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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栋: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的二大“拦路虎”

  

  我国的政府机构人员几十年来几度精减又几度膨胀,是非成败已无须评价。其低效、腐败、庸懒、浪费自不说它。只是近些年来对建立“类西方式的现代公务员制度”亦逐渐向往,希其建立后能有效缓解原有的大量深层次问题,甚至能解决部分顽疾。

  愿望是好的也能解决些问题,就像企业发展壮大一样,初、小时的许多做法是功臣自有它的合理与价值所在,但在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后它也只能与时俱进的向规范化、制度化等方向上发展。政府机构、人员(事)的演变同样会遵循这一规律的。

  即往的公务员制度改革难遂人愿的原因中有一重要的就是处于快速的社会、经济等发展中的无经验无参考的“摸石头过河”的困境中。其根源在于政府所想做、能做、应做、要做、实做的事互有冲突和现实羁绊。我们抛开历史、传统、国情、现实约束,看看西方的公务员所面对、应对的实际事务,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公务员所面对、应对的实际事务就会发展其根本就没有多少可比性,是有着本质差异的。

  这就像一个大型种植(养殖)业企业的管理层要去学习一个大型金融业企业的管理层成功做法一样,虽说就管理而言有许多的共通之处,但管理对象的不同决定了许多重要的管理方法等的不同。照搬乃至少许的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我们公务员的“雇主”与西方同行相比除“办事”外又加了一个更重要的“营利”要求,要知道任何事情一旦和“利”字沾边那是没事也会搞出事来的!

  因此要想建立所谓的类似西方式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提必须是先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要和西方政府类似才行!也就是说我们在太多的重要方面必须要和西方同质才行,否则只能是瞎搞,所谓的西方式现代公务员制度决无建立成功的任何可能。顶多在我们巨多的“经验”中再加一条。就像现在的房价调控一样的“经验丰富”!

  地球太小,它容纳了日、德又容纳了四小龙之类的西方物种之后,断无可能再次接纳一个巨量西方物种的中国。资本、利润、分配、剥削的本质决定了西方物种的本性,可怜的地球是容不下太多西方物种这种顶级肉食性物种的。都想吃肉的结果只能是弱肉强食。这是现状!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中国只有也只能成为与西方物种不一样的东方物种,一个顶级肉食性物种吃不下又不敢吃的顶级草食性物种——共同富裕就是最重要的草食性特征。这个特色才能保证我们十三四亿人口继续在地球上“好好”的活下去,不会成为西方物种的狩猎场,自身内部不会出现虎毒也照样食子的悲剧。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规律要求,“物种”多样性则是历史的规律要求!

  现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我们来说变的空前至关重要,什么叫不折腾,选对适合自己的历史方向才是最大的不折腾。否则等待我们的将会是至少一二百年的沉沦!

  故尔我们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即便他日基本建成也只能说是神似而非形似。此神似非本质相似,此形似亦非表观相似也。就像一个管理良好的金融企业与种植(养殖)企业一样,虽然对象等众多不同,但双方都会本着管理一个良好企业应有的质素与目标等以求同存异的管理方法完成各自天命。正所谓殊途同归。如果非要建立一个严格的类西方式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只能是瞎折腾,因为我们的公务员所要解决的问题注定与同行们有着重大不同的!牛无论如何进化也成不了狼的,但一群能够团结一致的牛群却可以抵御恶狼的猎食。

  是以在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减谁、减多少、如何减乃至增谁、增多少、如何增将会是我们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所要面对的第一个“拦路虎”。政府职能工作重点都不明确朝三暮四,地区(东南西北中)存差异,三天(昨天、今天、明天)的工作都可能有重大不同,那么一个长期稳定有序的公务员制度是无法建立的。

  正如国体中的权力制衡一样,政府运行中的决策与执行的有效、有序分立同样是现在和以后很长时期的必由之路,姓社与姓资都要注定从此路走过去才能很好的成长。西方正是由于很好的解决了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分立,配以职能的非营利等特性才得以建立成功的公务员制度。

  政府决策在西方由政党竞争下的政务官制度解决,政府执行由以考试、招聘、按即定规则进出等方式产生的事务员制度解决。“政党竞争”下的“政务官制度”是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三大灵魂之一(政府职能的非营利性、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实务操作是另外二个灵魂)。

  由政党竞争、公开选举等等民主方式直接间接产生政务官的过程,是国是“共识”形成过程;利益博弈平衡过程;民众参政议政过程; 民间各阶层对政府决策与执行不满或者赞同的发泄亦或支持过程; 各种问题的大辩论过程是远比我们的宣传过程对国民的感染力大的多的过程;也基本使国民明白了在短期内的国家发展方向与目标手段的过程,而对西方社会来说是不存在长期发展方向上的争论的,即无谓道路问题;实际上公开竞选过程起到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良好作用,远不只是选几个人那么简单,又或者多花几个钱那么可恶。我们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公开竞选过程的各种利弊功过,不能老是以有色眼镜认之。

  因此西方实际上当政务官确定后,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顶层设计”已办妥,“思想理论”已准备好。在西方市场经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字当头的情境下,又有多少所谓的政务是要其公务员所面对的?现阶段,可能有很多西方政务官连干两届的情况下处理的所谓政务(决策)还不如同级别的我国公务员(什么“长”之类的)几个月所处理的事务重要、复杂!有的甚至还不如我们政府办事的事务人员做的事情难度大。比如我们一个拆迁安置办的工作人员几个月做的事情他们的政客有的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因为我们有的机构事务员不只是照章办事那么简单还要兼顾政策社会等,自由裁量权中甚至有的是西方政客才处置的一些方面和问题,远不能看到西方事务员就望文生义的认为即是事务员就一样。而刚述说的问题正是我们的公务员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毕竟“官、兵”不分的状态是长治处安的大隐患。

  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建立首要面对的就是政务官的产生过程问题。现在的产生过程难逐民愿,“合法性”有待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在一党之内竞争性的产生政务官及其后备力量而又不会使党产生分化甚至变质将是对现在大力提倡建设的“党内民主”的最大考验!日本人能够几百年只控制天皇而不会取而代之,就像现在的自民党一样内部虽派系林立,山头多多,但关键时刻仍能同仇敌恺无意取而代之,其国民大多也不会将其内部派系与其它政党混淆。自民党几十年来始终保持其巨大存在。这可不是谁都能学的会的!

  共产党若出现自民党的情形,能使党健康的保持多长时间呢?估计谁都心里没底!

  与政、企现在正要着力分开分立一样我国党、政之间注定也是要更深入的分开、分立的。如果党、政长期混为一谈成为事实上的党国,长此以往只能是不是亡党就是亡国!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去试错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以后的我们其公务员制度的核心都是政务官的产生与运行机制。对西方而言,为执政权而生而成长的各政党是他们现行政务官制度最好的制度安排。

  对中国来说,通俗点讲,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党执政是整体国民利益最大化的最好安排。(此处以后另行述说)

  共产党从心里上、意志上、现实安排上、实力上都是做好长期执政的准备和打算的。这是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

  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产生政务官及其后备力量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当然其合格政务官的长期性是否能保持则是另一问题。毕竟这个世界上“活”会没人干,“官”却不会没人做。

  共产党大不是其最主要特点,紧密组织性才是关键特征。这使它有别于他国大型松散组织型的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之类的以执政为存在、召集的近期目标高认同型政党。这对他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问题。

  然对打算长期执政的一党来说,仅以取得执政权、给国民做大蛋糕是注定跑不远地。几人一生能一番风顺的,倒霉时可能就是天塌下来的时刻。体系性、结构性矛盾是永远的包袱。对体量大到一定程度的紧密组织型政党来说,无论其如何风光他们超大量的中基层党员仍是难以从中受益。党员若无为“公”而自愿加入的心理,这决定了党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不说了再说下去了有人要骂我为共党作宣传了。那么其加入党长远看只能是希望从中取得由于执政而带来的不合理利益(有时可能合法,如现在的党员出事时可能只用党员身份就能抵消许多惩罚,但普通人是没这可能的。),长此下去这个党要么只能转型为松散组织型政党,为执政权而生而斗,不过这对确保一党长期执政能有什么影响有待研究,个人认为是死路;要么降低规模转为事实上的精英型政党,这样中基层精英党员才有可能有事做而得以维持存在和发展,有意从政与政府有意之人方能与党保持一致并使党长期巩固之;要么党、政合一,借国之力满足大量党员需要使党仍会对党员保持吸引力,党员与党国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党员才会最大程度的保持党国存在进而确保一党长期能执政。

  (本文仅讨论理论可能性,不涉及人的感受、痛苦、幸福等方面)

  蒋介石之国民党在大陆时期采取了党政合一的党国体制,只可惜国民党命不好偏偏碰上了一个各方面都特别的共产党,如若不然谁人能奈其何?要知道当时除共产党外其它任何政党都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对大量普通国民来说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是比其它党派党员超有吸引力的。对外则通过卖完祖宗卖子孙的方式得以“平安”,使外力不致对其构成致命打击。如果不是共产党的话国民党到现在仍然会执政的,对党而言仍会欣欣向荣。在对共党失败后无奈只能跑到台湾继续了四十来年的党国梦,结局大家都知道。要说明的是在台国民党的党国梦结束是自己顺势而为的结果,这是民之幸。现在的国民党没有了党国其吸引力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国民党也只有转型应对一条路,从前的紧密组织型大政党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此说段题外话,国民党的一把手中除初期的孙中山是国民党与中国的脊梁外,其它多是要么有问题要么有病要么变态;如果说毛泽东对共产党和中国来说是七功三过的话,蒋介石对国民党和中国来说只能说是八罪二功;汪精卫对国民党和中国来说则是晚期癌症,令人九死一生;蒋经国对国民党和中国来说是成人专用药,效果良好但乱用不得;李登辉对国民党和中国来说基本就是汪精卫第二的,他卑劣的演译了农夫和蛇的故事;马英九对国民党和中国来说是太空育种,成为高草还是高树还有待时间证明。国民党自孙中山以降后除蒋经国的回光返照期外是后继乏人,接班人严重成问题。现时的此国民党已非彼国民党也,远没共产党有活力。孙中山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所以一个紧密组织型政党要想超长期的一党执政个人认为只有上述第一种方法最安全可信,对百姓也是最佳富音。其它要么是挥刀自宫要么是饮鸩止渴要么仅对特殊的中小国才有用。

  现行的公务员制度的莫大问题是:平安时做事的认为自己是在做官,有事时做官的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事,有利时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有责任要去担当,无利时双方都认为这只是对方的权力!

  由于几千年的传承,我们的官文化太丰富以致太变态。这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巨大挑战,过了此关才能真正实现国、民本质升华,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在一批重要方面上从此改变历史方向,开始再次历史性的升级跨越。失败则会继续折腾下去,成为后世永远的心痛。

  所以现时中国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另一个“拦路虎”就是:在对政府政务、事务分好后,如何确保适宜忠诚党员进入适宜位置,党如何产生政务官及其后备力量并使民众信服超大量普通党员信服,党员间如何才能争而不破和谐共处同心协力!

  这两大拦路虎解决不了,我们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在理论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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