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部分论者眼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化身。从这一论调出发，我们需要追问，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是否等同于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的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实在无法在这二者之间划等号。从研究主题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讨论的是君主治国之道，而不是简单的篡权谋位之策；从研究方法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从研究目的来说，马基雅维利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权力的争夺问题；从学术贡献来说，马基雅维利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而不是简单的政治阴谋论的模板。由此，我们也就完成了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主义 君主治国 政治史 国家统一 现实主义政治学
一、问题来源：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诘难
马基雅维利的美誉很多，“现代政治理论之父”，“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第一位民主思想家”等等。其传世之作主要有：《君主论》（1513）、《论李维》（1513－1517）、《战争术》（1521）、《佛罗伦萨史》（1525）等。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马基雅维利作品都是出自其自己之手，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色彩。人们在赋予马基雅维利诸多荣光的同时，也同样对其有所批判。其典型表现表现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思想和做法。这一点成为后世声讨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重要措辞。
或许马基雅维利令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地方，正是在于人们对其思想及其人格的毁誉不一。有论者如是发起对马基雅维利的责难：“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家，人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指称一种政治学理论。这种政治学理论已经独立于他的影响而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政治学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其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其目的在于其国家或祖国的扩张，但也将祖国用来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或其党派的自我扩张服务。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一切事物都用新的眼光来进行了考察，然而，这并不是由于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相反却是由于他缩小了人们的视野。”[1]
这就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批判。时至今日，到底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主义，看来依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肯定马基雅维利者如乔治•萨拜因也不得不承认，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至今仍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谜。“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和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他被视作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政治阴谋家，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2]
而所有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讨论主要也来自人们对《君主论》的解读。因此，本文以《君主论》为分析文本，批判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论者们更多地讨论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展示的恶的人性观，为了目的，不顾道德、不择手段的权力观，善于玩弄权术、玩世不恭的君主观。进而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做出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论断。然而，无论是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的贡献，还是对理解其思想本身，这种论断似乎都不可取。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必须清晰阐释如下问题：马氏的研究主题是什么？写作目的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学术贡献何在？本文的运思主要也就是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研究主题：君主治国之道
要批判马基雅维利主义，首先需要回答《君主论》一书所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3]亦即，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关心的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主题。
乔治•萨拜因对于马基雅维利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如此评述：“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完全分隔开来，除非他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4]也正是这种把“政治”当“政治”研究，“为政治而政治”的做法，最终奠定了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一个真正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学者。
马基雅维利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用现代政治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政治权威的结构问题，亦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莱斯利·里普森所谓的政治学的五大问题之一。[5]对于建国时期而言，这一问题主要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国家的分裂问题。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还是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理论逐渐兴起、民族国家建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马基雅维利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就是国家的最终走向必须是迈向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或者说，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治单位统合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恐怕不能简单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为权力而权力、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客。如此简单的盖棺定论，多少有失偏颇。
关于马氏对于国家理论的贡献，政治史家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萨拜因就此评论道：“马基雅维利对国家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所作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国家这个词本身，作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开始在近代语言中加以经常应用的。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按照根据国家本身利益而公开制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组织。在近代国家政治中国家一直在起着这种作用，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6]
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国家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洞见，对此后的民族国家理论研究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问题在于，马氏是如何论证这一主题的？这就涉及到《君主论》的研究方法问题。
三、研究方法：政治史的研究
《君主论》一书采用了丰富的人物事例和历史故事进行论证。因而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关照之作。不仅论述条例清晰，而且旁征博引，证据丰满。我们不得不惊异于马氏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的娴熟掌握与灵活运用。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他极相信历史的研究方法，以为如此便可援古以证今，鉴往以察来，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可以解决现在及将来的问题。这才是研究政治的正当途径与方法。在实际上，马氏所真正注意者乃在如何解决当时所遭遇的政治问题。他对政治的事实作广博的观察与搜集，就此作深切的整理与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以证明或支持其结论”。[7]
也正是因为其例举史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因而，论者一般称其著作因为太过于关心现实政治及其运作，而缺乏政治哲学思想。“其所研讨者，实在说，并非政治哲学，乃是实际的政治策略及如何运用力量去推动政府的工作；不是理论上研究国家的性质，而是从实际上研究政治的运用。马克维里是第一个现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及君主应为自己而存在，自己的利益居于第一重要地位，不可受了对他人所负的义务而拘束自己的行动。”[8]
如何看待马氏的这一研究方法？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史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梁启超从人的三要素谈及人类社会。人的三要素中主要包括骨干、血液和神经。“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9]以此类推，社会的骨干就是政治，社会的血脉就是经济，社会的神经就是文化。就政治而言，其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权力来说，有国家的形成，统治权力的运用、统治权力的解体；就性质来说，涉及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等；就纵向结构来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内部的细分问题。具体到政治专史而言，应该如何研究？
梁启超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研究中央政权的变迁；第三是研究政权的运作。基础研究包括研究民族、国土、时代、家族和阶级。民族研究包括民族的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民族融合等。国土研究主要包括国土的演变，即版图、疆域的扩大、缩小等。政治研究要特别注意政治时代的转变，如从封建到郡县，从闭关到开放等，在每一个时代里，又可以细致研究其具体情况。家族史、阶级史特别需要研究。“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这一最为基础的研究。“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研究。”[10]
由此观之，政治史研究的意义自然凸显。特别是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宏旨深远。从写作方法和技巧来说，这也是一种论据的选择方法。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佐证或者论据。正如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科学，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11]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论据，不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定性论据。政治科学同时需要这两种论据。而且，所引用观点论据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你的论据并且判断其是否有效。[12]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论据。就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言，将史事作为论据无疑也是一种选择。
毕竟，史家有其既定的专业知识和翔实的史事优势，问题只是在于君主们在面对这些知识与史事时如何选择的问题。“史家的作用应是提供大量不同政策及其结果的实例，有识别力的君主可从中甄选那些对他最合适的东西。”[13]在论述过程中，马氏很善于将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厌其烦地例举历史事例，分析其成败的经验教训，点评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如此一来，他就为时人——诚然，最主要是国君——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下政治事件与现实政治的可资借鉴的深邃历史视角。于是，“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14]
正如马氏所言，“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为着训练脑筋，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检查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避免后者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他们要选择某一个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前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举措和行动铭记心头。”[15]在进行政治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首要的也就是要努力学习这些“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仔细梳理和认真把握他们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过程。在尚未成为“伟大人物”之前，我们还是要从“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开始。即使领悟不到他们的智慧，如若能够沾染上“几分气派”，也将是一大幸事。就学术训练和知识生产而言，或许这正是政治现实主义先驱马氏所希望的、也是我们“训练脑筋”的必经之旅。
简言之，
马氏的研究方法就是现实政治的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为了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马氏选择这一方法实在非常有讲究。毕竟，马氏不能向洛伦佐梅迪奇殿空口说教，不能专论现实政治的得失。运用翔实的历史材料的好处就在于，有针对性，说服力强。而且，历史掌故总是一种对现实或多或少的隐射，这样就可以让洛伦佐梅迪奇殿下穿透历史的时空，结合当时政治情势，去揣摩马氏所言所想。应该说，马氏选择这种史论结合的方式“上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方法对于后世的政治学研究颇具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回到马氏研究目的的讨论。
四、研究目的：在分裂中寻求统一
要理解《君主论》一书的政治思想及其思想价值，首先必须清晰把握其写作目的。要考察《君主论》的写作目的，至少有两个方面必须涉及：其一，马氏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什么？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政治期待？其二，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又是如何体现其政治目的的？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也就基本上可以回答马氏写作此书的目的。
1、为君主治国指点迷津
马氏非常珍视《君主论》这本著作，将其视为“最为宝贵的东西”。尽管他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写作此书。这从马氏开篇《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可以看出。“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人们把骏马呵、武器呵、锦绣呵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16]
就是马氏自己的这段陈述，引起后世人们对马氏的不少责难。有政治史家如此评论道：“全书开篇奴颜婢膝，向麦第奇献词表忠，实为一张欲盖弥彰、祈求佛罗伦萨新得势的反共和政府赏个饭碗的陈情表。有人说，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如此明目张胆公然变节的例子。马氏能如此恬然无耻背叛其毕生执持的道德与政治信念，必属邪恶非常之徒。论者另援引马基雅维利生平其他事实，以成其马基雅维利奸恶之说。”[17]其意义在于，马氏如此献媚，实不可取。
到底如何看待马氏的这一行为？不管这么说，从《君主论》的论证和材料的选择来看，马氏写作此书自有其特色。《君主论》一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思路清晰；材料丰富，引证自如；娓娓道来，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马氏非常谨慎。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尼科洛·马氏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中特别说明的一点，他没有太多的野心。不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指出一点，其既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游说君主，又是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政治家。我们不妨再次重温马氏自己的陈述。“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18]
由此可知，在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时，马氏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强调自己没有僭越之意。其目的或许只是想从一个臣民的角度来审视国君应该怎么样做？君主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国君？国君有哪些选择？在一个四分五裂、政局不稳的社会，能够如此投入政治、敢于给国王直陈其意，为其“指点迷津”，多少还是需要一些道德勇气与政治智慧。毕竟，假若没有相当的智慧，就算有这种道德勇气，也是无济于事。如此一来，上述的指责和非难似乎很难成立。退一步而言，即使他有谋取权力的野心，也要以这种敢于直抒胸臆、指点国君的道德勇气为前提。易言之，正是通过这种直陈，马氏的政治智慧才得以充分体现。
2、期望意大利实现统一
上述考察的是《君主论》一书直接的成书目的，我们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考察其写作此书的意图。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情形，史家多有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马氏写作此书的政治考虑。萨拜因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十六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成为或将很快成为西欧普遍政体。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正在土崩瓦解。君主专制都是靠铁和血建立起来的。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非常公开地建立在武力之上。”法国最为典型。教会已然臣服于国王。“从十六世纪初期直至大革命时代，国王几乎成为法国唯一发号施令的人。”[19]
当时的意大利政局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半岛。意大利人忍受了暴政的所有屈辱和压迫，而没有从中得到丝毫的补偿。暴君之间四分五裂，又使这块土地成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牺牲品。马基雅维利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认为意大利的这种情况应特别归咎于教会。教皇本身没有力量统一意大利，而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统治者来这样做。同时他在国际上的联系又使得他成为推行一项招引外国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因此，马氏会经常以尖刻的讽刺来攻击教会。[20]具体来说，使意大利分为威尼斯共和国、福洛伦斯共和国、尼布尔斯王国、米兰侯国和罗马教会领管区这样一些政治单位的原因是：教皇持“分而治之”的政策，俾能利用矛盾，以便操纵；各国之间相互猜忌与倾轧，不能得到统一与合作；任何一国都无强有力的统治者，足以控制其它国家；外国的干涉与操纵，使之互相敌视，力量分散，俾能乘暇抵隙，在意大利半岛逐其野心，攫取利益。[21]
对于马氏这种追求和平统一的观点，有论者也有不同看法：使意大利获得和平统一固然是马氏的真正思想动机，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不是一项明确计划。他看到法国和西班牙获得国家统一，便认为意大利一定要由一位专制君主来统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使意大利获得统一的方针政策。质疑者所要针对的是意大利统一的具体方式问题。诚然，这一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至少马氏指出了意大利当时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统一，是集中权力，而不是分裂，不是各自为政。并且，这样一种趋势无法回避，更无法拒斥。“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22]
用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语来说，君主只能是与时俱进，而不能是逆历史潮流。英明的君主自然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这种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英明、果敢的国君，以及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23]多年以来，意大利之所以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军队。换言之，意大利的分散状态正是因为其是被雇佣军统治着。
简言之，无论是从马氏自己所谓的写作动机，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来说，我们发现，马氏写作《君主论》一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其一，他是要告诫君主，作为平民的马氏要将自己最为珍贵的东西献给君主，因为平民最了解君主。这本合乎情理。如果就此批判马氏，那么，一切给权力持有者的“上书”、“献言”与“建议”，其动机无一不值得质疑。其二，马氏的眼光比其同时代的人更为犀利的地方在于，其看到了当时政治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统一，而非分裂。马氏所希冀的就是有一个强大、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从国家理论来说，这是民众国家早期建设的主要任务。
五、学术贡献：开创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
在有了上述的讨论之后，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看待《君主论》及其思想价值？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斥责者也不得不承认马氏确实是在用新的眼光进行新的“政治”思考。因为他将其思考的眼光和思维的视角从道德、伦理、宗教等中抽象出来，进行纯粹的政治学思考。对马氏的美誉，我们至少可以考察乔治•萨拜因与皮埃尔·莫内的评述。而且他们对马氏都予以高度评价。在萨拜因看来，就对当时意大利与欧洲政治变迁情形的透彻把握而言，马氏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对马氏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从政治史家和相关著述中发现。乔治•萨拜因指出，“在十六世纪初，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矛盾的人物马氏身上。在他的时代，没有第二个人象他那样清楚地看出欧洲政治演变的方向。他比谁都更懂得那些正在被淘汰的组织机构及其体制的过时性质，比谁都更积极地赞许新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那个年代里，他比谁都更赞赏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统一的意识，而这股新兴的力量正是隐隐约约地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比谁都更能看清楚随着长期习以为常的忠诚和虔诚地削弱而产生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败。然而，也许没有谁怀古心情比他更为强烈，他盼望看到象古罗马在他心中奉为典型的那样一种更健康的社会生活。当然，也没有人能象马基雅维利那样了解意大利。”[24]
作为一个非政治哲学家，作为一个被誉为开创了现代政治学的鼻祖，作为一个如此关心现实政治及其前景的人而言，马氏比别人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其真正懂得现实政治的“真问题”，而非“伪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需要相当犀利的政治眼光，需要高屋建瓴的政治敏锐性，需要能够驾驭“现实政治”的宏大思维，需要立足现实政治而又能够超脱现实政治的理论高度。而不至于陷入现实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经验政治学研究，尤其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徐勇教授在总结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敏锐地指出，当社会成为主要研究视角，实地经验研究成为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之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研究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二是只见“树叶”，不见“树林”；三是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四是只见“传统”，不见“走向”。[25]为什么我们不少研究者徘徊于、纠缠于“社会”、“树叶”、“描述”、“传统”这些表面现象？为什么我们抓不住、理不清“国家”、“树林”、“解释”、“走向”这些真实问题？毫无疑问，如许局限性都是与马氏对现实政治及其发展走向的清晰定位与精确把脉背道而驰。或许我们不仅仅是方法论的缺失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还无法把脉现实政治，我们还不是真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于是，当我们再次翻阅《君主论》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会更加认同其高明之处：务必要抓住现实政治的“要害”与“真问题”。
或许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乔治•萨拜因进而指出，真正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决定了马氏是对当时欧洲政治变迁看得最为透彻的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所有哲学看法不论对他的为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极不全面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广泛的政治观察中和对政治史更加广泛的阅读中得来的。他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同他不成系统的思想联系起来。同样，他的性格一定也是很复杂的。诚然，他的著作表明，他的注意力也是惊人的集中。除政治、治国之策和军事艺术之外，他没有写过其他方面的书，也不关心其他方面的问题。至于更深一层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和宗教问题，除非涉及到政治，他是不关心的。也许是太重实际，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并不深刻，但就纯粹的政治学而论，他在同辈人当中视野是最宽阔的，对欧洲演变的总趋势看得也是最清楚的。”[26]这就是说，在萨拜因看来，无论是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情势的理解，还是对当时欧洲政治发展态势的把握，马氏都是第一高人。特别是其立足现实政治的分析，更是凸显其对现实政治核心问题的深刻、精当与到位的把握。
马氏之所以能够透彻理解当时的欧洲政治变迁，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原因就是，马氏坚持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思考政治问题。关于马氏的政治现实主义，皮埃尔·莫内几乎重复了前人关于马氏的政治现实主义观点，不过，他更加突出强调的是，
马氏特别着重的是政治现实的恶、而不是善的成分。众所周知，是马氏教导了我们什么是恶：如何通过狡计和暴力获得并维持权力，如何通过密谋获得成功的结局。他教诲我们不要威胁和侵犯敌人，但当我们有机会置敌人于死地时，就一定要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们这些现代人都喜欢简洁的话语，惯于把马氏说成是“政治现实主义”。虽然在政治“现实”中存在着谋杀、阴谋诡计，以及武装政变，但是，仍然在有些阶段和政体中没有谋杀，阴谋诡计和武装政变。也就是说，这些邪恶行径的缺失也是一种“现实”。因此，说马氏是“现实主义”，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他的观点：从政治上说，“恶”比“善”更为重要，更具根本性，也更加“真实”。
马氏是如何使我们确信，恶是政治的核心特征呢？他最乐于研究的是“极端的情形”：城市国家的创立，政体的变迁与阴谋。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他从起源的视角描述政治，即政治通常是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而非从其目的的视域考察政治。他并没有否认在正常的情形下，市民生活可以相当平和，人们可以感到正义的统治。他不过是想说明，这种“正常的”道德取决于或受到“不寻常的”道德的影响。“善”的出现和维持只有通过“恶”才能实现。马氏并没有消解善与恶的分殊。相反，他保留了这一区分，与此同时，如果“善”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那么，只要这一令人反感的假设建立起来，他就不得不这样做。[27]
总之，皮埃尔·莫内对马氏关于恶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的观点的强调，更加凸显了其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透彻理解。“马基雅维利只是通过贬抑善的理念去说服人们将恶看作是——无论是诡计，强制力，暴力，抑或‘必要性’——政治秩序的主要渊源。”[28]我们不应该简单将其归结为“自私自利”或者悲观的人性恶论。毋宁说，马氏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本质特征。毕竟，恶并不可怕，政治的恶也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去应付与驱除这种恶。毕竟，“现代灵魂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特征就是对善的怀疑，对优越性的轻蔑和嘲笑，以及丧失清白的情欲。我们想要理解现代政治是如何运转并发展起来的，就必须要首先把握善的地位的嬗变”。[29]
皮埃尔·莫内指出，马氏对政治学的重大贡献或者说原创性在于，其首先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马基雅维利所持的哲学和政治史是全新的。为了理解城市国家中生活的意义，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真地对待公民的观点并予以采纳，虽然后来又指出其局限并超越这种观点。其他哲学家故意置身市民生活之外，几乎并不关注对公民观点的理解，哪怕是片刻工夫，这些哲学家蔑视政治，因为我们认为有更高级的善需要沉思：宇宙的、神圣的和自然的秩序。马基雅维利采取了吊诡的立场，既置身事外又专注于此。他置身事外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的善，而只是期望更好地观察它。时至今日，这一立场所原来具有的吊诡之处已不再成为扰乱我们心神的问题。相反，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种必要性。我们甚至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在于他首先采用了‘科学的’观点研究政治。”[30]
这就提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反思政治学的“科学”研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对马氏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做一简要小结。正如他自己所言，君主应该认识和了解人民，人民也应该认识和了解君主。对于人民而言，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不断加深对国家的认识过程。其目的就是理解国家，认同国家，建设国家。《君主论》一书给君主提出了很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建议。诸如君主国的类型，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正是对这些选择、优先性、价值和问题等的探讨中，凸显了马氏对人类迈向政治文明过程的新的探索和新的“冒险”，也逐渐形成了其关于君主治国的相关理论。
就积累知识而言，马氏相当重视这一点。比如，在论述君主们要重视军事训练时，他就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马氏这里所谓的思考主要是指要对国家的地形地貌有所掌握。而且，他还强调这种掌握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护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31]马氏所要强调的是，治国理政需要相关的那个国家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不仅要求君主要“思考”，而且，他本身就是既站在治者立场，又站在被治者立场，不断“思考”当时意大利的政治现实与整个欧洲的政治变迁，最终贡献了其“思考”的结晶，即《君主论》这一经典巨著。
六、结论
通过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来概括马氏的《君主论》一书的思想，纯属简单的文本揣摩，而完全没有理解马氏的论述逻辑。我们必须结合其时代背景来考察其思想，既要注重其思想的时代特质，又要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同时，还要从知识生产与知识增长的视角来考察其思想的意义。
就时代特质而言，其所处的时代主要是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马氏显然是顺应、而不是违逆了这一时代要求。这对于民族国家及其理论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将马氏置于其“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的“第一号人物”可以得到明证。就学术脉络而言，其在对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是将二者截然分离开来，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属于同一个脉络体系，这也就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并且真正奠定了将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术来研究的传统。在主权论上，其对于主权的重视与捍卫为之后的布丹等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至上”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我们完成了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从研究主题来说，马氏主要讨论的是君主治国之道，而不是简单的篡权谋位之策；从研究方法来说，马氏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为迎合君主的媚俗之作；从研究目的来说，马氏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权力的争夺问题；从学术贡献来说，马氏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先河，而不是简单的政治阴谋论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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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卷），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49页。
[2]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6页。
[3]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译者序第7页。
[4]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4页。
[5] [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6]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4页。
[7] 张金鉴：《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五版，第155－156页。
[8] 张金鉴：《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五版，第156页。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226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228页。
[11] [美]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2版），陈强、张志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4页。
[12]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3] [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4] [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5]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71页。
[16]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7]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18][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9]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390页。
[20]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1页。
[21]张金鉴：《西洋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十一月五版，第154页。
[22]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8页。
[23]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24]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页。
[25]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26]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6页。
[27]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7页。
[28]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9]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0] [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31]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页。
（本文原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