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但是现在，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事件”，只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目前，统观改革与发展全局，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五权”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制约，致使公共政策质量不高，官民之间信任度下降，官民矛盾扩大。这两点是产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和“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些核心价值在制度上得不到真正落实，就无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也就无法维护我们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以改革的思路消除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难以实现，任由其发展下去，就很可能造成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牢固确立“忧患意识”。
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不公正，是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7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或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失灵”和“社会不稳定性”的程度。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由此带来弱势群体普遍的心理失衡、怒气和怨气积聚、对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等情绪，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趋势增加。
其次，权力结构失衡导致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得到尊重，这又直接致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个人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犯公众利益或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基本权利丧失、情绪对立，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最终可能酿成由偶发事件导致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稳定”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说明，政府自身改革以及用好“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历史经验证明，权力腐败是社会动乱的祸根。
总之，社会稳定源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源于社会结构性稳定。我们要塑造一个稳定与发展的未来，就必须下决心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改革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政治行政体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社会组织，落实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切实做到以改革促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