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纪事的很多版本里，1987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的开业，是一个常常被留意的细节。这家美国消费品牌的第一次到来，被当做是一个极权时代落幕的细小见证。在一次次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之后，大众普遍的欲望和需求正迫不及待地释放出他们内在的力量，流行乐，喇叭裤和可口可乐开始丰富起这个匮乏的物质环境。人们要求着他们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所应有的一切，从彩电，自行车这样的器物，到自由，民主这样的权利。
在北京，年轻人聚集在农研室，体改所，社科院经济所等等或官方或民间的机构中，他们研究体制改革，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调研，他们扎堆在简陋的屋舍里，也聚集在空旷的草坪上，讨论着政治，社会，诗歌，甚至摇滚，大声的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想法。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无疑是这场青春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通过论文的遴选而汇聚一堂，按照自己的研究的方向与兴趣，从宏观经济，价格转轨到西部开发，企业改革，谈论着改革的手段，目标和中国现实与未来。
在南方的江浙和广东一带，人们在小商品的倒卖，加工贸易和简陋的乡镇工业中寻找机会，办工厂，倒商品，奔波在全国各地，无论自己是多么的一穷二白和一无所有。
农村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从前，国家政权一次又一次的下沉，让它失去了宗族和士绅的事实保护，也失去了宗法伦理的文化内核，乡村被迫的服从于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阶级划分和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再加上人民公社的全能组织，统购统销的经济安排和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农村成为了国家工业化目标的牺牲品，呈现了直接而粗暴的权力掠夺。而现在，随着承包制，分田单干的兴起，农民的生活，生产获得了向正常秩序的回归，行政权力的解构与收缩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它提供机会，允许试验，还宽容失败，虽然政治的气氛仍然在某些时候显得严酷冷峻，它声称要清除精神污染，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时代的主导感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感受。
八十年代的改革，像是一个国民运动的状况，是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两种力量的结合，民众与执政者形成了一个共识的话语和互动，每个人都是改革过程的主动参与者，人们一无所有，人们却拥有力量。
然而，事情还是起了变化，欲望的复苏比想象中更快，规则和伦理的制衡却从未建立。
九零年代以来，开放在事实上替代了改革，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加入WTO，热烈的回应全球化的浪潮。对于内部社会，则搁置起既有的问题，开放了更多经济上的空间，在增量改革的名义下继续着八十年代以来官场加市场的双轨体系。
于是，我们从农村的中国变化作城市的中国，大片的土地，人口纳入到城市的半径当中。这是毛时代的户籍制度所要极力避免的一点，它区隔农民与市民的界限，配合单位和公社进行垂直全面的政治整合。这既是传统社会整合失灵的替代方案，也来自于对苏联模式的刻意模仿。而如今，城市化的过程是投资，政绩和GDP的组合。我们在很多城市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它们成立新区，改造老城，围绕着土地，工业，资源投入各个要素的支持，输出着雷同的建筑和雷同的审美，它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也给官员带来寻租的收益，当然，它也播种了市民文化的基因——市民的自由化和自治化。
接着，是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出现。这与毛时代那个人人自危，连接班人也会一个接一个被打倒的情况大相径庭。一个垄断了各方面社会资源的，由政治，文化，经济精英结盟而成的稳定阶层开始形成并固化，它们依循着同样的逻辑，附属于权力的左右，这更像是同一个群体的延伸和扩散，俗话说的，都是权力下的蛋。
同时，改革的失败者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成为了九零年代的一段悲伤记忆。工人阶级曾被视作是共和国的主人，它们是苏联经验的受益者，是国家发展最需要倚靠的力量，却因为改革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累赘，变成了改革的对手和敌人。他们独自承担了体制的原罪，另一批人也因此获益，在那场被称作是“最后的盛宴”的抓大放小中，官员和商人共同分享了这些丰厚的资产。
农民工则是长久的农村问题的衍生物，我们用户籍制度人为的制造等级，制造出一个歧视性的社会系统，作为人口的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保证，他们却为此而默默承受代价，无论是尊严，还是薪水。改革催生出的失败者群体，带来了存在于城市里的二元结构。这是中国叙事的另一个版本，到处都充满了失败和无奈。
更糟糕的情况则来自头脑和心灵。
媒体设置了繁多而无聊的议题，它们有足够的噱头，是刺激和挑逗的绝佳工具，却很少能诚实的传递现实的困境，给予公众思考，表达和监督的训练。人们无时无刻的谈论发展，却都把它归结为规模和速度的胜利，没有人会觉得低矮的楼宇，悠闲的节奏会是一幅发展的图景，更不会有人会认为书店的品质能跟城市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年轻人呢，他们熟悉每一个消费的符号，无论是时尚的品牌还是活跃的明星，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体制与消费合作，它们鼓励欲望和财富，却拒绝真实独立的品格。大多数时候，这既让我们受伤，也让我们迷恋。所有人都充满了不满与挫折，只是许多人不知道问题根源是什么。一个不无可悲的事实是，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在生产和消费中自我沉溺，还以为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当年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的时，把自由译作了群己权界四个字，就是说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与共存构成了自由的内容。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个人情感和欲望的自由宣泄，但同时，它也需要公民对公共空间的基本认知和参与能力。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东西，它们的界限发生了错置，社会的机体就会出现问题，不会有温暖的小情小爱，更不会有良好的社会品质。
变了味的改革，一颗颗空空的脑袋，一颗颗傻逼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