会习惯于经济建设规划并养成了一种经济规划的规则、程序和理念。如果进行较大规模的社会投资，经济规划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应该将社会投资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十二五”规划。
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建设和社会投资，与经济投资有着许多根本不同的方面。比如，社会投资需要有大量的社会津贴项目，即使硬件投资也有不少社区类的项目;还有，社会投资需要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包括培训和标准制定等。可以说，社会投资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健全并改变传统的规划方式，确立社会工程的建设方式和投资方式。
政府的重要职责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主，客观上是政府工作和政府职责的重大转型。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能否适应社会建设?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当然，许多方面可以借鉴，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总体上，一定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社会建设需要及时了解社会的需求，需要对社会政策的深入研究，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建设方式，客观上对政府体制和决策方式都要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充分意识到，通过加大社会投资从事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转型，也是一种伟大的幸福的转型。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转型，中国社会将会迈入一个和谐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但是，也要注意，国际社会存在着南美转型期出现较大社会动荡的教训。如果社会投资及时而充分，所实施的战略较为妥当，将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激励;如果投资偏少，经济发展与解决主要社会矛盾方面依然脱节，则经济建设与社会矛盾将呈现胶着状态;而如果依然维持当前的社会投资格局，把社会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补充，投入格局不变，完全有可能使社会矛盾逐步激化。政策的选择，决定着未来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