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困难重重，除了领导层缺失共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即使有改革的理念或者共识，也无法付诸实践；同时，在没有找到支持力量的情况下，改革者也就不知道为谁而改革，为什么而改革，也就很自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