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球联系日趋紧密和传统社会发生深刻变迁的大背景下，对欧洲“福利国家”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和分析框架，希冀为考察当前金融危机下的欧洲“福利国家”问题有所启迪。
关 键 词：全球化危机/福利经济/阶级妥协/信息社会/福利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与加速发展，欧洲“福利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竞争力下降、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用英国学者罗德利克的话说，就是“全球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它增加了对国家提供社会保险的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国家有效地实现这一作用的能力。”[1](P205)如何看待这一命题，探究相对于美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现实危机与未来走向，这是近十多年来欧洲国家各政党、各社会利益集团、各阶层居民广泛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欧洲“福利国家”现实困境，即所谓的“全球化危机”进行全面考察，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视角。
一
就经济层面而言，“福利经济”是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导致“福利经济”陷于困境，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经济原因。
1929-1933年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凯恩斯经济学和庇古福利经济学临危受命，力主摒弃传统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并以“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增加“有效需求”(社会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战后西欧各国吸取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和管理，并进而形成了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协调并进为基本理念的“福利经济”模式(德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
这是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等手段，涉及所有制和再分配领域的一套“需求管理”政策和措施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在国有化或国家对私人企业其他形式参与的基础上，由国家对私人收入和消费进行干预，在经济萧条和失业严重的时候，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即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在失业减少以后，出现通货膨胀时，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实行紧缩政策，即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缩小社会福利支出，以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福利经济”的实质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措施的长期化和普遍化。
“福利经济”在国家层面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干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德国著名左翼人士哈贝马斯指出，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国家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以便达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简言之，就是“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2](P71-72)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与加速发展，“福利经济”却开始步入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的初期国民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由于“有效需求”主要来自国内，资本不得不认可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相对降低资本利润率的现实，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资本可以随意跃出国界，西欧国家中原来的需求导向政策就逐渐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制约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福利的任何进一步要求和政府扩大福利支出的政策都会被资本看作“单纯的成本因素”，[3](P157)都会促使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内的失业压力，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和进一步提高税率，而这又进一步促使资本的“外逃”。这样，“福利经济”就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外，“福利经济”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削弱了其生存能力：一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用于消费，既增加了西欧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限制了国内生产性投资的扩大，导致这些国家在对外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国民对福利的过度依赖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劳动力市场僵化，引发西欧福利国家长期的“福利病”和经济效率不高等问题；三是跨国资本在国内不断推行“生产合理化”运动，导致“无就业增长”这一奇异现象的出现，使“福利经济”陷于“釜底抽薪”的被动境地；四是“福利经济”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诱发了长期困扰西方社会的“福利道德”问题。
“福利经济”的困境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导致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转向。如西方学者所言，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经行不通了；民族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2](P73-74)
二
就社会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福利制度模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造成这种制度模式的相对滞后，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社会原因。
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工业社会是以工厂为中心的大规模、集中化和标准化机器大生产为基础，在产业结构、就业模式、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需求方面具有整齐划一的特征。这种整齐划一的特征为福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统一管理和标准化组织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显现灵活化、分散化和非标准化等“信息社会”特征。美国学者托夫勒指出，“信息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同工业社会相比，“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出现“金融的高度集中和生产中心的日趋分散现象”；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将越来越多，而且将出现“具有细胞特点的公司组织”；“有薪全日制雇员的普遍模式将被多种工作新形式所取代”。换句话说，“工业革命造成的人们所熟知的群体社会——以及它对群体生产、群体交往、群体教育和群体政见的严重依赖——正向着‘非群体化’演变，价值观念、家庭形式、联络交往、宗教、技术，从政治到诗歌一切方面的多样性将会开始取代工业社会的统一性。[4](P89、225-226)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必将对基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福利国家制度模式提出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就业市场灵活化和“弹性化”趋势的挑战。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人人就业、全日制就业和终身就业既是福利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福利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现实依据。福利国家就是强调在大规模、集中化的就业基础上，由国家统一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但是，西欧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表明，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就业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它的统治位置，而新的就业岗位大多集中于服务业，工作时间非全日制化，工作地点分散化，就业方式灵活化，薪资水平悬殊化。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无疑会对福利国家制度模式形成冲击。
二是传统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化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福利保障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和其稳定的家庭关系奠定了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微观基础。但是，随着妇女就业不断增加和市场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传统家庭模式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以夫妻双方同时拥有工作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的家庭模式开始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在这种新型家庭模式中，由于缺乏“依附”和分工，家庭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目前，整个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着家庭关系松散、离婚率急剧上升以及单亲家庭和非婚子女问题日趋严重的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从微观基础上冲击了福利国家制度模式。
三是一些新问题和新风险的挑战。这主要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跨国资本全球自由流动，使大规模失业和经济波动成为常态，并由此带来社会成员的不安全心态；为了引进资本，世界各国围绕削减福利展开国际竞争，由此造成福利国家的压力；随着跨国移民和跨国就业的增多，社会福利的“代际契约”问题受到冲击；退休人员与在职者人数的大体持平，冲击了福利国家现行的“现收现付”转移支付政策，等等。这些新的问题和风险，在提出新的福利需求同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模式提出了挑战。
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福利需求，西欧社会福利系统的传统设计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一方面，适用于老式工作概念和家庭关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模式所提供的保护，大多数是针对曾经存在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目前已不存在或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不断产生的新风险和更为紧迫的新需求，现有社会福利体系却越来越不能提供帮助。针对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结构“脱节”与“错位”的情况，西方学者评论说，“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5](P17)
三
就政治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和相互权力制约处于平衡状态下的资本和劳工之间“阶级妥协”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权力的膨胀打破了这一平衡，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政治原因。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由于资本的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生活极其艰苦。尤其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夕，在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欧先后发生了两次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73年危机和1929-1933年危机)，三次大规模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垄断资本的统治、经济危机和垄断资本发动的战争，急速地加剧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激起他们的大规模反抗斗争。在19世纪70、80年代，在一战前夕，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
无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引起资本主义国内的政治危机，使垄断资本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惶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瓦解，作为总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对资本和劳工进行“居中调停”，促成两者之间的“阶级妥协”。“妥协”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民主化”和国家主导下的大规模社会福利。对此，个体资本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也不得不予以接受。
由此可见，无论是19世纪后半叶德国俾斯麦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二战以后西欧以“贝弗里奇计划”为蓝本的福利国家制度，都不过是阶级力量对比和大规模冲突威胁到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时的一种“阶级妥协”产物。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6](P284)进一步说，阶级力量对比和冲突，以及在福利国家内部资本和劳工相互权力制约达到的平衡，是这种“妥协”的前提和关键，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7](P170)对个体资本的制约和“阶级合作”政策的推行，也是维持福利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权力发展的不平衡，打破了福利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格局，削弱了国家继续推行“阶级合作”政策的能力。吉登斯指出，“在出现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之前，也就是大约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西方社会是一个个政治化的阶级体系，在其中，福利国家基本上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从那时以来，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强化，资本的流动性使劳工被远远抛在后面，使这一平衡失衡了。一俟这一平衡改变，政治上的组合就越来越多地偏离阶级间的划分，福利国家受到巨大压力。”[8](P38-39)
经济全球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本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弱化了国家自然疆域和主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束缚和制约，使资本成为“无冕之王”，可以在全球范围攫取高额利润，
因而重新增大了资本固有的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动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对资本有极大的需求，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保证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越来越不愿受制于劳工和国家的“羁绊”，越来越要求摒弃国内的“阶级妥协”。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9](P16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工和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为削弱。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指出，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和现代工业变得越来越全面地具有后产业性，“产业工人阶级在人数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上都已经下降了”：从泰勒式的工厂大规模生产到灵活劳动市场的“巨大的转变”，使“工资-劳动和持有工作职位这些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局限在越来越小的人口比例中”；“现在，劳动大军中有很多人甚至缺乏劳动-工资制度中的经济安全感。他们生存的世界到处都是打工、包工和组合式就业，这些就业形式与任何单一的确定雇主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些变化使国家进行集体工资交涉的能力丧失了，并使得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力被极大地削弱了。”[10](P84-85)
而《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则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隐没”和主权的“让渡”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全球性通讯系统和跨国企业的兴起、国际机构和协议的增加，使民族国家受到向上和向下的“权力再分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即“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关键性的自主的演员不仅仅在丧失其自我控制和完整性，而且看起来也是应付较新的环境的错误单位。对于一些问题，它显得太小了，以至难以有效地去操作，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它又太大。”[11](P124)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强资本、弱国家、弱劳工”局面的形成，直接冲击了“福利国家妥协”：“在一种全球的钳型运动中，新的资本国际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12](P10)
四
就文化层面而言，二战以后在西欧形成的“福利共识”是福利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和对市场的推崇，导致这种“福利共识”的瓦解，是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文化层面原因。
西欧具有扶弱济困和社会改良的文化底蕴。为什么福利国家产生于西欧，而不是生产力更为发达的美国？阿尔贝尔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欧洲传统不把穷人看作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主要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无知、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等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社会福利“从传统上一直被所有的人看作经济进步的正当结果”；而在美国和日本，穷人“往往被看做穷光蛋、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懒汉、嫌疑人，甚至是罪犯”，“不是把失业者看成即使不是不可救药的懒汉，至少也是缺乏勇气来适应劳动市场的家伙”，因此，社会福利“只能制造出一种有利于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济贫思想”。[13](引言)
这种文化底蕴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人民带来的侵害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什么战后人们如此笃信福利国家和能够接受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投资”？德国左派学者费舍指出，这是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资产者世界的自我摧毁和工业时代的大规模贫困导致了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解体”和作为对这种解体回应的两种可怕“一体化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和“回忆”。[3](P156)
在此基础上，战后初期西欧形成了一种超越阶级、阶层和政党差别的“福利共识”(即西方学者所谓的“巴茨克尔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共识政治”：1947年英国保守党发表“工业宪章”，实际上宣布接受工党在战后初期推行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欧社会各对立的政党，适应政党选举的需要，主要不是围绕要不要国家干预和推行福利政策，而是围绕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最大限度地完善和增进人们的社会福利展开竞争。具体情形就如著名的经济问题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描述的那样，“现在我们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5](P4)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这种“福利共识”却处于瓦解的境地。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当代形态。1944年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之路》，1957年哈罗德出版《来自竞争的繁荣》，标志主张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其后，经过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理论发展和撒切尔、里根的政治实践，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导西方世界的一种显学和主流意识形态。
反对福利国家、反对计划经济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最基本的观点。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制度，国家过多干预经济是忽略了市场的能动作用，也妨碍了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因而是一条通向集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和导致“一切罪恶的源泉”。一位新自由主义学者这样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开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活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5](P14)
新自由主义者到处宣称，社会福利国家“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比较，它的代价“过分昂贵”，已经成为“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12](P8)“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5](P14-15)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内容：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建议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并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进而成为当时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者所极力吹嘘的“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直接导致了战后“福利共识”的瓦解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转向：“在全世界绝大多数政治领导力量的观念中——首先是在富裕国家中——维持社会福利国家意味着经济竞争力的丧失”；[14](P65)“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12](P9)任何对福利的削减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对工资成本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开支削减的幅度越大，就越能更好地增强竞争能力和进行反对失业的斗争。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由此带来了传统社会的深刻变迁。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民族国家”、工业社会结构和传统政治、文化设计的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滞后和政策调整的问题，但总体上而言，作为二战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较为成功的一种发展模式，以高就业、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福利国家”仍然具有合法性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空间。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即使像美国这样极力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以后也宣布了国家主导下的大规模医疗改革计划。对于欧洲“福利国家”而言，这场被称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也许是再一次上演“神奇复归”的重大机遇。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P33)当然，欧洲“福利国家”能否跨越全球化的“魔咒”，再次上演“复归”的神话，将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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