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爆发半年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2011年最后一天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这个在关键处语焉不详、姿态重于实质的报告告诉公众，红会把与郭美美切割作为去旧迎新、重塑形象的重头戏，但这既是对真正的问题的闪避，也是在误导公众。这一点也体现在红会新任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几次关于红会危机的讲话中。赵在第一次公开露面中称“一个网络事件，几个礼拜就可以把你打得稀里哗啦”，“一个观点下来以后就把你撕碎了”。去年12月初的红会理事会上，赵又称郭美美事件被外国人笑为没证据的故事。言下之意，红会声誉毁于一场子虚乌有的网络事件。这种虚化问题的说法，应和着她首次露面时对红会危机原因的定调：红会缺乏“宣传自己的能力”、“抗舆论风险能力差”。这样的思路下，既不会有真正的反省，更不会有实质性改革措施。
红会当然不是被一个子虚乌有的网络事件打倒的。早在郭美美事件之前就丑闻频发，郭美美只是充当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和使更多丑闻被揭露的引线。审计署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红十字总会超标采购420万余元，收支账面金额与决算报表不符；中国红十字会购买医用“超声波刀”疑报大数；江西赣州考驾照须先给红会交费；温州红会出纳挪用“爱心款”高达126万元；昆明红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公款买衣物鞋子内裤……还有郭美美之前引爆舆论的万元餐事件等，即使被其中一件打垮，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舆论，如果想重生，就得经历一番炼狱。
但赵白鸽每次谈红会危机，都只提郭美美带来的冲击，避而不谈其他丑闻。缺乏自省诚意不仅表现为选择性地谈问题，赵白鸽在说外国人把郭美美事件笑为没证据故事时，讲了一个“真故事”：加拿大红会因为输血问题导致将近2万人感染艾滋病，加拿大红会把大楼卖了赔偿，10年过去，加拿大红会现在是非常强大的红会组织。她由此得出结论：“我原来以为中国是多么的差啊，但我现在发现，红会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且不说“加拿大红会因为输血问题导致将近2万人感染艾滋病”之说与事实相差太远(媒体报道感染艾滋病者实为1200多人)，只说卖大楼赔偿需要怎样的担责和自我救赎决心，赔偿之后经历过怎样的反省、制度改革过程才走出阴影有了现在的“非常强大”，绕过真正该关心的问题，却非逻辑地得出“红会治理是全球性问题”的结论。这种把红会极富中国特色的问题普泛化的做法，跟某些专家称地沟油检测是世界性难题可谓异曲同工。
红会丑闻迭出，每一起都需要给公众令人信服的交待。想重拾信任，这是必须迈过的一个坎，但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直面何以丑闻不断的病根。《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三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但它又作为一个副部级单位存在于行政系统，享受财政拨款，其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吃财政饭。身份交叉、混乱，导致这个机构自我认知上的错乱，把自己当政府机构。官场病，红会无一幸免。说是社会团体，但其结构、定位是行政化的；运作模式也呈现出典型的权力机构特点。行政权力的强势、霸气、扩张性、垄断性、不透明，红会无不具有。红会的财务，包括资金来源、善款流向，长期缺乏透明性；凭借权力，一纸文件就搞强制捐款，摊牌捐款，绑架一些行业强制性搭车收费……均表现出行政机构那种为人诟病的霸气。红会的特殊身份使其更容易脱离监督，如果不是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引爆舆论，往往逃逸于公众视野之外。事情爆出后，处置方式也不脱官场做派。上海卢湾区红会万元餐事件便是典型案例：公款豪吃———被披露———深陷舆论漩涡———轻描淡写的口袋结论“公务接待超标”，最终以“退还超标部分”打发公众。什么“公务”、跟哪方“公务”、为何选高消费会馆“公务”，却秘而不宣。这是近年来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对涉官丑闻的处置流程、方式和结果。官办垄断的行政化体制下，红会官场病附体不轻。
红会深陷危机时承诺进行实质性变革，也承诺去行政化。这应该是回归国际红十字运动主流必须迈出的步伐，但从岁末年初红会一些表态和举措看，红会可谓食言。去年12月7日，赵白鸽说：对改革和创新的认识，不是一个所谓的“去行政化”，更不是对原有的“参公”的挑战，而是最终使红十字系统有更强的战斗力。一方面能够动用政府资源，还有一个能够动员社会资源。这番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红会并不打算改变亦官亦民的交叉身份。
而去年12月23日媒体座谈会上曾说到的“去行政化”，也只是指将来承担对公众募款职能的红十字基金会，并不触及红会组织结构，按赵白鸽的说法，“地方红会的组织人事工作由各地政府负责而且继续”，这种情况下，红会的行政化不会有丝毫触动。
这几步下来，很难使人相信红会正在和将会进行实质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