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与图书馆相关的技术层面的分析，而较少关注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所隐含的政治和权力的维度。本文试图以湖北省图书馆新馆为例对公共图书馆做一个文化政治分析，通过探寻公共图书馆在其空间表征中蕴含的文化治理的意图，分析在读者的表征空间和空间实践所体现出的文化治理的效度，来阐述治理术，文化领导权和空间政治等文化治理的几个维度在公共图书馆中的表达和运行，彰显出公共图书馆空间中充斥的内外冲突和权力关系。
公共图书馆承载着人类对文明和道德的想象与期望，既积淀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也表征着现代文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在宣扬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话语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借助免费开放的政策春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也相应的多了起来。目前国内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建筑设计、信息技术、经营管理、政策实施等“技术层面”，鲜见从政治维度展开探讨：（经营管理类）多讨论如何利用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提升管理绩效；（信息技术类）主要研究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工作中的运用，包括图书管理和借阅系统的信息化以及数字资源的保存和共享。（建筑设计类）多关心图书馆建筑的技术参数和艺术品位。（政策研究类）主要是分析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状况和效果以及改进办法。这些研究多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或以管理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或是简单的问题对策分析。这些技术性的研究只是把图书馆作为具有某些功能的一个工具性的物质载体因而只关心到图书馆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却忽视了公共图书馆也是一种充斥着内外冲突和权力关系的社会体制，因而缺少宏观的社会分析和批判性的视野。
本文则要对公共图书馆这一议题中的文化与权力做一个文化政治分析，这里主要借用台湾学者王志弘的文化治理概念。他认为：“文化治理就是经由文化来治理，也可能以文化本身为对象，但也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目标。”[①]他试图把治理的维度引入到文化其作为政治与经济的调节和争议场域来带出一种批判分析的视野。这里的治理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科学的新取向，也可以对应于福柯（MichelFoucault）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权力、知识、规训等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同时还可以联系上从文化角度来阐述和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理论视角像葛兰西（AntonioGrimace）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列裴伏尔（HenriLefebvre）的“空间政治”等。本文尝试通过对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分析，来检视横跨治理术、文化领导权、空间政治之间的文化治理场域，特别是要关注蕴含在图书馆空间中，透过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而展开的文化治理操作。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是借鉴台湾的提法。文化素养通常以掌握的特定文化产品、价值和技能来衡量，包括基本的读写能力、文化鉴赏能力、合宜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质乃至于特定知识及技术能力的掌握，像获取信息的能力。文化科技就是指处理文化素材所使用的现代信息技术，像文化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自助服务系统等。当前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文化科技，在科技至上的理念下也被赋予了进步、效率、文明的价值期待，使得这种科技也具有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一、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及其与文化治理的关系
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1834年，建立于新罕朴什尔州比德波罗斯镇的一个小规模图书馆取得了当地财政支持并对所有人开放，该图书馆可视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1848年3月，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成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首家公共图书馆，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此后，美国公共图书馆以持续的财政税收支持、设有管理委员会、对所有人开放、得到州立法的认可、提供免费的服务等为特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些特征也对其他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基于企图控制与约束危险阶级的目的，希望通过推广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使这些危险阶级能跟随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以确保社会安定，使上层阶级的地位不致受到挑战。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这种威权主义史观，他们认为，当时极力推广公共图书馆的人，其实是一批具有威权性格的精英分子，这群精英分子由于惧怕不理性的行为，担心社会不安定，认为必须驯服和教化下层民众，遂在家庭教会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而与威权主义史观相对立的还有一种人道主义史观，人道主义者认为，不管知识分子、上层阶级或慈善家，都相信人类有迈向完美的可能，因而需要建立公共教育机构，来进行再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与道德能力。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实质上只是权力意志的不同表现，结果却可统一于治理的逻辑之下。威权主义者从现实出发力图通过驯服和教化下层阶级以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民众知识和道德能力的提高使其具有天使般的心灵，而后人间也可变成天堂。
福柯以批判的视角指出了这种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实质，在他看来，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和工厂都是规训的场所，通过制度、仪式、话语等微观权力机制对人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惩罚和规训，使人成为驯顺的动物，消除危险性，建立安全空间。当这些特殊规训扩展为普遍规训，规训也就成了治理。规训权力“与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②]，它致力于打造有用而驯服的身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训机制和场所，体现了权力的生产性特征，生产出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所需的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并最终透过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调适来对自我进行治理。这种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文化领导权的逻辑。文化领导权就是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和道德的霸权’”[③]。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并不仅仅建立在经济和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而更重要的还表现为文化上的优势，以此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统治集团主要通过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新闻机构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被统治集团进行宣传、教化和渗透来建构这种文化霸权，而公共图书馆则是一个更隐蔽和有效的构建和运行文化霸权的场域。现阶段国家大力建设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隐含了国家通过建构文化领导权来改变以往治理逻辑的意图，也彰显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竞逐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谋划。也就是对内要以文化自觉来确立文化领导权，对外要以文化自信争夺文化领导权。
然而，不管是治理术还是文化领导权在标榜空间政治的学者看来都和空间脱不了干系，福柯看到了权力和知识越来越表现出空间化的特征，他从统治技术的角度来谈空间和人的关系，即权力是如何借助空间而发挥作用，而空间又是如何展开它自身特有的权力实践，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整个社会的人都处于空间的规训之下，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如学校、军营、工厂、医院），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作为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则注意到了欧洲政治的文化霸权性质，他认为“许多人倾向于忘记资本主义的另一侧面，该侧面与金钱的功能、各类市场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关联，但因其支配地位而与它们相异，这一侧面便是某一阶级的文化霸权”[④]。而文化霸权不仅生产了空间也被空间所生产，因为“空间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意识形态性。空间是充满意识形态的一种产品”[⑤]。而且“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⑥]。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spatial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搭建了他的空间分析框架，他的空间政治理论相比福柯的空间政治具有更大的理论张力和可操作性，而“空间三一论”能具体阐释空间生产机制，是空间分析的有效工具。本文将主要以“空间三一论”来对一个具体的公共图书馆作文化政治分析，并在空间中找寻治理术与文化领导权的脉络和痕迹。
“空间三一论”最重要的环节是“空间表征”。“空间表征”是“构想概念的空间，是科学家、规划师、都市计划师、技术官僚与社会工程师的空间，这是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里的支配空间属”。它与“生产关系及其施行的秩序相联系，因此也与知识、符号、代码等关联”[⑦]。也就是说，“空间表征”不是随意任一空间秩序构想，而是与生产关系关联的、由社会强势集团构想的主导空间秩序，因此它规定“空间实践”，决定和修正“表征空间”。“空间表征”的主要特征为其构想性、主观性、话语性及意识形态性。
在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的建设中，从谁决定修、为什么修、怎样修到修成什么样子、修在哪里等一系列决策过程，无不显现着“空间表征”的意涵和特征。在下面这则新闻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答案：“2004年元月，省委领导考察省图书馆时提出，将该馆建成中西部一流的现代化图书馆。当年，该馆新馆被列入全省‘十一五’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省政府领导多次询问建设情况，并为新馆选址。上月中旬，省发改委《关于湖北省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建议书有关内容的批复》下达后，省图书馆面向全国进行设计方案招标，要求新馆兼具标志性、先进性、开放性、综合性和生态性。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和武汉的7家设计单位被确定为候选单位。新馆规划将在这7家单位设计的14个方案中确定。省图书馆新址已确定位于武昌沙湖余家湖。武汉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征地、拆迁等事项上大力支持。根据规划，省图书馆新馆占地100.5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省财政计划总投入6亿元。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省图书馆现有藏书456万册，常年读者126万人，是我省重要公益文化单位。目前该馆占地面积仅29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求。”[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图书馆修建完成后提供给公民免费使用，好像是全体公民的公共空间，但他首先是技术官僚的空间，是设计师和工程师的空间。技术官僚和专业工作人员作为决策者的社会强势集团，他们通过为公共图书注入自己的想象而主导了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秩序的生产。这些决策者和规划者作为空间秩序构想主体和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在空间结构规划中，自然要受到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和意识形态以及在地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所构建的“空间表征”因此会打上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烙印以及在地文化的标签。“该图书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也是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在同类型省级图书馆中排名第一”。这三个最高级的词汇“最大、最多、第一”不仅形容了空间表征的宏大，也彰显了国家的意志和理想，使图书馆成为国家逐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化身，以此激发公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李鸿忠同志表示，图书馆不仅是藏书读书之地，还应该成为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阵地。我们要管理好、使用好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个文化惠民平台，组织开展大家讲坛、文化沙龙等文化交流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构筑荆楚精神高地，为加快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⑨]。这一段官方表述中“图书馆应该成为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阵地、构筑荆楚精神高地”，直接表达了国家希望通过图书馆来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意图，而“为加快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则体现了文化也要服务于政治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不仅空间反映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也需要通过空间具体体现和实现。这样一来，权力通过建构空间表征不仅塑造了自身的象征也创造了自身的合法性，福柯的空间政治也就和列氏的空间理论在这里产生了交集。新馆的主体造型以“楚天鹤舞，智海翔云”为主题立意，充分展现了荆楚文化内涵。该馆的外部空间诉诸湖北本土的文化意象，以期构建地方文化认同，达成地方意象和国家意志的交流。
在官方表述中要把新馆建成“集学习阅读、信息交流、文化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图书馆。在图书馆建筑内外的环境设计上，根据新馆在结构上具备露天退台的特点，在退台屋面种植空中花园，为读者设立了室外绿色阅览平台等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这同时也是一个优雅的休闲空间；在室外广场上设计有精美的园艺花卉造型，呈现出绿树成荫、草坪遍布、花坛涌泉、山石草木的景象，加上间或点缀的一些雕塑，“处处营造一种浓厚、高品位、高层次的文化氛围”[⑩]。在图书馆内部平面设计和环境布置上，从家具、灯饰、字画、雕塑、橱窗、盆景等装饰品的色彩、造型上来丰富空间效果，强化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让读者置身于一个良好的助读环境中。在馆内书架、阅览桌椅等家具选择的材质、颜色、搭配上也都符合人体生理特点需要，桌椅和书架的摆设与布局也很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给人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感。这种刻意的空间营造不仅将阅读空间美学化，也将休闲娱乐空间景观化、美学化了，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市民，但同时也要求必须和空间氛围搭配的文化素养与言行规范，因为这种雅致文化的空间表征不仅是文化理想，也成了展现文化资本的场域，隐藏了层级化了的文化规训，为置身其中者带来了以合宜的文化素养来展演身体言行的压力，进而可以生产出自我节制、自我审视、自我调控的个体。这种通过营造精致文化想象的方式，也是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手法，当然在这其中也隐含着治理术的逻辑。
新馆除了设置主要的借阅功能外，还设置了会议室、展览厅、学术报告厅、多功能厅、免费电子阅览室、音乐厅、影视厅、咖啡屋、读者餐厅、休闲场所等设施，使图书馆不仅成为文化典藏中心、学习交流中心，也成为娱乐休闲中心。读者在这里除了可以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读书看报，还可以听讲座、看展览，听音乐，享受上网冲浪及多媒体的视听体验，参加各种读者活动，也可在此会客谈心和纳凉休息。这样图书馆变成了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之外的自由、免费、公共的文化空间和不受功利关系限制的公共休闲空间。在这个场所，这个时刻，我们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在工作，没有职场等级意识，也没有家庭角色的束缚，人们的关系是自由和平等的，在这里我们的心灵可以自由想象、身体可以得到休息放松。传统的图书馆只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之地，没有提供娱乐休闲的功能，到了现代，图书馆才逐步增加了多样化的娱乐休闲设施。因为，现代都市化的人们在科层制的压抑和专业主义的枯燥下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再混合着家庭生活的压力，使现代人的心灵秩序被严重冲击甚至扭曲，各种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明显增多，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身处可以娱乐和休闲的图书馆之中，人们会产生一种脱离世俗繁杂事务的超越感，虽然在这短暂的自由与超越之后人们还要重新回到沉重的日常生活中去，但是这片刻的对现实秩序的逃离却可以大大舒缓人的心灵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重新回归对现实的认同和对体制的默认。这样就修复了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伤害的心灵，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社会秩序的可能。社会主导集团正是意识到了娱乐化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缺陷的补救作用，才积极把娱乐休闲的因素引入到公共图书馆的空间之中。新馆的这种娱乐化的空间表征也具有这样的考虑和作用。
新馆设各类阅览座6300多个，开设盲文图书室、残疾人图书室、少儿图书室、农民工图书室、奥运冠军书屋、作家书屋、企业家书屋、艺术家书屋等，专家、少儿、盲人、残疾人等各种阅览人群在馆内各得其所。这样一种身份化的空间表征，充分体现了空间的政治性。给予残疾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这样一种特殊的空间权力，不仅可以展现出现代政治的文明化和道德的一面，也是彰显着政府志在通过图书馆学习的提升机制来使弱势群体更好的适应社会和有益于社会的意图。而奥运冠军、作家、艺术家作为社会精英能享有特殊的空间权力，得益于他们都具有特殊的文化资本，奥运冠军、作家、艺术家本身就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者，赋予他们这种空间权力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为确立、巩固文化领导权服务。而给企业家这种待遇则代表了国家对新经济阶层的重视。这种被身份化了的空间表征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吸纳机制它同时也隐藏了一种排斥，任何空间一旦被授予给了特定人群也就阻止了其他人群的进入。在标榜平等的公共图书馆内进行这样一种策略性的政治操作，本身还是值得商榷的。
文化科技是指处理文化素材所使用的现代信息技术，像文化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自助服务系统的建立。湖北省图书馆新馆也处处体现着文化科技的意涵，试图建构一个信息化、数字化和高科技的空间表征。“新馆建设与数字图书馆同步进行，建有万兆局域网，千兆到桌面，双百兆接入互联网。拥有湖北数字图书馆服务门户，数字资源加工能力每年达到500GB，在线存储能力不小于400TB。向读者提供揭示性书目信息（书目、篇名、目次等）500余万条，电子图书50余万种，电子报刊1.2万种。在互联网、馆域网上向读者提供超过100TB的湖北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和影视频资源，网站日均访问人次在1万以上。馆区内建有4000个信息点的接入能力，实现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700多个读者信息检索与阅览终端，实现了网络无处不在，是国内先进水平的省级数字图书馆”[11]。新馆还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湖北分中心。
新馆的科技化还体现着它的自助服务上。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的自助服务采用RFID系统，主要由自助存管、自助借还、自助复印/打印/扫描/刻录、自助缴费等几个部分组成。图书馆自助服务就是读者自己为自己服务，它改变了传统的所有服务工作皆由图书馆员包揽包办做法，将部分服务项目转交由读者利用图书馆提供的设备、技术去自主完成，人性化的自助服务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官方表述隐含了科技的进步和文明的意识形态想象，而科技是一种新文化能力也越来越成为事实，因为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科技已经成为接触文化信息的基本门槛和能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有两个重要任务：“1．开展国民信息素养教育培训；2．推进农村实用人才和进城务工人员培训。”[12]这说明国家试图把公共图书馆作为弥合数字鸿沟的平台和空间。数字鸿沟是信息社会信息不公平的集中表现，政府此举不仅是为了弥合社会内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也有拉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的意图。这里不仅有“为社会生产出有用的人”的治理考量，也因科技挟带的文化与文明的因素而渗透着文化领导权的逻辑。
综上所述，不管是象征化、美学化、娱乐化还是身份化、科技化的空间表征，都是贯彻了社会主导集团的意志，也表征了政府治理的意图，诠释了空间的政治性本质。
“空间实践”指的就是空间性的生产，生产出社会空间。它既是人类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和行为本身，又包括这种活动和行为的结果。在“空间表征”的渗透和制约下，“空间实践”常常体现为规约的空间行为，但也不排除对规约的逾越，两种空间行为分别产生两种“表征空间”：规约“表征空间”和挑战性“表征空间”。“表征空间”是指“透过其相关意向和象征而直接生活出来的空间，它是居民与使用者的空间，以及艺术家和那些只想要从事描述的作家与哲学家的空间。这是被支配的空间，是消极体验到的空间，而想象则试图改变和占有它”[13]。“表征空间”一方面与个体生活的具体物理空间相关联，另一方面则展现个体在“空间表征”影响下对物理空间的象征性运用，以此表达个体的精神内容、空间政治立场。尽管由话语和权力主导建构的“空间表征”只给“表征空间”留下极为狭小的回旋余地，但是“表征空间”在阐释“空间表征”之余，亦可在狭窄有限的范围内挑战“空间表征”的秩序，即当特定主体想象和使用空间时就会通过对空间表征中所附带的编码进行能动性的解码而生产出带有主体想象的表征空间。总之，物理空间只要到进入个体生活中，便具有了精神和社会属性。由此可见，空间实践上呈空间表征下启表征空间，且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在生产上的共时性和连续性而无法彼此分离，所以此处对公共图书馆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的分析就只能杂糅在一起。
湖北省图书馆新馆中有各种各样的使用者，他们对空间有着不同的想象和用途，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属于自己的表征空间。在笔者对图书馆的读者进行访谈中，很多读者表达了对新馆的庞大规模和先进设施的赞美，政府的工作也因这个宏大的工程而得到肯定，他们也意识到了宏伟的建筑对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象征。但亦有读者对花巨资修建一个图书馆的做法提出来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个图书馆的利用率很低，有很多的空间资源被浪费了，应该拿这些钱多修建一些小的图书馆。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其所塑造空间表征的正面宣传和要确立文化领导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读者的共鸣和认同，使读者在自己想象和使用这个空间时遵循了国家的逻辑。但是也有读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政治立场来，而在自己的表征空间里忽略甚至否定了这种象征。这也正是空间的政治性的表现，因为它涉及到资源的分配，而每个人都想使空间资源的分配对自己更有利。
新馆先进的信息化水平、丰富的数字资源以及免费的网络设施为维护社会信息公平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很多读者在利用这些资源学习各种知识以及休闲娱乐，中青年人大多借助这里的免费电脑学习各种实用知识和技能，包括医疗、会计、语言和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自己在职业上的竞争力，老年人则更多是在网上浏览新闻和视频资料。这对整个国民信息素养的提升以及对信息弱势群体的补强都起了重要作用，减少了弱势群体因疏离技术进步而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可能。新馆的自助服务非常发达，像一场先进技术的展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效率。但是这些耗费巨资塑造的科技进步意向的空间表征在很多老年人和文化水平较低者那里却成了一种技术排斥，像自助复印/打印/扫描/刻录，都有着较为复杂的操作程序，而有了自助服务，管理者也会不太乐意帮助这些“麻烦者”。所以在这类读者心中可能更怀念人工服务，而不愿也不会与冰冷冷的机器打交道。这使得技术在给一些人群带来便利之际也对另一些人群形成阻碍。本是为了弥合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公平的科技化的空间表征在具体的实践中却也可能在技术本身的作用下形成新的排斥机制，科技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而图书馆很多科技设备的使用都潜在地要求使用者具备这种技能，图书馆却不对学习这些科技技能负责。这就可能导致了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占用公共资源，还有些人也许永远被隔离于这些公共资源之外。这样看来即使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也可能存在一种马太效应，让多者更多。
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会自觉提醒孩子保持安静，不要影响到别人，这不仅得益于墙上张贴的提示标语，也是读者在自己的表征空间中复制了空间表征的美学想象后形成的自我规训。而且这种安静优雅的空间表征中会放大在场者的不文明行为，如果发生了不文明的行为即使没有管理者出面制止通常也会有读者去主动提醒，这彰显了空间表征的美学化深刻影响了读者的表征空间，不但生产出了读者的自我节制还产生了规训他人的主体性。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社会教育机构和阅读空间，实际上，这里还成为缺乏公共空间的城市里，许多特定群体暂时栖身的场所。对于某些缺乏去处的老人和儿童来说，特别是在夏天无处避暑的时候，公共图书馆成为他们比较喜欢的活动场所，所以会看到有大妈坐在图书馆的沙发上悠闲地织毛衣，几个老年人在一起聊天，儿童则在少儿区快乐地做游戏。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官方把图书馆建成娱乐化空间表征的表述，
却主动把这里表征为了一个娱乐休闲的空间，有意无意地暗合了国家的文化治理意图。但是笔者发现在这里休闲娱乐和看闲书的大多是老人和少年学生，而处在人生压力阶段的中青年人大部分不是在准备各种考试就是在学习充电。本是主要给压抑劳累的工作人群来休闲娱乐的空间却被老年人和孩子占据了，这些把图书馆作为工具性表征空间的中青年人群，一心要在世俗上有所超越，也就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休养生息了。使得图书馆作为舒缓现代人紧张生活压力的功能可能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还可能因看到这些潜在的竞争者而更加焦虑。这说明特定群体在空间实践中对于具有诱惑性的休闲娱乐空间表征也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被动拒绝和抵制，自觉把图书馆作为努力提升生存发展技能的空间和平台。很多父母会把图书馆当成孩子积累文化资本的场所而鼓励孩子去图书馆，但是孩子们来这里却可能有着自己的意图，有些孩子会用免费的电脑网络在这里打游戏、聊天、或者看电影，还有一些学生情侣将图书馆当成恋爱的空间，他们的使用不见得和图书馆塑造的文化素养空间发生冲突，反而因为挪用和转用了这个公认的读书之地，可以获得家长认可，借此公共空间逃避了家庭权威的监视和规训。公共图书馆同时充当文明化仪式的场所与另类栖身、欲望流动的隐秘之地，不仅显示了表征空间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也反映了使用者在空间实践中对空间表征的选择，以及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状况而具有的选择自由度和选择能力，然而这所有的选择亦逃不过国家文化治理意图的影响和掌控。
笔者在新馆的观察和对问卷的分析发现，老人和学生是图书馆里的主力，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群也有一部分，而社会的弱势群体像农民工却很少有到这里来的，笔者多次刻意寻找，也只遇到过一位农民工，他利用图书馆的免费电脑学习办公软件和英语，想要学成之后去沿海城市做喜欢的外贸工作。他现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距离这里也很远，所以他每周都是请假后才有时间来图书馆的，他说他的工友没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来图书馆。因为很多农民工群体既不是八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双休日，少许的空闲时间睡觉休息可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所以他们的空间权利就被社会的时间机制所排斥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很多时候使农民工无法保持一个整洁的外形以和图书馆优雅洁净的空间环境相协调，也会有心理上的自我排斥感，感觉自己不能体面地进入公共场合。图书馆的饮食定价都略高于市面水平，网上有读者反映：“如果在图书馆里呆上一天就要考虑饭费，水费刚开始到图书馆就吃喝就花了50元，湖北省图书馆超市里面的东西贵得要死，就一包外面3元的薯片，这里居然要5元，图书馆2楼有个咖啡厅，上次和朋友去吃饭朋友买了一碗意大利酱面25元。”[14]而图书馆提供的午餐盒饭最便宜的是15元一份，这可能是某些农民工两三顿的饭钱，而那位农民工也说他不会在这里吃饭等饿了就直接回去了。所以图书馆内这种小资的消费水平也会对弱势群体使用图书馆空间造成一种经济上的排斥。从这里可以看出官方宣扬和企图建构的免费平等的空间表征，在社会结构的映照下却显现出了对弱势群体的隐性排斥和压力。如果我们把贫困作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那贫困就不仅仅是金钱的缺乏，贫困还应该被视为缺少做有价值之事的自由。正是这种不能做有价值之事的自由的贫困，导致他们无法进入或者体面地进入到免费平等的公共空间。要破除道德和政治话语塑造的自由平等的空间表征下隐藏的不平等陷阱，打破社会结构的简单循环复制，不仅需要在具体细节上着手，也要透视到宏观社会体制的流弊。
空间表征试图决定和主导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的生产，使二者服膺于治理术和文化领导权的逻辑，它的力量深刻影响到了个体对空间的使用与想象，使得读者不仅顺从了主导者的想象，也主动生产出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再生产出既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然而这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空间表征，也会因表征空间召唤出的特殊欲望和想象而受到挑战，空间表征不仅会被挪用和转用而在读者的空间实践中注入自己的意志，某些空间表征也可能会被读者直接忽略，排斥甚至反对，这也暗藏产生结构偏离的可能。而另一些空间表征本身就会对某些群体形成排斥效应，削弱了公共图书馆作为纠正市场缺陷的公共物品可以打破社会结构固化的功能，也限制了公共图书馆的正外部性的扩散。
四、总结与思考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呈现了制度性的治理关系，它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工具，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作为文化治理的内容它在整个的空间表征中都体现了主导阶层的统治意图和构想，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它通过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的治理操作力图塑造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和能力。而如何通过公共图书馆更好地开展文化治理，是本文的最终关切。透过以上叙述，我们发现在当今复杂多元的社会情境下，图书馆传统的咨询典藏与流通功能，已经无法跟随社会的脚步，各种新的功能也就因应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图书馆已日益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价值的冲突与融合的场域。而目前的公共图书馆都似乎过度重视“想象中的使用者”，也就是空间表征中预设的在场者，而忽略了多元异质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和需求。这需要把眼光转向现实中图书馆的使用者，更多地在细节上用力，关照到各种有障碍群体的限制性因素，比如增加对科技弱势群体的技术援助，为需要清洗的读者提供设施，以保持干净整洁的外形，饮食定价要照顾到各个阶层的承受力。而国家需要在塑造空间表征的过程中，更多地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察觉到不同群体因自身处境而产生的差异化诉求，特别是要注意弱势群体因文化表达障碍而沉默的需求，使国家意志和民众需求能够有更好的结合，让民众在使用图书馆时能体验到主人翁的感觉，潜移默化地增加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以实现更高的政治整合。民众在利用公共图书馆进行空间实践时要在注重对文化素养和文化科技提升的同时，能培养出在公共领域发声和行动的能力，生产出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主体，而后能以积极、理性的精神与官方的文化治理互动，尽力使官方的文化治理意图更合乎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推动社会整合的同时也促进文化治理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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