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维稳，却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同时建议，以“利益表达制度化”作为“新的稳定思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维稳”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头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却鲜有公开讨论。清华大学的报告，可能是越出内部圈子而见诸报端的头一份。不仅如此，这份报告反思尖锐，说理透彻，直陈时弊，结论鲜明，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照此标准，清华报告分析了现行维稳机制的内在缺陷及其不良后果。我将其中的重要观点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标准的随意性与扩大化。意思是说，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怎样“维稳”，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中，是否发生了经济过热？是否存在楼市泡沫？是否需要采取特定措施加以管制？类似的问题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否则就是瞎折腾。但是关于稳定不稳定的判断，却没有科学论证。事实上的判断，明显带有领导者的主观个人色彩。因此非常容易把不同声音的表达定性为影响稳定，从而将不稳定的范围无限扩大化。
第二是扭曲官民关系。许多事例都表明，把稳定作为指标，与官员的乌纱帽相挂钩，反而在官员与民众两个方面都刺激出扭曲的行为。官员为了保仕途，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诉求权益的另一方来说，稳定既然是你的仕途，它就变成了要价的筹码。结果是，良民越来越变成了官员眼中的“刁民”，官员也越来越变成公众眼里的“恶吏”。
很明显，这样的恶性循环状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很同意清华报告的基本结论，维稳机制要改革，要以重建社会利益表达的制度化为重心，重新思考社会稳定问题。目前我们社会，在利益表达方面的基本主题是一个，就是要求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国家保障公民权利，这是宪法的承诺。当中国经济以劳动力廉价优势而取得长足发展之后，提升公民权利保障，应该放在国家议程的第一位。这将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以公民权利保障为基本出发点，现行的维稳体制，应该朝两个方向加以分解。
第一个重要方向是全面发展社会政策，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以及残疾人保障。因此，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通过完善的社会政策而提供福利，是促进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之一，也是保障个人权利、提升个人尊严所必然要求的。让我们做一个比较。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学者蒂特马斯说，不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不论宗教信仰如何，大家都获得同样好的医生诊断，获得同样好的护士护理，这就是社会平等、社会团结。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N H S)体系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迄今仍然是最伟大的社会福利工程之一。相比之下，我们的国民医疗待遇至少区分出五个层次，彼此间差异巨大。这样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要花多少钱，才有可能维持稳定不变？
第二个重要方向是全面发展社会对话机制。清华报告中强调了“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但是也要指出，没有人会单纯为了表达而表达。如果没有对话机制，表达是没有真实意义的。所谓对话，包括相互影响和相互学习。除了投票选举之外，对话是公民参与的最重要的方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是公众中的政策辩论。围绕着政策目标、政策预算、政策方案、政策工具、政策效果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官员要与公众对话，不同的利益诉求要公开表达和相互对话，对话后的共识，要影响政策及其实施。人们在对话和参与中会获得新视角，获得成就感，从而成长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公民。享有充分权利保障和充分自由的公民，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