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而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就是村落，从三家村到几千户的大村。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和农耕历史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言的乡土社会，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形态的村落。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业化运动使得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逐渐瓦解，结构不断解体，这种趋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变得愈发明显和不可扭转。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一个个现代主义字眼里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并非像它们字面上所反映的要发展工业、建设城市、进入信息社会那样简单，实质上，对中国的乡村社会而言，它们更像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一样，将广大村落的乡土根基慢慢拔出，并用各种冠以现代性的要素以替代之。农业的凋敝、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而生的乡村的衰落似乎都在宣告着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
据统计，2000年，中国还有370万个乡村。
2010年，中国乡村数量削减到约260万个。乡村正在以每天300个的速度消亡。村落的消失表面看是农田、建筑和农业人口的消失，而更为深刻和危险的是，上千年的生产方式的消失、生活方式的消失、农业文化的消失、传统伦理的消失，这些不适应工业文明的元素正在以“落后”之名被放弃和遗忘，然而，将之放进历史和文化的长河里，我们失去的远非我们暂时获得的可比。如何正视和改善伴随村落消失的失去，如何留得住美丽乡愁，机遇或许便在当前生态文明的意识崛起和建设过程中。
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人们用工业文明视角看待乡村时，或许乡村不能提供诱人的物质收益，对推动GDP增加效果也并不显著，特别是在刺激物欲，拉动消费，提倡高浪费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越多越体面”价值观念影响下，乡村不能成为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场域，乡村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似乎就必然为城市所取代。
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待乡村时，就会发现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乡村承载的智慧农业是可持续的循环利用农业，不是依靠化肥、农药、除草剂伤害环境或“有水快流”的掠夺性农业。其次，乡村的生活不是“能挣会花”以及“时间就是金钱”理念支配下的技术工具和金钱的奴隶，而是与大自然节拍相吻合的生活节奏；崇尚的不是高消费，而是去货币化的低碳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近自然的有利于生态、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其三，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乡村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乡村的生产和生活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信仰与习俗，都协调和维系着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和谐。其四，乡村具有传统文化的保存功能，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只有在乡村环境中才能保存和发展。工业文明理念支配人们注重生产的结果，或者说追求的是财富，而生态文明理念同样重视生产和生活过程，更看重生命的意义和追求生活的幸福。这也是城市与乡村生产生活的重要区别之一。
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乡村的价值所在。我们把乡村存在的价值归纳了以下五个方面。
乡村的生产价值
乡村的生产价值是最为重要但又易被人忽视的价值，乡村生产包括了农业生产、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是实现产业融合的最有效的平台。村落的产生原本就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因为土地和农作物需要时时呵护，村落的存在有助于耕地的保护、综合利用和精细化作业，有助于农业生产经验的交流和积累，有助于农业的减灾防灾。村落正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而生长出来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家院落不仅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不仅可以满足村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空间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条件。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也只有依托乡村才能存在，村落是实现乡村产业融合的节点，乡村消失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特色的乡村手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也就无从谈起。
有人说，现代农业生产可以不依赖乡村了，人们住到城镇同样可以从事农业。事实上，没有了乡村的农业，不仅农业生产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且变得不可持续。如果调查那些拆了农家院落，让农民上楼的乡村，农业生产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削弱。因此，那些要耕地不要农民的行为，把耕地变成了摆设；那些要乡村而排斥农户的做法，把活生生的乡村变成了死的展品，或许这样的乡村旅游模式短时间内可以满足游客对体验乡村的渴望，但不可能有生命力。
村落的生态价值
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村落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城市生态系统不论在能量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这种高度的开放性又导致它对其他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会对其他生态系统产生强烈的干扰。有学者就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将大多数野生生物限制在越来越狭小的范围内，同时也将自己圈在钢筋水泥和各种污染构成的人工环境中，远离了人类祖先所拥有的野趣盎然的生活环境，产生了种种文明病。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更凸显出村落生态的重要性。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自然生命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难得的稀缺资源。在“大城市病”凸显的当今中国，农民享有的这种免费生态环境则显得更加珍贵。思考乡村生态价值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启迪作用。
村落的生态系统特殊性在于村落既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也是人工生态的结果，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生态文化和生态理念，渗透在村落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其他形态的社区所不具备的。
我们认为村落的生态系统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它以村落地域为空间载体，将村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机制，综合作用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村落的生态系统结构相应包含三个子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各自层面上又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着自己的结构，但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交织、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着村落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
村落的生活价值
村落生活体系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的，与被称为“草根工业”的手工业一起，不仅是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其生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落里，村民们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但有严格的季节约束，村民的生活节奏是与大自然节拍相吻合的；村民们生活自给性强，主要消费品依赖于自己生产而不是市场。村落里的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还是社会交往单位，是农民生活格局的基本单元，传统生活方式中有许多优秀成分凸显着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机生活热潮的兴起，低碳、慢生活理念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追求，都要求人们重新分析和揭示村落生活的特点，在城乡互动中，帮助人们打造积极、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
村落的文化价值
中国的村落文化不仅表现在山水风情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农田相得益彰，形成的独特村落景观，更主要地表现在村落所具有的信仰、道德，村落所保存的习俗，村落所形成的品质和性格。当我们戴着审视村落文化价值的眼镜走进村落时，你就会发现村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
农业文化在村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村落中的农业文化具有诸多显著特征，首先是其活态性，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是农民生计保证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是农业文化的适应性，农业文化随着自然条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能因时因地进行结构与功能的调整，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智慧；其三，具有复合性，农业文化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乡土知识和地方技术，还包括那些有特定自然环境、村落和农田构成的村落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农业文化在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应该说，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解决贫困等重大问题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村落的教化价值
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相比，农村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村落不仅协调着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制造着人与人的和谐，研究村落的教化功能，有利于我们认识维系村落的价值系统，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从对村民行为的引导、规训的角度来讲，教化是既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深刻而有效。村落的教化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民俗文化从根本上具有农耕社会的性质，而村落是民间文化发生和变化的实际空间。农业生产经验、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节日民俗庆典的仪式象征作用、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技艺和经验，都在村落这个空间下得以生存和发展。村落文化正是因为自身具有独特的功能或价值才能与城市文化彼此应和，丰富和发展着多样的文化，从不同的角度维系着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作为承载村落传统文化的空间，村落的存在可以更好地维系村落价值系统，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村落文化，使之不至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消失殆尽。
教化作为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导训化，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或社会控制，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都体现了教化对人和社会的规范与引导、控制和教育的作用，而且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村落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村落属于“野”的范畴，但确是立国之本，“礼失求诸野”，村落教化之于国家或社会的维稳作用无可替代。
乡村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去理解，乡村像是一座尘封的宝库，又像是一块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去对待它、体会它，就会发现其中不可替代的价值。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乡村，承载了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始终哺育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乡村的自然、自足、自养、自乐，是乡村生活的最大魅力；顺应自然、有限利用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智慧产业，则是乡村的最大财富。因此，新型的城乡关系，一定是尊重城乡差异基础上的互补。而美丽乡村建设，也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而不是用城市替代乡村，或在乡村复制城市。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社会学系主任、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特邀理事，全国工商联扶贫委员会委员等职。
朱启臻教授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有关“三农”研究课题30多项，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100余篇，出版教材和学术著40多部。特别是对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文化、农民组织与农民教育等领域取得丰厚成果，为决策部门和实践部门提供依据。
原载《中国生态文明》杂志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