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逆耳”是句成语，好事者将之排铺成一副对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益于病。对得不工，但不失为处事箴言。只是，逆耳忠言和苦涩良药的境遇并不一样。药再苦，有病在身，大抵都会吃的，尽管可能会皱眉头、捏鼻子。逆耳忠言的待遇就未必如此。人失势走背运时，对他说点难听的忠告，只要说的人关系比较近，可能还听得进去，可是一旦发迹，尤其是大权在握，哪怕再明白的人，也不大听得进逆耳的忠言。兴许，还会把这忠言当成进言者对自己的讥诮甚至嫉妒。
袁世凯称帝，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如果不是做了洪宪皇帝，袁世凯断不至于那么快众叛亲离，在叛离声中一病不起。我们不好说袁世凯称帝，尽出于做皇帝的虚荣；帝制自为，的确有现实的需求，出于重树权威的需求。在当时的中国，皇帝看起来要比总统更有权威。在日本人逼签“二十一条”，国内各地骄兵悍将越来越不听招呼的情形下，重树权威，就来得格外急切。当然，称帝之后，权威不仅没树起来，反而迅速坠落。背了复辟罪名的皇帝，连回锅做总统也不可能了。
当年袁世凯称帝，就整个过程而言，还是很谨慎的，走一步看一步，小心翼翼。可是，自家的心思一旦被人看破，攀附之人就会越来越多。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顺着自己心思来的。袁世凯后来感慨道，现在反对的，都是先前拥戴之人。洪宪帝制闹得正火的时候，遍地都是拥戴声，连后来举旗造反的云南，也打来拥戴电报，几乎举国一致把袁世凯推到火炉上，生生烤焦了。
在举国一致的拥戴声中，也不是没有人持异议。持异议者，恰是袁世凯的几位老朋友。一位是段祺瑞，一位是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两位觉得不妥，但没有深劝，只是用行动的消极，表达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位袁世凯在家乡时的好友，当时身在实业界的王锡彤，也觉得不对劲。据他自己的记录，他也没有贸然晋见，表达他的忧虑。可是，另外两位老朋友，却没这样矜持，他们在帝制闹得最火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见了袁世凯，苦劝袁世凯不要走这步棋。
他们两人，一位是张一，袁世凯曾经的机要秘书，当时政事堂的机要局局长，属于袁世凯幕僚中，排在前列的亲信。另一位则非同小可，他名叫严修，晚清大大有名的人物，在戊戌维新时期担任贵州学政，因支持变法而丢了官；朝廷新政期间，再次启用他为学部（即教育部）侍郎，是晚清废科举改革的中坚人物之一，西太后死后，摄政王当政，强行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当时朝中传说，摄政王原本是要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的。袁世凯走的时候，没几个人相送，但严修去了。第二天严修还上奏，批评朝廷这样做不合适，要求收回成命。结果，朝廷的成命没有收回，严修的乌纱帽丢了。
这样拼将一死酬知己的朋友，人生一世能碰到几个？袁世凯再度出山，一直想报答严修，可是严修一直不肯接受，坚持以民间身份，从事教育事业。这样的老朋友，闻听帝制消息，进京来劝，按道理，袁世凯听进去才是，可是他偏偏没听进去。王锡彤自己不好贸然去劝，跟严修去说。严修说他已经进言，但袁世凯只说官话，让他去跟筹安会说，可是筹安会岂是可以说理的地方？
就这样，帝制告成了，蔡锷反了，各地独立了，袁世凯一气之下，重病在身，行将不救。这时，袁世凯感慨道，张一和严修两人，从来不在乎功名利禄，乃国士也；这样的国士苦劝我不要称帝，我却没有听，却被一群利禄之徒牵着铸成大错，真是羞愧。
后人评说洪宪帝制，总喜欢提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私印《顺天时报》的事。其实，只要袁世凯想知道，真实的消息他是能知道的；不同的意见，也有人敢提出来。可是，但凡爬到最高层，位高权重，周围顺着说话的人太多，主意就越来越正，逆耳的忠言，自然也就进不去。说实在的，袁世凯还有容人之量，如果换一个，像严修这样凭着老面子来唱反调的，脑袋都可能不保。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其实，位置也比人强。屁股下面的椅子，往往决定椅子上人的脑袋。■
张鸣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