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国家越来越富有了。旨在实现“民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似乎已提上议程，但何时能够实现尚需等待。笔者担心的是，在实现“民强”之前出现“官强”，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强化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趋势，加深社会分歧。
如何变担心为放心呢?笔者认为，要严把如下两“关”：
首先是审批体制问题。政府主导型发展是很多后发国家的选择，但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无处不在。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实行的依然是审批体制，不要说在经济领域，甚至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中，审批体制无处不在。结果是什么呢?全社会都得有求于掌握审批权的机关和个人。也就是说，国家的钱怎么花，财富如何分配，是由审批者说了算。掌握权力而又缺少权力制约的情况下，腐败并不意外。比如因“航线时刻审批”而引发的民航系统腐败窝案。这个案件和其他很多案件一样，重要部门对审批权的垄断以及审批过程的不透明，滋生了权力寻租的土壤。正是因为可以寻租，可以说，滥用审批权的部门和个人都是“官强”的代表者。
其次是财政管理体制。如果说审批权有可能让极少数干部因损公肥私而发不义之财，那么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则有可能让所有吃公家饭的人首先“强”起来。与审批者相比，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人群;与13亿人口相比，他们又是少数。他们享受着目前财政体制的种种好处，因为我们实行的是部门财政。所谓部门财政，就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各种行业的部门都在财政预算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而且在预算后都可以“跑步(部)前(钱)进”。国家的各个行政部门是吃公家饭的行业的代言人，都要为本部门争得更多的经费。这样，吃公家饭的行业和人员皆大欢喜，他们是“国富”的主要受益者，也因此有可能首先变得“官强”起来。
审批体制和部门财政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历史悠久的官本位。与10年前不同的是，目前大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是当公务员(掌握审批权的职位又是热中之热)，第二选择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事业单位，然后不得已才是市场化的就业。这是一种畸形而又可怕的社会选择。长此以往，“创新型国家”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怎么办?首先还是得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大部制迫在眉睫。其次，不仅要改结构和硬件，更要改变程序和软件，即必须认真对待审批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老生常谈的转变政府职能。
这是一件艰难的事，谁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呢?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国家是各种利益的仲裁者，社会、市场和老百姓的利益比部门利益更重要。第三，改部门财政为公共财政。
在实现真正的公共财政之前，过渡性的办法应该包括：新增加的国家财富应主要用在民生和社会保障上，各部门和公家单位的预算所得维持现状或以最低水平增长。从源头上说，公共财政意味着在国民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中，国家份额不能太大，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重不能太高。
有了这些改革，“国富”才能转变为“民强”，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和谐。相反，如果“国富”变成“官强”，就会强化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趋势，拉大进一步改革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