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谈论超越左与右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警惕，本人对此表示深刻怀疑和不安。说怀疑，是因为超越的不可能性。说不安，是因为超越的后果总是不好。在左与右都不成熟的情况下，超越左与右会离人类的文明越来越远，几千年的文明会因超越而毁于一旦。不过，这个问题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说得更清楚。
第一，在什么语境下可以超越。如果是在毛泽东、邓小平语境下，超越他们语境下的左与右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得看超越什么。中国有左的东西，左派却谈不上，有人说左的重要大本营是《乌有之乡》，所以中国不但有左，而且有左派。中国有右的东西，右派更谈不上，虽然有人说也有右派的重要大本营，尽管没有《乌有之乡》那么集中。在毛与邓的语境下，左与右是难以划分清楚的，左也是“左”，有引号的左，并不是真正的左，左靠权力而生存，左甚至是权力的一部分，右离开权力而挣扎，是权力打击的对象，也是左打击的对象。右受到集中的清洗，是在一九五六年，在那一年，有人问毛泽东如何对待鲁迅时，毛泽东回答说或者在监狱，或者识大体不说话，毛泽东把鲁迅这个民国时期的左派当成右派了。左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给右定了标准，即凡是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右派，只要拥护毛泽东，左也非左，右也非右。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也说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对左，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左的东西。纵观邓小平的思想，经济上反左，即反对搞计划经济，政治上反右，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毛泽东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就是右，改革开放也是右，邓小平就是大右派，这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在政治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都是左。超越左就是反对专制，实行民主，这是可以超越的。在市场经济层面，不是超越，而是回归，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反对专制的实质，也是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从这个角度来说，超越左与右就是回归人类主流文明，顺应世界潮流。
第二，在什么情况下超越。如果按价值观划分，左的价值观为平等，右的价值观为自由，左与右是没有必要超越的。在美国，共和党的价值观倾向于右，民主党的价值观倾向于左，没听说共和党超越民主党，也没听说民主党超越共和党。在欧洲，经常说走第三条道路，即走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不同于自由也不同于平等的道路，第三条道路也没有走得成。无论何种道路何种党派，在执政过程中都会兼顾左与右，平等与自由。这类似于跷跷板游戏，左的偏高了，右就给拉回来，右的偏高了，左的就给拉回来，在平等与自由间保持平衡。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在平衡中不断行进，其中的道理也不言自明，每一个人的价值是平等的，每一个派别也是平等的，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任何一种价值和派别都不能凌驾于其它的价值和派别之上，所有的价值和派别都一视同仁。左与右、平等与自由、左派与右派都是平等的。
在中国，有平等的价值观，但平等还不能成为一个派，因为作为平等派，是独立的，而不是与权力相结合的，与权力相结合，平等也就失去了原来的立场与是非。同样，右有自由的价值观，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和是非，有自由观而没有自由派。无论是左还是右，要想形成派别的基本条件是第一要有宪政，使宪法的结社落到实处。第二要有公民社会，有公民社会，才能有真正的派别，没有公民社会，权力可以形成不同的派别，公民不能形成公民的派别。有了公民社会，有了派别，平等的价值观和自由的价值观就有了可供依托的主体，左的诉求和右的诉求就会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旦有了派别的价值观，想超越是不可能的，即使超越也是观念的超越，也不是事实的超越。而现在是有平等而没有真正的平等派，有自由而没有真正的右派，谈超很容易。何况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超越癖，又有超越观念的历史传统，超越更是唾手可得。观念可以超越，现实仍然原地踏步。
第三，有无超越的能力。在中国，动辄超越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在那自言自说，知识分子有超越观念的能力，却没有超越现实的能力，有自我超越的能力，却没有超越其他知识分子的能力。左的知识分子不能超越右的知识分子，右的知识分子不能超越左的知识分子，甚至左的知识分子开会右的很少入会，右的知识分子开会左也很少入会，左右知识分子开会都很难开在一起，更谈不上左右知识分子大联欢了。就是知识分子本身，一旦价值观形成也很难改变，也很难超越自身的价值观。经常有人说，此人一贯左，此人一贯右，虽然有贬低的成分、有蔑视的成分在里面，也部分地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一个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超越都很难，更何况超越左与右这样的大事。与其超越，还不如大家平等，在固守自己价值观的同时寻求共识。
第四，有无超越的必要与可能。平等与自由都有三种形态，即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如前如述，作为观念形态，可以超越，超越之后能否自言其说，能否自相矛盾，能否符合逻辑，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有把好的东西装在一个筐里的偏好，这种偏好使不同的价值产生矛盾，平等本能需要权力扩张，自由本能限制权力，平等多一点，自由就会少一点。自由和平等都是同样值得珍视的价值观，缺一不可。作为实践形态，平等运动和自由运动都是不可超越的，平等的诉求与自由的诉求是不可取代的。作为制度，自由与平等成为制度的组成部分。比如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不但是理论，而且还是制度，是平等的自由的应用。制度如果超越了就是革命，革命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从实践和制度的形态来看，既无超越的必要，也无超越的可能。
第五，超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按着马克思的线路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是一个未知数，马克思至少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没走马克思的线路，而是在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朝鲜、古巴等在那苟延残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走了资本主义，他们的生活却比原来的社会主义好，比社会主义自由。毛泽东一直想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共产主义，结果把人间天堂变成了地狱。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不要谈什么超越，要搞好温饱问题，搞好温饱再搞好小康，在时下，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实表明，社会越不超越，越脚踏实地，生活会越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越超越，生活也就糟糕透顶。
如果不按马克思的线路走，按着知识分子的线路走，超越平等会是什么，然道是自由？超越自由会是什么，难道是平等？没有平等的自由能是自由会成为自由者的特权，没有自由的平等会成为平等者的特权。超越左与右即超越平等与自由，平等还会留下什么内容？右会留下什么内容？抑或平等的一部分与自由的一部分结合？留下的内容就一定是好的吗？抛弃的内容一定是坏的吗？谁给抛弃或留下平等与自由的内容定标准？定的标准就一定是合理的吗？这都是问题，都是难以解答的大问题。
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平等的价值观和自由的价值是不可超越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只有继承，丰富其内容，想超越，是中国人的狂妄，是对理性限度缺少基本的认知。
不过，随变偷换概念，把左说成右，把右说成左，混水摸鱼，随心所欲地超越左与右，不是知识分子的自恋就是自大。这与学问没关系，与学品有关系，与个人品质有关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到权力那里换口饭吃。权力喜欢说左，把右也说成左，把左说得更左，权力喜欢右，把左说成右，把右说得更右，权力如果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那就超越左与右，左与右视权力的偏好而定，超越左与右也视权力的偏好而定。权力把左与右玩弄于股掌之间，知识分子如同得了斯德哥尔摩症般受虐地活，也是一种活法。没尊严，能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