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务公开，公众呼声很大、期待很高。这样的心理期许之下，政府的公开行为，难免会被更为严苛的目光打量。正因此，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时，有的部门的分项相加与总数不合这种“细节问题”，才会迅速被网友发现。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热情高涨，参与能力也日渐成熟，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天价烟局长”在网络监督下落马，个税改革汇集23万条意见。这不仅是政务公开必须要面对的时代背景，也给各项改革带来压力。
如果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算起，政务公开才走过三年。短短3年里，无论是制度配套、平台建设，还是人员配备、评估考核，各方面都在完善。理念上的不断“解冻”，实践上的不断“化冰”，打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观念，这是巨大进步。
也要看到，相比公众期待，政务公开还有差距。西方国家的政务公开已有半个世纪，而我们政务公开甫一开始，就遇上了浪潮汹涌的信息时代。在中国，政务公开不仅是政府的自我限权，更是在跟公众的期待赛跑。这像是刚呱呱坠地就要开始奔跑，无疑既紧迫又艰难。
一些地方正是看到了这样的艰难，所以在公开上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在稳定的压力和要求十分艰巨的重要关口，面对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参与激情，面对一些领域改革“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前车之鉴，如此大刀阔斧地推进政务公开，挑战可想而知。但对执政者而言，这是道必答题，绝非选择题。中央的要求、时代的潮流、现代政治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愿望，汇成政务改革的潮流。这背后的逻辑，诚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当此之时，重中之重是建构一个推进公民有序参与、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新型治理框架。把预决算、公务开支甚至有关国家公职人员个人财产晒出来，让公众参与决策、行政和监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何协调公开和效率的关系，如何处理有序与混乱的问题，如何掌握信任与质疑的平衡，都是这个框架必须回答的考题。公民参与的力量，善用则为推动力，误用可为破坏力，执政者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以制度化渠道海纳公民参与的“百川”。可以说，政务公开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我们能否获得参与必然造就的进步，规避参与可能带来的混乱。
在时下政务公开的实践中，随意性、主观性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些地方仍习惯于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公众的信息需求;一些公开的信息公众要么不感兴趣，要么看不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对峙，很容易伤及参与热情。只有加大对公开的“制度供给”，主动完善公开的执行、反馈、监督和问责等过程性规范，进一步厘清公开的标准、方式和责任，不断畅通公众知情权的救济渠道，才能保证公开的热情始终在“秩序”与“稳定”的轨道上前行。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公民，政务公开都是一种基本的民主训练。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的制度供给，在两者的相互促进中不断提高民主素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将不仅存于我们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