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定名不对，“以农治农”指导思想错误，几个乡村治理模式例案浅析，除“官扰”解铃还需系铃人。
一、走出三农误区重温三大差别
以农村、农民、农业命名的 “三农”一词，解放一来就弄错了。重温三大差别，本应回归“乡村建设”。
从历史上看，“农村”这个名词就不是这样称谓的。笔者活到80岁了，过去只知城、乡之分，叫城市与乡村。
“乡村”，自古也称乡曲、乡里，原本就是与城市相对而言，只闻城乡，绝没有听说过“城农”的。“农”字是种职业，而“乡”字与“城”字都是地域之称。住在城市的叫“市民”，而住在乡间的则叫“乡民”。
两千多年的《诗经》就有“乡村”一词了。南朝宋谢灵运曾有诗云：“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
至于世俗通称住在乡下的人更是称“乡民”了。现在只能到小说中找得到了。
民国时期公元1923年始，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为代表主张由乡村的建设以引发工商业，创造一条国家基本建设的新路，并名“乡村建设运动”。
从实际来看，凡是住在乡村的人，并不全是农民。乡村历史上存在很多行业、住着很多职业的人：既有种地者，还有许多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而且不少是兼营。在一个农耕社会的乡村，职业几乎无所不有，岂止农业一业？所以把乡村喊成“农村”就错误了。孤立谈治理三农，而忽视全面的乡村建设，也必然治理不好的。
可是什么时候又出现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农”的名词了呢？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结构起了很大变化，过去乡村的治理，横则是代表地方势力的宗族、士绅，纵则是代表官方势力的乡、保、甲，这一纵一横，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乡村治理的二元结构。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原来统治乡村的宗族、士绅、乡保甲体制被废除，一律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了。
新中国对乡村管理由多元化变成一元化了。
土地改革时候，无地和少地的贫下中农，几十种行业的乡民，不管你原来靠的什么生活来源，几乎都分得了一份平等的土地。不仅林、牧、渔三业统一纳入农业范畴里去了，而且其它多元化的行业也统一并到大农业里的“农林牧副渔”五大类中的“副业”里了，成了农业的附属。“乡村”也就叫“农村”，“乡民”也统喊“农民”，农业合作化起又统称社员。于是乡村梳成了农村、农民、农业一条大辫子的单一体制了。
原来乡村的治理经费也由多种渠道（按宗族与地方的各种公产为主和县里的财政拨款为辅的框架）统由政府财政一个口袋掏进掏出了。
国体变了，但大一统的政体——集权化还是加强了。旧社会的政府对于乡村除了田赋、征兵、劳役外，基本不管，乡民流通、择业都是任其自理的。因为他们只管少数几个大城市就已经够吃力了，对于乡村也无钱管，没人管。到了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统治就严厉了。这种从集权化的乡村改称农村，到行业大归口于大农业，再到各种职业的人统一于人民公社社员（农民）的大锅体制，从生产生活到思想上类军事化管理体制，社员的许多自由空间没了，户籍制度，村民已寸步难行，形成城乡分割的“一国两策”。这就是“三农”一词的来源。
仅仅改个“三农”名词研究有多大关系呢？
要知道真正治理乡村建设，必须重温“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才能解读乡村建设问题，为便于叙述，这里暂且还叫“三农”问题。说是历史条件造成，无如说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只有让农村回归了乡村，才能理解城、乡差别，也只有认识了城市比乡村进步和文明，才能解读治理乡村的指导思想，必须由城市拉动乡村；只有认识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比农耕经济、或叫自给经济进步，才能解读综合治理乡村的办法，必须以现代工业(或市场经济)改造乡村的各业包括农业（或叫小农经济）；只有认识脑力劳动较体力劳动先进，才能解读帮助乡民包括农民的办法，必须以脑力劳动去转化体力劳动的乡民。没有城市的先行发展，再去带动乡村，企图“以乡治乡”、“以农治农”的思维模式，改造乡村，都是徒劳。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了。
现代文明证明乡村与城市是非常紧密相连的，可是有了这个“三农”，几十年中国在治理乡村的理念上、方法上都是“以农治农”一条道上使了。
什么是“以农治农”呢？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用农民的视角，把乡村建设只看成农村建设，利用农民的狭隘的平均主义思想即乌托邦的思想，指导农村建设。治理目标就是桃花园的空想天堂。治理方式只是原始的粗鲁、粗糙的运动方法。而不是用大社会的视野，渐进式的、科学方法。反思不清，就不能走出三农误区，而真正解读三农，必须重温三大差别，回归乡村建设。因此定名也就非常重要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下面且让笔者从历史乡村治理典型模式的例案里来寻找乡村治理的方法吧，
二、几个乡村治理典型模式例案浅析
案例一、农耕社会里的中农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发展，以笔者所知的常宁瑶塘萧家村，乡民移民定居此村四百余年传到13代时，一直以耕读为生。到清道光时，有个村民萧良善者，他经常考虑：为什么祖宗十几代了老是作田还要被一日三餐困扰呢？总是要被别人欺凌呢？立志要做个有出息的汉子来。他带领两个儿子，佃田、煮酒、开染坊，把个体弱幼小的儿子送去读书，以圆起乡村祖宗的美梦。通过几十年的拼搏，到他80岁那年辞别人间的时候，三个儿子，每人分得8亩水田，留下1亩作为自己养老、送终费用。那个读书的儿子，读了没要钱的测量专科，当了小官，老人作为一位胜利者心满意足安息了。
案例二、合炊十八代历时三百余年发展到四千人的超级家庭模式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4月，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一家姓陈的建庄合炊，就一直未分家。到宋仁宗嘉（示右）八年（公元1063年）义门陈氏累计历时332年，聚居18代，红丁人口达到3978人。宋仁宗怕陈氏人口过于集中，影响朝庭稳定，始于公元1063年，将12个派行分析为291庄，分迁全国72个郡（今18个省）。从陈氏的建筑有：御书楼、刑仗厅、公堂、鼓楼、百犬牢、义酒坊、酒店、洗米池、茶房、田庄、园林等三百多处。宋真宗并额外恩准陈氏铸造家币以示荣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算是政治、经济、社会合一的超级大家庭。从陈氏家庭的建筑群看，能够稳定之术，说得好听点，是“礼与刑”，说俗一点是禁锢加鞭子，算是半个小朝庭。
案例三、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里的一位翻身老妪模式
下面是一篇纪实古体诗，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妪行》节选。
蓬头垢面一老妪，步履艰难衣褴褛。横卧栏车放声哭，司机急刹怒如吼！老妪叩头求司机，带我北京看灵柩。救命恩公毛主席，为何今日不万寿？司机敛容心亦动，可怜无奈车必走。我见老妪如失魄，一路搀扶护回村。近家还见青瓦屋，金字屋垛犹耀荣。进门满室烟火色，灶门紧紧对床门。三客登临无虚位，一客下榻无处横。
自言“本是贫家女，家在老屋陈家住。……方临悬崖惊深渊，五星红旗照眼鲜。分田分地分衣食，斗天斗地斗凶顽。白米饭香衣着暖，几回梦里泪噙欢。男耕女织恩爱好，朝阳相迎月相攀。只道良辰看不足，焉知六月竟飞雪。千军万马炼钢去，峭壁呜啼运炭夜。砸锅拆屋大搬迁，人人不得稍违逆。破冰下田翻肥凼，大年开荒无休歇。连营百里战天地，大批大斗心胆裂。鞭笞长跪还饿饭，跛挑扁担犹带血。一根苦藤两个瓜，弟兄相煎何太急？一声亩产过十万，一火山头全成铁。卫星火箭连珠放，火车轮船都失色。东村吃粮西村取，敞开肚皮免费吃。一天等于二十年，唐宗宋祖也逊色。可怜鞭子加狂热，工厂农村两失获。机器无力烟乏气，沃田遍涨辣蓼叶。但见城乡虚肥胖，雀鼠入餐狗将绝。妇女肚凸非有喜，父死子埋子谁采？有朝三日炊不举，牵儿啼哭去种麦。一个薯根珍如参，带土横吞不知涩。不幸书记被发现，大祸临头灰不得。当晚大开批斗会，阶级斗争愈激烈。皮开肉绽血泪飞，更加口号失魂魄。儿被揪打母怀躲，不知母血与儿血。
人散月晕冷风凄，但见蛇蠕母子偎。爬上破床深深思，既谓剥削阶级已打倒，何以阶级斗争更激烈？共产党，大救星！怎教老妪忘海恩？眼前事，饥与辱，今后何以求生存？夜沉沉，云默默，偷将头颅系吊绳。可怜家贫绳亦朽，绳断体落惊左邻。死命难逃活更苦，从此魂魄不安宁。夜半似哭又似笑，鸡鸣笤帚扫不停。‘我要紧跟恩公去，犹能晨炊夜看门’。
记取老妪一席话，留与良医仔细诊。”
案例四、守住集体这一块的“天下第一村”模式
1961年起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六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当选过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1980年已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的县委书记吴仁宝再次回到华西村当书记。吴书记做了48年华西村的当家人后，在华西村7月党代会上，75岁时，其位子由四儿子吴协恩接任。一直坚持集体化体制生产生活。
全村380户，1520人，20多年前吴仁宝带领全村人以钢铁起家，成了今天海内外闻名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集团的固定资产已超30亿，2002年12月，华西有钢铁建材、宝昌化纤、毛纺服装、建筑装潢、有色金属、外贸信息、化工纺织、旅游服务等8家公司，年产值100亿。
村民户户住上400～600平米的别墅，家家有50～500万的存款，1～3辆轿车。2002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美金。2003年购置10架轻型飞机，首批两架已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几个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样的明星村庄。它们又如此独特，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发展之路迥然相异。
案例五：美国一个业农者种地一千亩，一年还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旅游和写书的现代化农业经济模式：
二十年前应中国聘的美国业农者韩丁来帮助改革乡村，他在美国一个人种一千亩地，只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其它时间用作旅游、写书各占四个月。其农产品之多、成本之低，劳动效率之高，生活之幸福，令人咋舌。
案例六、立足乡村，引进城市市场经济、现代工业，盘活乡村资源模式
河北保定徐水县孙大午，于1985年起。承包荒地，种果树、养鸡、猪，建饲料厂。经过18年的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集养殖、种植、加工、工业、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科技型民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下辖种禽、饲料、电子电器、食品、葡萄等公司，现有员工1500人，资产过亿，产值过亿。每年为当地村民仅付出的劳务费就高达两千多万。1995年，大午集团被评为全国500强之一。集团还驱资2000多万建了座在校学生两千余人的大午中学、技校（免费）。1998年被河北省教委命名为“河北省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大午集团成为“全国科教兴村暨农业产业化培训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联系基地”。
大午治理企业的理念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三结合。
从以上六个案例分析：
一，第1、2案例，不管是一个小家或一个大家（实际是一个家族）无疑都是农耕社会模式，自发形成的。第2案例只是多了个大家长的直接控制，较之第一案例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密吧了。1、2两个案例模式的目的：前者是希望安居乐业，温饱无虞。后种则是世世同堂，无贫富，求和谐。两个案例维持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上，其核心则“忠、孝”，在操作层则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具体则是“礼与刑”的软硬两手。只是前者较宽松，而后者则更严厉。
案例1在一个封闭没有发展的世代农耕社会里，作为一个中国善良、勤劳、俭朴的乡民，除了沿着这条耕读老路以求生存发展外，还有其它什么好路可走呢？中国几千年的乡村历史不就是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由穷变富，又由富变穷的古老怪圈循环不息吗？社会就像蜗牛样地缓慢爬行，但是总算还在向前走着。在社会还没有听到“现代化”这个新词之前，谁又能非难他们不该这样走呢？中国古老的乡村，不就是靠这些中农和相当中农生活水平的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暨自由职业者群体支撑下来的吗？个人认为他们对乡村只是稳定有余、发展迟缓，却是那些贫雇乡民的希望。所以农耕社会时代这个群体既有稳定社会的一面，也有保守难以创新的一面。没有城市的带动，势难有发展前途。但是受到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会逐渐松动并随之变迁的。不过他们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且必须要城市拉动、现代工业带动。这是社会发展规律，非某位英雄豪杰所能改变的。
案例2，这样的家庭算是安居乐业了，稳定了，但是生产力数百年不变，
这种“一大二公”模式，只能是社会博物馆的古董而已。
二，第3案例，出现了一个贫苦老农妇这样的惨状，农村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的效果，一切理论都应在他们面前失色。常宁1960、1961年过苦日子时，因饥饿死亡人数，就净减了12051人。
合作化消灭了乡村所有乡民的生产资料了，社员也受了严厉的控制，竟然同第2案例的千年前义门陈氏的封建一家人模式惊人的相似。二者都是“一大二公”，同吃一锅大饭。只是公社化治理模式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均贫富，在字样不同而已。但是社员个人对公产无权过理，甚至连个人的人身也不能自主了，还能称这种生产关系先进吗？社员心理非常不适应。治理的方法，意识形态上则是“三忠于”，在操作上则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
第2案例的合而不分的一大二公还能稳定300多年，而第3案例的分而合之，在尚未摆脱农耕社会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就非常难以接受了。占当时乡村大多数人口的中农和手工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对于农业高级合作社表现不满也是情理之中，
正在城市反右时，乡村同时进行着一场“反资运动”，笔者所在常宁县1957年春夏之间，
组织社员大鸣大放。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其余交合作社管制监督劳动。以后再也无人说话，但是消极怠工就延续了。
其实，这些中农生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都是农村最活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节俭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消极怠工，还谈什么增产？而另外一些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异化了。
本来城、乡差别是自发存在的，特别在城市文明，现代经济还没有发育起来，就急于用人为地去消灭城乡差别：不是培育市场反倒关闭市场；把城市居民、知识青年、工商业户也往乡村赶，以实现乡村的重心“以粮为纲”。工业则是用放下锄头就拿榔头的公社社员走进城乡厂矿，以实现工业的“以钢为纲”。而干部则多往乡村中的文化素质很低的贫雇农里提拔，以实现用人上的阶级路线。与此同时又对城乡设了很多障碍，乡村里的乡民不得迁往城市，不准离乡，完全把城乡隔离开来了。把社会发展规律倒了个个。结果是粮食难增，经济滞后，生活艰难。这就结成第3案例之苦果。
三、例案4的华西天下第一村，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的时候，它们却仍然坚持集体所有模式。把集体家业由子承父业家族式管理。
问题的复杂在于，它们在这样的模式下，在经济上却创造出了“奇迹”。说来奇怪，实际也不怪，首先华西村乘了改革东风，有城市市场经济拉动，运用了现代工业改造其经济结构和管理方法。经营对象已经不是土地，而是现代工业，经营者也不是农民，而是产业工人了。虽然还保留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是它的高福利能够激发员工积极性，各级承包人的责权大、利益也高，吴仁宝每年的奖金都在100万以上。其次华西又充分利用了传统中国的这个最为重要的普通人们希缺的政治资源，最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再次不管客观存在什么经济模式，中国人家族式经商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尚未完善时，还有存在空间。至于到底哪些合法不合法，哪些是经商的知识或经验，正如吴仁宝自己说，只要能赚钱，大家能过幸福生活就是标准。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华西村致富的研究这一不合现代经济理论却能致富一奇，议论颇多。笔者个人认识，已在上述中说清了。华西村这个典型，好看难学。大邱庄的领头羊禹作敏垮了后，集体制也随之变成了私营。所以这些乡村首富，没有推广价值。
四、案例5的韩丁模式，之所以效率那样高，超过中国农民100个劳动力，咋听惊奇，原来他种地所需的一切，已分别有许多专业公司提供了。例如种子、肥料、机械、仓储等等公司。因为美国的城市文明市场经济规则完善，现代化工业发展成熟，城市拉动了乡村，以工业改造了农业，用脑力转化了体力。所谓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就这样消灭了。韩丁已不是中国式的农民而是一名业农者，他的个人农场，只是在社会大农业这一张键盘里的一个小键，纳入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一体化里去了。
五、案例6中的农民孙大午的农牧集团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应运兴起了，他看到虽然乡村剩余劳动力能往城市流通，但中国乡村人口太多，城市绝非短时间能够容纳下来。乡村的原料也需要批量地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才便于走向市场。
大午引进城市的市场经济、现代化工业和管理，立足乡村，盘活乡村资源，与乡村、乡民互动模式，正合中国乡村现阶段发展需要。因为中国要想赶上美国乡村建设模式，还不知要多少年。所以笔者认为大午集团这种模式恰是我国解决乡村、乡民和乡村各业的最佳模式。
根据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存在多种社会模式，既已开始初具现代化社会形态，也还有大量农耕社会的现实，乡村治理之道，应该实事求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经济、人才条件，采用多元办法去治理。即条件不具备时，原有的中农模式不但不应该消灭，而且应该让其继续存在而允其发展。从以上几种案例的模式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应是：
以韩丁模式为乡村建设现代化目标，大力转化乡村剩余劳力进城，积极推广大午集团模式，发展和稳定原有中农（包括乡民的小型企业、第三产业）模式。这是解决我国乡村、乡民和乡村各业的方向。废除当前流行的“三农”称谓，回归“乡村建设”。既合当前实际，也能与“三大差别”接轨。
三、乡村的发展与稳定，解铃还需系铃人
既然认清乡村建设有了以上三个目标，目前乡村最大困境简单说就是“取与予”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混乱源头就是“官扰”，官之多算是古今中外之最。官多不太平嘛！这么多庙这么多和尚，他不给你点肚子痛的药给你吃，你会烧香吗？正如孙大午所说：“八个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比千言万语都形象，更动情，况且官又是打着“救苦救难”佛的牌子呢。既然找到病根，就得下猛剂。其实“官扰”教训的史书已汗牛充栋了。例如小小的一个常宁县，早在宋代崇宁五年(1106)已有 99031人。时间过了306年，增长的数字都不见，一场“洪武血洗”，到明朝永乐十年（1412）只剩下5887人，你说惨不惨，只得来个扯江西填湖南，换了一次人种。就是一大官祸呀！整个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官、民斗争史。所谓唐朝有名的“贞观之治”，无非就是社会动乱久了，唐大宗来个“修养生息”，不打扰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了，社会也安定了。所以过年时，别人怕社会乱，把所有可疑分子都关起来，他却来个纵囚，把犯人放回去过年去。你说稳定不稳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纵囚论”。
猛剂何来，六个大字：“简政放权裁员”。乡村现代化条件还差得远，可是官治已都沿着现代化的要求与国际接轨地配置了。一个还不懂借贷制的会计，收付办法反而实用些。这不是个最简单的常识吗？
简政放权裁员怎样实施？
一、简政放权：把绝大多数行政和企事业的工作回归给社会办，打破只有国家办才可防乱、防假、防腐的保守僵化观念。事实告诉了我们，国字号并不都保险，私人去干，监督权不在他手里，反而守法些，还好监督些。否则官商不分，与民争利，不腐也腐、不乱也乱。孟子早就说过：“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当前县级管理机构和人员必须撤销80%，乡一级全废，村一级并大，特别是土地既叫集体所有，可农民基本没有权利，祖宗十八代是佃农，新中国又是五十多年仍是没有摆脱这个佃字，城市市民已有私产了，可是所有的业农者还是没有一块基本生产资料的无产佃农、雇农，名义叫集体的土地，可是农民不准卖，一律由政府一转手就赚恶钱，为贪官开了个腐败黑洞。农民甘心吗？所以不少耕地、山林、池塘河流等有利资源又在抛荒。例如常宁75万亩油茶林过去除了供全市80万人食用外，还能输出几十万斤，现在已经荒芜得基本报废了。赶紧把田土山林分给乡民所有吧！还有个大恶洞——金融部门。乡村借贷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了。赶快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乡民无地无钱，走那去发展？
下放让乡民经营，回归社会。国家不必事无巨细，降低政府成本，让乡民参与社会治理，参与竞争。政府只加强立法、依法监督。无为而治嘛！
二、裁员：县裁80%、撒乡并村：
有人说，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下了多次决心了吗？减这么多人，怎么保稳定？不就是吃饭吗？可以按工龄分别用赎买办法，精简下来先发几年基本工资。其实现在这里正闲养着一大批有为的人才哩，也空养了一批南廓庸才，政府如果只图眼前的稳定，必将酿成大祸临门。决心裁掉了后，必将有一批良才出头，由大量消耗转为大量创造社会财富；而那批庸才，起码可以减少浪费，堵住害民之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种人，只要不作恶，实在无脚落者，再管饭。
三、关于乡村建设，只要切实解决了上述两点，就基本解决“官扰”了。农业税，并非本身太重，而是收税的成本太高，这笔高成本又摊在乡民身上。以致国家无心却现实养了一些流氓，百姓自己出钱，请打手打自己，反来抢他们的“饭碗”，把政府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了。所谓乡村最危险，并非乡民所生，却是政府自己在添乱。
孙大午说：“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没有钱，农民没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没人干是因为不能干、不敢干。”浅而明、简而深。
华西的天下第一村固然学不到，你还没有那个“政治本钱”，孙大午的集团本来好学，但目前却成了一颗“灾星”，因为他根本没有“政治资源”，又不愿意去投机打捞这种“政治资源”。
结论：如果以上几个案例的分析可取，则建设乡村的正确途径自然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下大力气搞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工业，让城市先行一步，多造些饭碗还是第一重要的，非如此，再迁延时日，与国际距离越拉越远，乡村也是带不起来的。如果政府自己还没有足够能量去搞乡村建设，又不松绑让乡民自己搞，就会重蹈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市场经济而放松乡村一块，直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熟再回头去治乡村。当时西方可以向外掠夺发展，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质，要发展绝不允许这样做，也没有条件这样做了。中国若是放弃广大乡村，一是得不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二是放弃自己广大市场，这样的道路只能是可惨的失败。
但是如果现在就要求解决乡村的全面医药卫生、劳动养老保险、免费读书（义务教育除外）等等，也是不切实际的，可能就会重陷平均主义泥潭。还有什么乡村自治，民主选举，在没有城市上层的政治改革拉动，乡村党、政民主改革，搞了十多年的试点的教训，不是对三大差别规律没有联系起来，抑是表示费了心血？那就不在本题之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