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建设低碳社会，这是一个在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当代境遇中全面探索社会转型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的核心和枢纽却是低碳政治。低碳政治构成了建设低碳社会这一系统工程的真正"支点"。低碳政治的实质性敞开，构成了生境政治制度、生境生态、生境经济、生境政策几个着力点。因而，重建生境主义政治制度、生境化的生态经济体系、生境化的生态体系和生境化的公共政策体系，构成了建设低碳社会的行动方案体系。
关键词：低碳政治 生境化政治制度 生境经济体系 生境化生态体系 生境化公共政策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文化与社会分化》中指出，"在真正现存的人类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独自活动的。他永远是某一集团，更确切的说是数个集团如家庭、邻居、同事、城市、民族和主权国家中的一分子。这话适用于最原始的野蛮人、大学教授、砌砖工和共产党员、纳粹分子或法西斯极权主义者。因此，一种文化是由一个相关的机构制度系统在起作用。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理想、神话、政治结构和经济思想：其媒介通过和谐的合作和制度的作用而发挥功能。生活的存在及其质量的标准，取决于财富、权利、权力、艺术、科学和宗教的规模、范围、分配和享受程度。"[1]（P110）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正正为笔者在《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建设低碳社会的根本之道》一文中的文化核心观："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为对土地的耕作，有耕耘和培育的意思，后引伸为对人的培养、教化、发展等,具有修养、文雅、智力发展和文明等含义。概括地讲，文化是指人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也作用自己所生产的积极成果，它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参见下图），但它的核心内容却是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和作为行为导向的认知、观念、价值观。并且二者构成直接的生成关系：作为行为导向的文化认知、观念、价值观，构成了制度生成、存在及其有效展开的内在框架、认知范式和行为支撑体系；而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则对其认知、观念、价值观的宏观实践规范和宏观实践方式。 因而，当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低碳社会建设的认知导向、价值导向和存在方式的重构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必然要探讨建设低碳社会的社会路径及其最终着力点，这个着力点就是低碳政治。因而，在反思高碳政治的基础上全面重建低碳政治，构成低碳社会建设的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路径。
→人为的物质产品
→行为物化成果→ ―――――――――――――――――――
物化的精神产品
→社会安排方式→政策
→国家权力分布结构
社会基本结构→
→行为规范模式：制度→ 公民权利分布结构 文
→劳动·分配制度
政治·经济制度
文化→ →行为认知模式 生
行为导向模式→ 行为观念模式
行为价值认同模式 态
→知识
精神秩序：生存习俗→ 思想 场
信仰
→个体无意识
心灵情感土壤：无意识→ 民族无意识 ←――――――――――――――――
人类无意识 ←
1、创新政治制度：建设低碳社会的政治着力点
探讨建设低碳社会的宏观社会路径，其首要的着力点是创新制度。客观论之，工业化的高碳社会是以人本中心论为价值导向、以物质幸福论为社会目标，因而其制度构建上围绕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而展开的。作为对高碳社会的反动的低碳社会，恰恰是以生命中心论为价值导向、以生态幸福论为社会目标，因而其制度创建应围绕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生互生这一生境重建而展开，具体地讲，为建设低碳社会而所需要创新的制度，只能是生境化的政治制度。
首先，创建生境化政治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创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生态整体的现代化制度和生境民主制度。
创建生态整体的现代化制度，必须围绕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而设计。承载能力是指地球承载能力和社会承载能力。创建生态整体的现代化制度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制定不超越地球和社会承载能力的人口制度、资源开发制度和社会消费制度。比如重建消费制度，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消费必须保障可持续生存，必须促进生境发展，由此，消费必须有限度和节制，必须以节俭为伦理诉求；二是消费必须增强地球和社会的自净能力。比如，2009年，中国生产汽车1369万辆，
实际卖出去1346万辆。如此之高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确实是实现了当年所规定的经济增长指数，但要对由此所造成的高能源消费、高碳排放、高污染环境的后果予以治理，所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可能远远超出当年的GDP增长。更进一步看，如此非理性消费能持续多久？我们有多少资源可以如此消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和自净化能力？
同样，自净能力是指地球的自净能力和社会的自净能力。为恢复地球和社会的自净能力，必须创建起综合污染控制制度，因为如果反污染制度、反污染立法或政策只围绕单一介质和单一物质来进行，"一种污染可能会减少，但另一种污染物却会增加。比如一种被释放进水道的污染物质可以借助把它作为有毒污泥收集起来而被消除，但有毒污泥然后会被烘干和焚烧，从而导致空气污染。"[2]（P191）与之相配套，建立严谨的污染税制体系，包括空气污染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土壤污染税，白色污染税等等税收制度。
创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政治制度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创建以生境为价值坐标系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要求维护公民的权利，但同时要求必须维护个人环境生态、社会环境生态、地球环境生态的权利。在生境民主制度中，个人的权利哪怕再合法，但当它实施其合法权利时破坏了环境生态，也应该受到应有的制裁或惩罚。
其次，创建生境制度的根本任务，是重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社会生境经济制度。重建社会生境经济制度，首先是创建生境经济指标体系。概言之，生境经济指标有二：一是生境指标，包括环境的自恢复力、自净化力指标和环境的共生互生能力指标。前者乃环境的单一指标，比如土壤、空气、水的自恢复力、自净化力程度；后者即环境的综合指标，比如土壤、空气、水、气候等等的综合恢复、净化指标，再比如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的共生互生能力指标。二是经济增长指标。相对地讲，生境指标更根本，因而，经济指标体系必须根据生境指标而设计，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控制在生境恢复的范围内，具体地讲，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率的制定，一定要慢于和低于生境重建、生境恢复的速度。
在生境经济指标体系规范下，重建生境经济制度体系，应该从如下方面努力：
第一，重建生境主义市场体系，它首先要求市场生境化，其次要求必须在人、企业、政府与自然环境、地球生态、生物圈物种生命之间，建立明确的得到制度的定位和立法定格的契约关系。其三应该在弘扬诚实、信用、守时、节俭等市场道德基础上，构建敬畏生命、关怀地球、亲和自然、维护生态、再造生境的市场生境道德体系。其四是创建生境经济市场的自主调节制度。
第二，重建生境主义资源制度，包括重建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再生制度、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运用制度和资源的代内储存与代际储存制度。
创建这一生境主义资源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引导和规范整个社会学会付出之后的索取，应该以保障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持续再生为限度。这一持续再生的限度生存原则，展开为两个具体的实践原则，即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开发原则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原则。不可再生性资源为整个生物世界规定了一种绝对限度，人类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时，应建立起一种绝对限度观念和绝对限度机制，对不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利用，以满足当代人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但不能危及后代人的需要，并且其利用速度必须低于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应以开发其资源再生力为前提。因而，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一定不能滞后于其利用速度；同时，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造成污染物的排放速度必须要大大低于环境的自净容量。
第三，重建生境主义财税制度，首先是重建"大国家、小政府"制度，这是生境主义财税制度得以真正落实的关键，也是整个生境经济制度包括生境政治制度能否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其次是重建向社会全面开放的严谨财税预算及其执行制度。其三是重建以生境恢复、生境重建、生境维护为基本要求和以保障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根本目的稳定而持续的税收体系。比如，2009年推出小排量车的减税政策，虽然保证了政府制定的年度经济增长指标的实现。但这种启动税收政策来刺激市场、保持经济增长的做法，却与低碳社会相违背，与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相违背，与重建生境相违背。因为它由此制造出两个巨大社会问题，一是城市交通承载能力超负荷，并由此带来巨大的三大社会成本，即巨大的城市交通成本、巨大的社会生产成本和巨大社会生活成本；二是高碳排放和高污染制造出巨大社会危害和综合治理成本。[3]（PP266-268）
其三，创建生境制度的基本任务，是重建生境化的法律实施体系。建设低碳社会必进行生境重建，重建生境必需"一以贯之"的立法规范和司法保障，所以，低碳社会需要重建生境主义法律实施体系。
首先，低碳社会应该完善环境立法，杜绝一切形式的环境犯罪。环境犯罪主要有三个方面，所以完善环境立法应从这三方面着手：一是有组织的放弃环境责任的行为，比如为促进或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出台各种激励政策，明知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后果却视而不见的行为，就是有组织的放弃环境责任的行为；二是为了地区、区域的经济利益或组织机构甚至个人的私利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的行为；三是人为造成的巨大生态环境恶化的行为，比如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巨大的水土流失等等。如上三类行为都属于环境犯罪行为，应该加强和完善这三个方面的环境立法，以从立法和司法制度上杜绝环境犯罪，同时也为环境治理提供立法依据和司法保障。
其次，低碳社会应该创建环境权利法，它应包括地球环境权利法、社会环境权利法、生命环境权利法、人的居住环境权利法等。
其四，创建生境制度的重要任务，是重建生境化的公民责任环保制度。低碳社会应该重建公民责任环保制度，即在低碳排放、新能源方式和新技术方式开发，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重建等方面，必须人人有责，人人担责，人人尽责。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公民担当低碳社会环保责任，应该具体落实在如下方面：一是从自己做起，担当减少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净化空气和环境的责任；二是从自己做起，担当减少水污染、净化水资源的责任；三是从自己做起，担当减少土壤污染和土壤破坏、净化土壤的责任；四是从自己做起，担当少用和不用塑料口袋、薄膜和消除白色污染的责任，少小开车或不开车的责任；五是从自己做起，担当创造绿色环境、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习惯的责任，展开绿色服务。
创建公民责任环保制度，不仅要明责，也不仅要明担责的方式和方法，更需要社会化的制度激励机制。因而，低碳社会应该创建起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环保积分制度，并以此积分制度的全面实施为基础和依据，创建低碳环境补贴制度和奖罚制度。这种补贴制度和奖罚制度的建立，应该与高碳排放和高污染税收制度的创建联系起来考虑，应该与银行的信贷制度的完善以及与环境犯罪制度的创建联系起来考虑。
2、重建生境经济体系：建设低碳社会的经济着力点
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或者说全力开辟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道路，低碳社会建设才卓有成效。要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则必须重建生境经济体系。
开发低碳能源、重建生境能源体系、重建生境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开发低碳能源，重建生境能源体系，即低碳化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它的主攻方向有三：
一是调整现有的一次能源结构。在现有的一次能源结构体系中，煤排放二氧化碳成分最高。根据低碳社会及其可持续生存之要求，应该对不可再生的煤能源，一是应予以有限度地使用，二是国家应组织力量尽快攻克煤碳清洁发电关键技术，开发绿色煤炭技术，实现煤炭利用洁净化。同时，根据石油峰值期的到来，限度开发和利用石油能源，迅速开发可替代的再生化低碳能源，使其可再生化的低碳能源构成新能源结构体系的主体内容。
二是全力开发可再生的低碳新能源。
太阳能是目前所能探测到的最大绿色能源，因为太阳能每秒钟到达地面的能量高达80万千瓦，如果能将地球表面0．1%的太阳能，以5%的转变率转化为电能，则每年发电量可达5．6×1012千瓦小时，相当于全球能耗的40倍。由此可见开发太阳能的前景之广阔。
开发太阳能源正在变成普遍推广的现实。从2002年到2005年这5年间，全球光伏产业年均增长49．5%，2007年比2006年更是增长了56．2％。，2008年全球光伏电池产量达到7900MW。进入2009年，虽然经济危机对光伏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从世界各国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仍然处于全球光伏产业仍然呈现大幅度增长。根据《全球光伏市场分析和2020年展望》报告，到2030年，全球光伏系统将提供2600太瓦特/小时的电能，占全球所需电量的14%；到21世纪末，可再生的低碳能源将在整个能源结构体系中占80％以上比重，其中太阳能发电将占到60％以上。中国具有非常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并且其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目前已达到相对成熟阶段，仅2008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2265MW。所以，应根据低碳社会的整体要求，制定出跨越式太阳能源发展战略，力争成为太阳能源开发大国，这是中国能否成为生境经济体系大国的重要前提。
风能是新能源体系中的另一大可再生的低碳能源；并且中国的风能资源也异常丰富。因而，应该大规模地发展风电能源。国家应采取特殊的新能源开发政策，加快风力发电机、叶片关键零部件的科技攻关力度，提高风电设备自主研究、开发和生产的能力，降低风电开发成本；同时完善风电发展制度和鼓励风电发展政策。
进一步从制度和政策上完善农村沼气发电，促进沼气发电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利用荒山荒地规模种植油料能源林，大力发展生物柴油。因为利用荒山荒地种植油料能源林，开发生物能源，技术难度不大，开发成本低，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高。比如种植一亿亩油料能源林，同时配套建设其炼油基地，所需要时间3到5年，其静态投资约800亿元人民币。3-5年后，此项工程能够吸纳1250万就业劳动力，油料林成林后，只要每年投入400亿元左右营运费用，就可产出1000万吨清洁柴油，仅单位成本4500元/吨，如果以每吨6000元的价格计算，每吨清洁柴油可创利润1500元。并且油料林一旦成林，只要不人为的毁坏，就是一个不枯竭的绿色再生油田。不仅如此，种植油料林，生产生物柴油，具有很强的生境功能，据相关的专项调研表明：种植一亿亩油料林成林后，每年可吸收8．12亿吨二氧化碳。所以，种植油料林，开发生物柴油之新能源，符合生境能源开发要求。据相关方面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荒山荒地约30亿亩以上，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低碳化的可再生能源基地，如能有序地规模开发，可在很短时期全面实施石油替代战略，从根本上消解动力能源紧张的国家发展瓶颈。
三是改进技术，调整经济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创立健全能源节约立法制度，完善规范的运作机制，励行节约，全面提高我国能源效率。因为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极低，仅为33%，低于国际先进水平10个百分点，但在单位能耗上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倍，是日本的7．3倍，美国的4．2倍，印度的1．5倍。比如煤，我国每吨标煤产出效率仅只有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所以，提高能源效率，厉行节约，其空间相当大。
开发低碳能源市场、重建生境财税体系 创建低碳社会，全面开发低碳能源市场，首先是建立、健全、完善低碳能源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节能能源法》，使其三大生境经济体系和新能源体系法规严谨、规范和体系化。在此基础上，制定此三大能源法规执行法，
促进此三大法规的全面实施和严格执行。
在完善、严谨、规范和体系化低碳能源体系规范下，重建生境财税体系。
一是创建完善自洽的、具有高效激励功能的生境财税补贴制度，重在于鼓励可再生低碳能源的全面开发和广泛运用，同时，也在于鼓励创建能源节约的社会风尚。
二是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制定并实施能源企业分税制度：对高碳排放的企业和一次能源企业，使用现有的税收制度；对低碳化的再生能源开发企业，对运用低碳化的再生能源企业、对能源高效运用和节约能源企业，制定相应的轻税制度。
三是创建完善自洽的、具有高效规范和惩戒功能的高碳排放税和污染税，以促进全社会自觉于低碳或零碳生产、低污染或零污染消费，另外就是促进节约社会化。
具体地讲，就是开征切实可行的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税。并把公民和企业、组织、社会机构的高碳排放行为、高污染行为，均纳入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税的征收范围。以促进全社会低碳排放或零碳排放、低浸染或零污染自觉化和日常生活化，从根本上改变公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改变公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这是低碳社会真正形成的一个基本指标。
开发低碳产品、重建生境生产-消费体系 重建生境经济体系，必须开发低碳化的产品体系。其首要任务是确立低碳化的产品结构战略，以此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体系；其重心是减少和关闭粗放型产业、高污染产业、高碳排放产业，发展无污染、低碳排放或零碳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其次是压缩机械产业，开发低碳能源产业体系，包括绿色地球产业体系、生态农业产业体系、生态海洋产业体系等。
开发低碳化的产品体系的根本动力是消费，因而必须重建能够全面促进低碳化消费体系。重建这一消费体系有三个具体指标：一是所重建的消费体系内容，必须是低碳化的，以此为标准，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政策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有步骤、有计划地引导高碳产品逐渐退出市场，退出社会消费领域；二是所重建的消费体系内容，必须是可生境化的，即全社会所消费的一切产品，都应该促进地球环境、生命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生境化，凡是反生境化的产品，都应抑制消费，最后实现禁止消费；三是所重建的消费体系内容，必须是简朴节俭健康的，凡是违背这一准则的产品，都应该引导退出消费市场。
3、重建生境化生态体系：建设低碳社会的环境着力点
从根本上讲，低碳社会围绕二氧化碳及其它污染的排放与吸收而展开，它涉及两个工作目标，一是如何促进二氧化碳及其它污染达到低排放；二是怎样实现自然界对二氧化碳及其它污染的最大限度吸收，以达到自净化。为实现前者，必须开发新动力能源，开发新能源技术、新生产技术，重建新经济体系；为实现后者，必须重建生境化的生态体系。"生态体系"既指狭义的地球生态体系，也指广义的由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构成的"人与天调"体系，本文中所论涉及这两个层面。
重建生境化的自然生态体系 "自然"概念是对地球和宇宙的整合表述。从宇宙角度看，自然生态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土壤、阳光、空气、水。这四大要素的动态循环，就构成了气候的律动。因而，衡量自然生态体系状况的根本性指标，就是气候。由土壤、阳光、空气、水四者动态循环所形成的气候律动，呈现出两种倾向状态，即规律化律动倾向状态和失律化律动倾向状态，前一倾向状态推动自然生态体系正常转动，因而它是生境化的。后一倾向状态推动自然生态体系失律运转，它表现为气候异常，气候一旦持续异常，土壤、阳光、空气、水四者的动态循环，就越远离自身平衡，必然朝着死境方向运行。全球气候变暖，虽然这种气候状态出现已属异常，但它毕竟还有持续的方向性。但2010年的全球气候却处于混乱无序的特异状态，中国更不例外，从进入2010年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处于灾情状态中，并且主要是气候灾害，干旱、暴雨、酷热、低温，相互交织，连绵不断。这表明土壤、阳光、空气、水四者的运行完全失律，更暗示着更大的灾疫将来临。这表明重建生境化的自然生态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重建生境化的自然生态体系，其根本任务是抑制人类行为，努力恢复气候，使其变化有常，四季有序。具体地讲，就是通过人为努力，促使土壤、阳光、空气、水重新恢复其共互生互的生生循环功能。为实现此，需首先进行土壤治理。土壤治理要务有三，一是土壤的土质治理；二是土壤污染治理，重心是土壤中水污染治理，土壤中白色垃圾治理和其它垃圾治理；三是土壤的生殖功能治理，如土地荒漠化，耕地的闲置化，都属于土壤生殖功能下降或丧失的表现。土壤的生殖功能越强，土壤净化能力越强，反之其净化功能越弱。其次应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其首要提前是要敢于面对现状：我国不仅甲烷、NO、SO的排放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居全球第一。大气治理的重要途径是控制污染排放和碳排放，这要求必须同时从动力能源生产、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废弃物处理四个方面入手。动力能源生产低排放途径有二，一是改造石化能源生产技术，使其达向更高水平的清洁、绿化，即低排放化；二是开辟低碳化的可再生新能源，以替代石化能源。商品生产的低碳化排放需要从生产技术革新和新产品体系创建两个方面努力。商品消费是减少大气污染主要战场。高档包装的产品和一次性使用的产品，比如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食品袋等，都生产高污染的来源。空调化的温室生活和城市汽车消费，则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比如，2005年，我国汽车拥有量2400万辆，此后汽车销售每年增长都超越30%以上。仅2009年，全国就买出汽车1346万辆。以此速度，整个国家必车满为患，大气污染居高难降。如果国家不推行国际标准化的汽车准入制度，不采取紧急措施控制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不实施污染税和低碳排放税的征收，大气污染治理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重建生境化的地球生态体系 重建自然生态体系，关键是恢复地球生态体系的生境化。地球生态是由海洋和陆地组成；陆地却交错着江河、山脉、丘陵、平原，其间必纵横森林、草原。地球生态体系的生境化，就是日月之行有道，盈缩之期有序，寒暑交替有时；具体论之，就是海洋有无限的自净化能力，江河流畅无阻自我清洁，山脉葱郁、林海莽莽，草原无疆，水质无染，六畜兴旺，万物繁衍、生生不息，各有所归。相反，地球生态体系运行的死境化倾向，则往往表现为日月运行无道，阴晴圆缺无序，四季交替无时；具体论之，就是海洋灾害频繁，江河断流、截流频繁，污染严重，森林大面积退化，草原沙漠化、土地荒漠化，耕地被无度吞食，土壤污染化。
以此而整体论之，我国的地球生态已经全面出现死境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江河、草原、森林、土地等方面严重生失律。因而，地球生态的生境化治理，主要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首先是治理江河。江河是地球的血液循环系统。我国主要江河532条，几乎都遭受不同程度污染；不仅如此，我国的主要江河的断流、截流现象严重，许多江河仅丧失自我生境功能，而且频频产生次生灾害。黄河和长江均是其典型例子，河床干涸和河水泛滥，都给流域两岸人民和国家带来无穷灾难。江河的断流、截流以及由此生成的次生灾害功能，一是源于江河流域植被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大地裸露，水土不保；二是在江河之上修建星罗棋布的水电站。比如，四川境内的大渡河及其支流，在修和将修的水电站达356座之多。江河就是在这样的人为切割中饱受分解之苦，江河被堵截、江河水不畅，这是江河丧失自净化力的根源，也是江河被严重污染的根源。所以，治理江河须从根上入手：中止在大小江河上修建水电站；对全面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进行清理排队，然后下狠功夫关闭生态破坏大、规模小以及生态安全隐患大和威胁大的各级水电站；整治江海河道，使之水流畅通，恢复其自净化能力；并从纵深度上培育江河流域的绿色生态，使之水土保持，全面恢复国内江河生态体系生境化。
其次是草原治理。我国天然草原面积相当宽广，它占了国土面积的41、7%。但由于人为原因，我国草原却从整体上丧失了其生态净化功能和生境循环功能。因为 90%的草原已经退化，草原面积急剧萎缩，1/3的草地被沙漠化或者荒漠化，并且大风增多、气候变干，灾害频发。因而，恢复草原的生态净化功能和生境循环功能，须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改造草原的生态整体环境，使之绿色化，具体讲，就是构建草原绿色屏障。二是培植草原植物，使草原植物多样化，以此改变草原质量。三是限制放牧，让草原休养生息。因为过量放牧和无度放牧，必须导致草原退化和沙漠化、荒漠化，致使草原自身承载能力的下载，承载能力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它丧失自我净化功能和生境循环功能。因而，重新恢复草原的自净化功能和生境循环功能，其治本之法，只能是限制放牧，进行草原放牧的限度立法。同时，建立草原生境法和禁止开采法，还草原一片蓝天，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和生命的生存空间。
其三森林治理。森林是地球之肺，它对地球生境化功能有三，即地球生态防护、地球生态净化和地球生境循环。我国的森林资源原本相当丰富。但今天却已经贫乏得几乎完全丧失了其净化大地和生境循环的功能。原因在于砍伐无度。20世纪50年代始，全国森林积森面积为127亿方，但50年代后却砍伐掉了100亿立方。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毁林活动还在继续，据林业方面统计数据表明，从1999-2003年期间，全国每年平均超采7554、21万方，减少现有林地1110万亩。客观地看，我国境内灾害频发不断，与森林几乎完全丧失生态防护功直接相关；我国高碳、高污染特别严重，是因为森林几乎丧失了地球生态净化能力和生境循环能力。因而，治理森林，使之恢复地球生态防护能力、地球生态净化能力和地球生境循环能力的正确途径有三，一是禁伐；二是退耕还林；三是植树造林。
4、重建生境化公共政策：建设低碳社会的社会着力点
公共政策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主要由社会主要制度、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安排三部分组成，而公共政策属于社会安排的范畴。社会安排是社会主要制度和社会基本结构藉以达向实践行动领域的灵活方式，因而，社会安排必以社会基本结构为整体框架，以社会主要制度为准则，对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进行有序安排，其"基本任务是化解冲突、消除矛盾、健全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机能，增强社会凝聚力，规范和促进社会全面、公正、持续发展。"[4]（P146）社会安排的基本工具是公共政策。
为建设低碳社会而重建生境化的公共政策工具，实际上就是重建生境化的经济政策、资源政策、政治政策等、法治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等等。
重建生境化的公共政策工具的根本前提，就是需要一个未雨绸缪的、人性主义的和遵循自然法则、生态规律的政府，从而以政府为主导而重建起整合性的生境主义公共政策目标体系：第一，为彻底改变充满高危风险的环境生态，重建国家生境，使国家重获生态安全；第世纪 ；第二，在如上基础上重建生态家园，使生活在国家共同体内每个公民重获生存安全和生活健康；第三，创建生境主义生态文明，即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达向共生互生的文明社会；第四，构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范式，促进全社会不断提升可持续生存水准。
基于如上目标体系要求，创建生态整体的公共政策内容体系，这一内容体系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首先，重建综合性的环境公共政策工具。对环境公共政策的综合性运用，必须基于如下考量："对自然栖息地的侵占和动植物种的灭绝正在破坏着自然及其作为我们自己生命基础的平衡。维持或重建一个生物完整的环境对于保证人类未来数代的生存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为了在其中的生存必须停止对自然的侵犯。"[5]（PP73-74）在此认知基础上，
创建和完善自然保护政策、生物多样性政策、动物保护政策和生态协调政策，然后对如上政策予以整合性重构，使之成为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这一综合性公共政策工具职能，实现地球生态的重建。
第二，重建综合性的经济公共政策工具。经济公共政策工具的综合性运用，必须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关怀地球。为此而必须达成一种共识：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世界的一员并身处于其中，我们每个社会组织、机构，以及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可与之有须臾分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我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依赖于我们明智地善待地球、善待生命世界和自然宇宙，依赖于我们对地球生命和自然本身的真诚尊重。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必须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个任务，即中止无止境的和片面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一个目标，即在经济领域全面践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为很好地达成如上目标，综合运用经济公共政策工具，首先是按照生境要求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重构市场政策工具、消费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税收政策工具、投资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然后对如上六种基本经济政策工具予以整合构建和运用。
第三，重建综合性的资源公共政策工具，其实际的目标指向有二：一是重新恢复地球和社会的承载力；二是恢复地球和社会的自净化能力。基于如上双重目标，在建设低碳社会进程中综合运用资源公共政策工具时，必须整合如下内容：一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限度开发政策；二是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运用与再生协调政策；三是资源代内储存和代际储存政策；四是综合污染控制和污染综合治理政策；五是环境自净化政策，六是土地资源生境化政策；七是大地植被政策；八是森林培植与覆盖政策；九是草原禁牧政策。
第四，重建综合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工具，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和生命平等；其基本姿态是善待一切生命和善待一切人；其所追求的目标定位，是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个公民成为健康的公民，使生存于其中的每个生命成为健康的生命。
公共卫生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环境卫生政策工具、食品公共卫生政策工具、疾病预防和保健政策工具、生命安全和居住安全公共政策工具等等。要综合运用这些公共卫生政策工具，首先需要政府成为主导责任主体，担当起公共卫生建设的重任；其次是需要以共和政体、宪政政治为绝对前提，需要以制度为根本保障；其三应该重建完全人道、普遍平等和全面公正的灵活运转的公共卫生制度框架，它由四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健全的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包括公共卫生立法制度和公共卫生司法制度；二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的公共卫生权利平等配享制度，公民的平等公共卫生权利维护、保障制度，公民的公共卫生权利的限度制度，公民的有限公共卫生责任制度，公民具有合法地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做出公共卫生权利要求的权利制度；三是公共卫生资源的共享制度和公共卫生资源的有序调配与高效开发运用制度；四是政府实施公共卫生建设的绩效制度。
环境公共政策工具、经济公共政策工具、资源公共政策工具和公共卫生政策工具要达到整体生态的综合运用，并在低碳社会建设过程全面发挥功能，获得最佳效果，还需要综合运用其政治、法治、文化、教育等公共政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