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有33年，但中国经济大起飞和社会大发展，的确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际上已进入僵持阶段，开放和秩序究竟能否兼得？中国是否只能在混乱的开放或僵化的秩序中两者择一？当时全国上下都不无迷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新路，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执政党必须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两大方向，必须两手都要硬。20年后再回头，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条腿走路。
今天中国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有很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南巡讲话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是否进入了“后改革时代”？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此前33年的改革究竟是何关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在哪里？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对探讨当今的问题有何现实意义？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作粗浅梳理，算是对南巡讲话的纪念。
“后改革时代”言之过早
人们常常问，中国是否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对此先要问问中国改革的基本目标，还有这些目标是否达到？在现实中，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政治改革，但理论界却很难说明中国改革的具体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在这次会议上，仅仅否定了“文革”路线，并决定将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会议实际上并未提出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按诸史实，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发端于安徽、四川两省农民的自发行为，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最后由中央政府将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此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几乎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并未事先设定明确、具体的改革目标。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不争论”的主张，避免了对改革目标的过早限定。
既然官方没有宣布明确的改革目标，学界就按照各自的先验理念来预定改革的目标。一旦现实的改革可能与先验的理念擦身而过，“后改革时代”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具体而言，断言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改革结束论”认为，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的改革已经结束，中国正进入着重解决民生、社会分配问题的新时期。中国应避免既有的改革过头，着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种观点承认改革带来了巨大进步，但认为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就需要不同于既有改革的新思路，并对30多年来的改革有所矫正。
二、“改革共识破裂论”认为，改革初期各阶层都相信改革能带来共同富裕和进步，因而积极支持改革。但由于利益集团扭曲了改革进程，改革红利最后流入了少数人的口袋，大多数人在改革中被边缘化。这种观点也承认改革带来的巨大进步，但断言今天中国社会已对改革方向失去了共识。
三、“改革失败论”认为，30多年的改革尽管带来国家富强，但却是以低人权、低福利为代价的，民众总体上在改革中获益甚微，改革的结果是发展了“权贵资本主义”。新左派的一些极端人士声称，改革实际上就是搞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资本渗入政治，经济精英变成政治精英；而自由派的一些极端人士则认为，改革并没有真正发展市场经济，而是政治权贵在操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治精英操纵经济精英。新左派、自由派之间尽管歧见丛生，这两个阵营的极端派却殊途同归地谴责“权贵资本主义”，都主张摒弃既有的改革模式。
上述几种观点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许多人尽管拒绝认同“后改革时代”的说法，但也认为民众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消失，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滞或死亡。必须承认，这些观点在当前是可以找到很多具体佐证的，但仅仅根据一些社会现象就断言改革已经死亡，未免有失草率。每个错误的结论，都来自一个错误的前提，各派都按照自己的先验理念为改革预定了具体目标，一旦现实中的改革无法瞄准这一理念，就自然会开出“后改革时代”的诊断书。
但是改革从来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理念展开或价值投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完成现代化转型和民族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梦想。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会发现，改革一开始是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手段，而非有计划的政治战略。70年代后期，结束了“文革”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现代化情结，迅速实现现代化成为执政党和社会的最大共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了加快完成现代化转型，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改革成了政府的现实选择。概而言之，中国改革的宏观目标，就是通过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复兴。
社会转型是学界和政界讨论改革时的常用概念，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往往因人而异，或者把转型理解为完全市场化，或者理解为与西方接轨。如果简单地把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理解为市场化或西方化，那么改革共识破裂、改革失败、“后改革时代”来临，都是十分自然的结论，因为今天的改革显然无法完全用市场化或西方化来解释。但如果回到历史之中，理解改革是发端于对现代化社会的追求，所谓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向现代社会转型，改革的宏观目标是顺利完成转型，那么就必须承认改革还远未完成。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平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为实现社会转型而进行全方位改革，仍旧任重道远。
改革前沿的转移和承继
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改革不可能在全国同步展开，更不可能在不同地区实行同一方案。如果把各地改革经验的不同看成是互相矛盾和否定，把各个时期改革内容的不同看成是复辟或开历史倒车，都会跌入片面性的陷阱。
从近代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起飞时产业从沿海向内地，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纵深发展是普遍规律。当初美国的实体经济，就呈现出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的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西部的高科技产业依次发展的空间扩散过程。同样，今天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轨迹，也正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扩展过程。
中国改革的试点始于深圳特区，而邓小平南巡的重要一站也是深圳，这足以说明深圳在改革中的特殊地位。30多年来，深圳、珠海特区以及广东省一直处于改革和发展的领先地位，这其中既有广东省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也有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引导。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深圳从广东边陲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全国第四大城市，人均GDP全国第一，而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也是长期居于各省榜首。
然而，改革就意味着社会的剧烈变迁，改革的前沿不可能永久驻留在某一点上，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及改革前沿的移动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深圳最先“杀开一条血路”，由此激起的改革大潮从深圳扩展到珠三角，再扩展到长三角和渤海湾，再进一步影响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改革的创新高地逐渐转移到中西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事实上正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开放高地和改革前沿。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贫富分化加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实现共同富裕？在政府官员腐败和经济犯罪猖獗的今天，如何通过法律机制创新遏制腐败？在党、政、企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消退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政治改革重新构建执政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如何创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在城乡二元化阻碍社会发展的格局下，如何加快社会改革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内地的中西部将会和当年的东部沿海一样，把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现实发展是十分多样的，但许多人却固守非此即彼的僵硬思维模式。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复制当年的深圳模式，彻底市场化，彻底开放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行业。由于这样的僵硬思维，当改革前沿开始向内地转移，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创新时，他们忽然难以适应，或者说成了改革的落伍者。
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同于东部沿海的中西部改革模式是对改革的背弃，并因此断言改革已经死亡。新左派的一些人士认为，中西部的改革创新是反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化，是重建被改革否定的社会主义。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两者都是把不同地区各自的发展经验对立起来，把不同阶段各自的改革内容对立起来，玩关公战秦琼的概念游戏。
如果有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改革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深化，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而在此过程中又不断创造出新的经验，完成时间上的接续。中国的国情是地区差别极大，各地都能因地制宜地探索创新，但任何具体的经验都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盲目照搬。沿海地区完成了改革破冰，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成果与经验，但是当改革扩展到内地，就要考虑内地的特点，珠三角的经验未必适用于长三角，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未必适用于内陆地区。如果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照搬新英格兰地区的经验，美国一定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强国。如果今天中国腹地的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照搬珠三角的深圳经验或长三角的温州模式，结果一定会是南橘北枳。
中国的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改革和发展中互相承继，而非互相否定。深圳和沿海的改革开放，由于时间、地理、政策上的有利因素而先走一步，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也难以避免试水者必须承担的弯路和代价。中西部地区作为新兴的开放高地和改革前沿具有后发优势，应该汲取沿海地区的经验教训。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进程看，改革前沿的内移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这一趋势已经开始。这个趋势不是对沿海地区改革经验的否定，内地开放高地和改革前沿的形成，恰恰是沿海地区改革之花的果实，前者应该为改革的延伸和深化感到欣慰，后者则应该为接过改革接力棒而承担责任。
用南巡讲话凝聚改革新共识
今天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中揭示的改革框架，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南巡讲话最主要是强调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依靠两条腿走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两个论断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南巡讲话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在经济社会中，基于竞争机制的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发动机。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在2010年底，中国经济历史性地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在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一。
但除了发展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另一要点，即坚持社会主义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开启市场经济之门时，邓小平对由此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有清醒的洞察，所以他坚持强调用社会主义来防止两极分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遗憾的是，国内许多人在提到南巡讲话时，只提市场经济，很少提社会主义，结果造成一段时间来片面强调市场竞争，而忽视了用社会主义制约两极分化，甚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大力推行市场化。结果过度市场化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引发贫富分化，社会公共服务减少，民众不满上升。近来中国政府在深化改革时再提共同富裕，是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对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但是，贫富分化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执政党、政府、改革的声誉，导致改革付出巨大代价。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府在改革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各种腐败和经济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在邓小平看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的坚决打击，中国社会仍然无法太平。
20年后用南巡讲话看今天的中国现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打击政府官员腐败、治理社会道德滑坡等等，都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应在改革中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改革不应奢谈与某个脱离中国实际的模式接轨，不应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理解为向某种特定的政经体制转型。中国的改革还需按照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思路，一步步来解决具体、现实的问题，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支持改革的人士应该进一步理解邓小平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思维。这关系到未来改革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复兴大业。来源: 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