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立体式治理”不是针对政府内部治理框架，而是对政府基层治理手段的变革式倡导。而“立体式文化治理就是要在 基层社会的“治”与“理”中破除平面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通过广大民众社会文化共识的形成和政府治道的变革，特别是整体式、系统式文化治理技术的成熟来推进基层治理中的“人心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时代。国家治理的重心落在基层，而基层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支点在于培育出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文化共识。没有基本的社会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文化共识，就难以在基层形成感召力与社会凝聚力，基层治理的集体力量和整体效能就难以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高速转型，不同主体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分化，比如人们价值观念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唤醒，整个社会从单一主体化的价值观念逐步走向了多元主体并存的价值观念，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也开始从高度政治化、道德化走向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化和日常生活化。不同群体、组织、阶层的人都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生活在最基层的群众的利益诉求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势必会带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文化共识由此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形成，可以说这是横亘在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一个最大障碍。
任何国家治理的路径和策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共识，一切政治共识和治理策略都是很难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来的。在当前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生活多域转型的现代走向已经开始确立，但另一方面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下，价值冲突与文化抗拒的现象正在成为最突出的时代景观。边缘与中心、个性与主流、分化与整合、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并存恰恰是寓于基层治理的具体路径之中，不仅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而且给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可以说，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社会文化价值观集中感知和集中表达的时期，社会价值观出现了由压抑到激发、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变，尤其在个人利益表达方式上，也由“被表达”逐步走向“自表达”，并表现出了较强的群体分化性和个人境遇的变动性特点，碎片化、个体化、阶层化等特色越来越明显。因此，基层治理的重心应该要放在着力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各类社会主体都能积极参与的治理机制和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的社会文化共识之上。
社会文化共识是社会精神文化和价值观的内核，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和行动取向都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对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社会文化共识首先是建立在包容性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之上的，是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信奉的价值观，即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或者是作为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价值观。就我国当前的基层治理实践而言，社会文化共识营造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与基层治理相适应的价值文化与社会认同，其中，首先需要努力建设的就是最为基本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看似简单的要求，却恰恰成为了社会快速转型中被一些地方忽视甚至抛弃的治理元素。只有这样，基层治理才能超越以往人们通常看到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等实体性社会建设内容，从社会文化共识中去重新挖掘治理的基本元素——良好的社会心态和基本的价值规范。因为这种社会文化共识是最深层次的，其不仅决定了基本的治理制度与规范，也决定了社会大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心态与决心，同时也是基层治理活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目前，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文化培育与价值导向主要是由党政部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很容易造成民众的“不在场”和“集体无意识”状态。因此，基层治理就是要从社会文化共识的养成出发，着眼于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培育，这种治理策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治理之处就在于其目标主要集中于共同体内部的人，在于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满意度、人的归属感以及人的凝聚力，也就是在具有包容性的价值观上培育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共识。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立体式文化治理”的政策导向和治理技术来予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点。所谓“立体式治理”不是针对政府内部治理框架，而是对政府基层治理手段的变革式倡导。而“立体式文化治理”就是要在基层社会的“治”与“理”中破除平面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通过广大民众社会文化共识的形成和政府治道的变革，特别是整体式、系统式文化治理技术的成熟来推进基层治理中的“人心管理”。这种治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基层社会基于共识的自我发育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提倡在政府治理方式上除了关注“点”、“线”外，还要更关注构成立体的不同“面”。同时，它还提倡在文化治理上要重视不同面向中的立体构成，即构成元素之间结构性的关系。因为基层治理说到底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安排在基层社会中的具体落实，而在这种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中，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文化共识的培育是最为关键的，它不仅是基层社会本身的活力所在，也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最终体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