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留给历史的也许是许多令人难忘的“抗议”，最近一期《时代》周刊表示，参加北非抗议活动和美国声讨金融体系活动的民众，以及在智利、希腊、印度和以色列等地的抗议者，极大地影响了2011年的世界新闻和文化。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可以列入这个名单。《时代》周刊编辑瑞克·斯坦格说，“全世界的愤懑沮丧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好像到处都听见人们在说已经受够了”，“他们反抗，提出要求，即使面对催泪弹和枪弹威胁也不放弃。他们身体力行了众志成城的道理”。
抗议是一种群众性的不满宣泄，由于“众志成城”的人多势众而使统治者坐立难安、胆战心惊。对抗议的最大误解和曲解是，它的激荡和狂暴裹挟了众多民众，成为对秩序和稳定的严重威胁，它的可怕和危害都在于它的人多势众。这种想法其实是出于对“人多势众”的政治价值的全然无知或故意歪曲。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对人多势众的政治意义作出了分析。一个好的政治共同体需要有优秀的领导者，他们是少数最富有公共精神、考虑公共利益最多的人，他们的力量来自美德。与他们相比，大多数民众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力量来自人多势众。尽管如此，“由多数人执政仍然胜过由少数最优秀的人执政”，这是因为，“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贤良之士，他们聚集在一起也有可能优于少数人———当然不是就每一个人而论，而是就集合体而论。”
亚里士多德是从公民们理应在共同体中分享“荣誉”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无论多数人是多么平凡或不贤明，如果他们不加入，或者根本没有加入的荣誉，那么就不可能有好的共同体。一个好的共同体，一个以高尚的目标来建立的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让所有公民分享荣誉(多寡另当别论)的共同体。因为“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单单是为了共同生活”。
亚里士多德问道：“那么，是不是该由那些贤明之人来执政和掌权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样一来，所有其余的人必然会与荣誉无缘，失去在行政统治中任职的荣誉或资格。因为我们说各种官职都是某种荣誉或资格，如果同一些人始终占据这些官职，其他人就必然会被摈弃于荣誉之外”。
亚里士多德又问：“那么，让最出色的一个人来统治会不会好一些呢？”回答还是否定的，因为“这样更具有寡头制的色彩，城邦内失去荣誉的人也就会更多”。只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享受荣誉，剥夺大部分人的荣誉机会，这不是一个好的共同体应该主张和实行的。
在共和政体中，虽然平民的力量确实是来自他们的“人多势众”，但那是一种公民们共同享有荣誉的“势众”，不是动物的“势众”。在一个国家或共同体内，如果那些贤明的少数人真的是贤明，那么他们一定不会不懂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一个为了高尚目的而不单单为了共同生活或者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中，要真正关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能漠视那些才能和德性不如自己的平民大众。那些真正关心所有公民共同利益的少数贤明之人，也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为其余的大多数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对共同体有好的贡献，让他们也能负起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责任。在共和共同体中，广大普通民众的政治贡献和政治责任就在于形成和发挥他们的“人多势众”。没有“人多势众”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在那些爆发抗议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少数人只是冒充的优秀者，他们或贪婪、伪善，或残暴、专制，或兼而有之。这样的统治权威根本不把多数人的利益或福祉当一回事，却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它长期剥夺了广大民众理应在共同体中分享的荣誉，甚至让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美国作家迪克说，“我害怕权威，同时也痛恨权威，我憎恨权威和我自己对它的恐惧，因此我反抗。”2011年的抗议便是这样一种反抗，而它的力量正是体现在参加者具有民主意义的人多势众之中。(作者系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