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62年以来意识形态的开放和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是折射出共产党人极求务实的风格：不断寻找与时代相适应的定位和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共产党得以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但左右了党内外的政治生态，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于邓小平一代的共产党人来说，匡正党的意识形态，使之走出长期“左”的阴霾，成为三十多年前那场改革开放思潮的原点，并由此触发了对毛泽东时代政经体制的全面审视和反思。
幸运的是，邓小平凭己惊人的智慧和意志，以一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构了意识形态，开启了共产党执政的新合法性基础的序幕。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严重依赖意识形态。传统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思维只有好坏之二分，政治冲突总是倾向于诉诸意识形态解决，以意识形态解决政治问题，在现实中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典型，强人邓小平开始突破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
从中共十二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的“邓小平理论”，再到十六大的“三个代表”、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作共产党人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支撑的尝试和努力，展现出执政党极尽的务实风格——对现代性进行功能性的选择和认同，不再遵循政策之争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模式。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从前中共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会改变政策来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现在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政策服务的，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在共产党政权里，意识形态是执政者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可以说，中共意识形态的演变，背后隐含了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变迁，要求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得不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尤其是2000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代表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努力使之成为一个全民政党、现代政党。党代表利益的演绎变化，标志着其合法性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吸引私营企业主入党，等于抵触了消灭资产阶级与私有制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悖离了作为共产制体制国家建国的原始目标。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私营企业主——中国首富梁稳根——很有可能成为首位进入中国共产党权力强大的中央委员会，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一面的最典型写照。
对于共产党来说，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遗余力保持其在中国的垄断权力地位。对于执政层来讲，绝不允许任何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可能性存在。相对于此，共产党人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的做法便不难理解。
笔者注意到，定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主题聚焦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并提出“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中国百姓那里，这些“新要求”、“新趋势”、“新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背景下的普世价值文明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愈来愈强的趋势下，相信中国执政党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愿意进行一些尝试和改革。
如果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偏见，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令世界上许多政党艳羡的斐然成就。意识形态中的市场化比重越来越大，世界文明的借鉴越来越多。如果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的经济神话的话，那么被学者黄亚生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地融入更多的普世价值。
平心而论，中国目前的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存在合理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中国是成功的，可以说这也是对世界的普世价值的贡献。至少，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事实；而且目前来说，也看不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然，在探索社会公平和国家正义的道路上，中国执政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