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西方人，其中多数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渐渐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我所接触过的欧美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如何，他们给我留下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比较言行一致。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我很相信社会关系，我会不自觉地把我对社会关系的那种依赖感带到我与西方朋友的交往中。我不是说西方的朋友不讲社会关系，他们都会请我住在他们的家里，请我去吃饭，偶尔也会因为我们的关系而多少做一些超越制度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西方的朋友跟我说，“没问题，咱俩是哥们，绝对尽力去办”这样的话;反而他们会经常说，“我会尽最大努力，但是我没办法超越这些规定”。长期以来我与西方朋友交往的主要感受就是觉得他们相对我们更加轻松和自信，我直到现在才有点理解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不一致性的问题。
自清末到民国成长起来的很多知识精英们从骨子里希望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实现国家强大,因为他们还坚信中国的文明能够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外部环境下延续和复兴。这应该是那个时期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的基本政治共识。然而，当下中国大多数知识精英估计在这种早期的政治共识面前会选择沉默，甚至反对。与此同时,他们逐渐默认和接受了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秉持中国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也未必真正是那样想的。
虽然我们都承认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被完全西化;然而大多数的国内外历史学家和中国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个文明延续的原因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主体意识——天理世界观日益衰败，与此同时，“中国主体意识”已经被“西方主义者”描画成了“独裁”、“专断”等等，如此，很多力图探索中国主体意识的学者很难有一个公平的学术生态。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基础。受此影响，我们这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再难汇集起早期学人拥有的那种政治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一代逐渐在自由主义的方向上形成共识的精英们在日常社会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这个政治逻辑，甚至，我们的心智还是天理世界，而我们的理智却是公理世界，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由于这种断裂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我一直关注学习像汪晖、康晓光等学者的论述，思考像他们这样的中国知识精英有多大程度的政治和文化一致性。
我本人也是如此，作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每一次遇到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等工作都会收到很多短信，同样我在日常工作中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希望大家看着我的面子和与我的关系为我提供某种便利。
在我们的社会日常运行中，关系远远高于制度，有人甚至把关系看作是产生腐败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在此不做太多的评论。但在我接触农民、基层干部和做生意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好像并没有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症”——他们没有所谓知识精英才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可能他们在潜意识里就觉得中国千百年来就这样——有“关系”，亦或是没有“关系”，都是正常的;他们似乎没有知识精英在政治选择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冲突，他们看起来比我们更加轻松。知识精英的日常社会实践是中国式的，而其追求的政治主张可能是西方式的;可悲的是，往往这个政治主张又不能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找到根源，从而造成了我们这些知识精英们在精神上的断裂式负荷。因此，与农民工、留守人口、失业工人、无地农民一样，知识精英们是不同的“可怜的”群体。
其实，我想说的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负荷问题，我想说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失去自信的他者，进入到了西方的视野。从那以后的有识之士或多或少的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牺牲品。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从改革开放才进入到中国的，从严复的《天演论》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当中，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在政治上没有西化的中国，但是发生了巨大的现代化转型;二是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很多其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制度基本西化了，但是他们在现代化的同时还保留着很多中国文化共同的东西。
现代性的经验主义解释是：现代化的国家，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必须是相互匹配的。因此，福山才会讲“历史的终结”，由于中国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最近也在对这些观点作些调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变化，有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两种解释：规范性解释认为，中国的发展来源于基于自由主义和市场的改革;而非规范的解释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文明起伏变化中的一个特殊的节点。如果按照前者的解释，那么只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本质似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比方说，中国的年轻人都变得很自我，很像西方的年轻人，但是与西方人相比，他们还是典型的中国人。
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和敏感性是非常成熟的。当东亚创造出了发展奇迹时，他们就开始关注东亚发展的文化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奇迹，同样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做争论。亚投行等一系列物化的世界行为的出现更是激发了相关的讨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呈现。当初西方的社会科学把基于自己社会变迁的经验演化成系统的世界性知识，这自然有其物质文明的支撑;而如果说中国今天的物质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延续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理由为这个世界提供同样的世界性知识，否则，多极世界的说法就是不成立的，因为仅仅基于物质的丰富并不能作为权力极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乡村的衰落和复兴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完全是转型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创造这个社会奇迹的时候，有多少是“中国自己”的主体意识，这的确需要我们做出很好的解读。
我要强调的是，我本人既不是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人，也不是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判断反对西方的人。我只是看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背负着如上所言的精神负荷的状况下，他们对中国发展现状的解读显得十分无力。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不能成为生产解释自己文化的知识的主要力量，而且又不能将自己的理论与世界知识相结合，那么这个文化主体是很难有话语权的。
作者介绍：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作为一名农村发展领域的高级研究人员和专家，曾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两年，进行农村发展政策研究，并在多个国际组织供职，其工作和学习经历遍及二十多个国家，足迹遍布中国所有省份。其工作领域主要涉及农村发展、推广培训与沟通、农地系统研究、参与式研究与发展、参与式规划、性别与发展、可持续资源管理、扶贫、中国云南哈尼、彝族和瑶族的发展研究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此外还担任了多项社会兼职：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国际农业推广学会常务理事等。
霍布森与西方中心主义：霍布森认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动机完全在于少数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需要国家权力的配合，因此需要西方民众的支持。获取大众支持的手段，在于利用“种族的原始本能”，通俗讲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心理，将生物进化论、生物社会学、文明使命论、文明托管论等殖民话语演化成公共接受的知识。以英国为例，帝国主义的工业和金融势力通过政党、教会、新闻、学校这四大工具，把竞争、支配和贪得无厌等原始欲望加以荒谬地理想化，以此来形成舆论，以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以占领其他民族的土地并依靠他们的劳动为生;同时，经济学支持这样的议论，说征服和统治低等民族的事业是参加国际间分工;社会伦理学也为此涂脂抹粉，把殖民说成是愿意担负起教育和提高“幼稚”种族的“任务”。为少数统治者谋利益的殖民话语，就这样逐渐成为西方的普遍性知识。这也就是霍布森著名的“霍布森拆解文明使命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