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豫西南农村——南阳盆地。2004年春节，我回家乡过年时发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近年来农户养狗成风，多数家庭喂养一二条狗，有的农家小院里甚至养犬五六条，村头巷尾随处可见狂叫的凶猛狗群。大人或小孩稍不留心，便会遭遇恶狗四面夹击，令人防不胜防，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据了解，近年来农民养犬风气盛行，与农村社区治安形势的不断恶化有关。就拿我的家庭来说，由于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区工作多年，老家旧宅破烂不堪，家中毫无像样的值钱家当，只有80多岁的老父、老母相依为伴，苦度残年，应当说是和盗罪无缘了。然而，像这样的农家小户也难以逃脱“江湖大盗”在乡间村落布下的“天罗地网”。2000年3月，父亲到镇上刚刚出售完一头价值900元的老牛，就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盯梢人”疯狂地抢窃去了。父亲一气之下，以后再也不敢喂养大牲口了。但一生勤劳的父母总也闲不住手，2003年春天，他们花费了58元从集镇上买来一条恶狗，平时省吃俭用精心喂养了大半年。等到秋天，这条恶狗会发出“汪呜…汪呜…”的狂叫声，可以帮助两位老人照护小院后，才又喂养起了两只山羊。我在老家过春节时发现，父亲每天在天黑之前就把两只山羊（市价400元左右）拉回老屋内，紧紧地拴在床头；等吃过晚饭后，母亲还要收拾一大碗剩饭，让父亲端着去喂狗，并再三嘱咐：“一定记着把大黑狗拴在门口的石墩上，把外屋的大铁门和里屋的小木门都上锁紧闭”。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如今农民预防盗罪，好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就要进村耍野了”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的土匪又要进村哄抢了”似的。
我在老家只停留了几天时间，但不时都会从父母和邻居的讲述中听到很多骇人听闻的奇事、怪事。
“前年冬天的一个‘月黑风高夜’，一群盗牛团伙开着汽车闯进镇北头的孙庄村，盗罪手里拿着尖刀和土铳，挨家挨户抢窃耕牛，一个晚上偷走了8头牛，还打伤了奋起反抗的一家老小。这个案子‘公家’（指公安局）至今未破。”
“单桥村西头的一户人家，兄弟俩辛辛苦苦喂养2头肉牛，眼看着就要上市买个大价钱（市价5000元左右）了。谁知道去年冬天，一群盗牛团伙趁着夜黑人静，把兄弟俩住室的后墙挖开一个大洞，进去后又强行将弟兄俩拴在床上，硬是把2头牛偷走。这伙盗罪临走还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养牛，我们卖牛；你们出力，我们花钱；明年再来！’”
“毛主席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有谁敢盗集体的耕牛。偷牛可是死罪呀！如今的盗罪，他们什么东西都敢偷、都敢抢！”
“大集体时，小偷小摸进了村，鬼鬼遂遂，胆战心惊，总怕遇上村里有人；若是进了谁家里偷东西，那怕有个老人‘吭’一声，也会把小偷吓跑；如今的盗罪胆子大多啦，他们经常会大摇大摆进村哄抢财物，弄得邻里不安，也没有人敢出来制止，真是无法无天！”
“前两年，邓县（今邓州市，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现有总人口160万人——笔者注）乱得上下一团糟。人们都说，当时的公安局长是个大贪官，跟他干事的警察都不干正事。听说那个局长犯事被抓起来了，刚换了一个年轻的公安局长叫刘勇，‘新官上任三把火’，大盗小偷一齐抓，打击了一阵子，现在的情况稍好一些。也许罪犯们有些怕了，好长时间不敢出头露面，老百姓才算松口气。不过，家家户户养狗的劲头可不能松懈，谁家大门口拴几条恶狗整天‘汪呜…汪呜…’的狂叫，户主的心理就塌实一些。”
“现在农户多喂养几只狗还可以轮换到镇上出售，差不多够全家一年的油盐钱了。”
“当然，狗多为患，近年来村里恶狗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小孩被狗咬伤，狂犬病发作，无可救治，死得非常惨烈。可是，狗的主人们大都赖皮推委，不给受伤者掏钱医治，由此引起的民事纠纷和官司不断。更有甚者趁机交通事故敲诈车主，索赔金额高达数百元乃至上千元，令人咂舌，人们无可奈何。可以说，农村养犬已成为一大公害——狗粪满地撒、恶狗伤人、狂犬病发作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开展打狗运动，以彻底根除养犬隐患。”
……
年前年后，村里的大人们都在争论着一个相同的话题：“打狗”与“养犬”。这使我忽然回想起孩提时代“公社革委会”于1973年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了。
那时，我只有9岁，是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不懂事的孩子。不过，我至今还隐隐约约记得，那个落日黄昏，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银龙通过高音喇叭喊话：“社员们，请注意：大队刚刚接到县革委会和公社革委会的紧急通知，限定今天晚上把各户喂养的大狗、狗仔统统打死。在明天天亮之前，户主将死狗送往大队部统一组织销毁，以防止疯狗病传播。若有行动迟缓或是私自藏匿、隐瞒不报者，各生产队民兵连要积极组织基干民兵，强行将‘顽固分子’扭送到大队部关押，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彻底地批斗。”霎时，从白银堂、柳树坑、三队、四队、五队、皮家等6个生产队，到处都有娘娘庙大队民兵营临时抽调基干民兵组成的“打狗队”，闹腾了大半夜，整得鸡叫狗跳，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第二天大清早，我们一群小孩子跑到大队部去凑热闹，看见院子里放着一排排的大锅，正用“白开水”蒸煮成堆的死狗。听大人们讲，用死狗熬出来的汤浇菜地，比上日本尿素还壮实。从此以后，一直到1979年我离开村庄去县城读高中的七八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听见过“汪呜…汪呜…”的狗叫声，整个村子一片沉寂。
其实，1973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当时已被文字记录下来了。痕迹虽然轻淡，却又带着那个时代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惯用的夸张手法。我从当年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达的有关文件中以及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旧《南阳日报》上，查找到这样一些相关的文章题目，不妨抄在下面。如：《关于开展打狗运动的通知〈南发1973年 XX号〉》（此件发至各县市、各公社、各大队，传达至社员），《严肃认真地对待打狗运动——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把打狗运动当做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再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宝书指路，利剑在手——某公社打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某公社打狗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永葆革命青春——记某公社打狗队长某同志的先进事迹》（南阳日报社通讯员文章），《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记某公社的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专题报道），《坚决制止逃亡主义，誓死保卫红色家园——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环宇澄清万里尘——记三十里铺战役》（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任尔凶狂，终将覆灭——某公社清剿残余疯狗纪实》（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樟树坪战役侧记》（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振奋精神，铲除残敌，将打狗运动进行到底——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送瘟神——某县疯狗已彻底肃清》（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防止死灰复燃——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关于表彰打狗运动中有功人员的决定》（地方政府文件），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全部抄录了。至于文章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更不可能详细引述。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无非能够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人们对狗的憎恶是政治性的，被视为一种需要坚决反对和强烈抵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没有人敢私自喂养狗。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农民养猫、养鸽子、摆弄花鸟鱼虫都被视为玩物丧志、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行为而被强行禁止。二是，当时的农村，狗似乎还不能作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得到保护，政府以“说什么防止狂犬病！”为名，依靠行政命令开展了一场“打狗运动”，于是，狗的末日才真正来临。现在，用真实的历史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打狗运动”，我们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常年吃不饱、穿不暖，谁还有心思和精力去喂养家犬；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时期，哪还有人敢去偷抢集体的财物，再说农民家里确实也没有任何的值钱家当，养几条狗照门实属多余；况且，1973年的《打狗紧急通知》中还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说，社员怎敢不听从来自上层的统一组织指挥？……
狗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动物。中国的“狗文化”并不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养狗的历史久远，打狗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有人说，打狗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当年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高家庄”、“马家合子”，经常因为狗的“汪呜…汪呜…”的狂叫声而暴露目标，为了抗日大计，于是将华北平原的狗消灭殆尽。不管怎么说，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中国广大的农村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狗、猫、鱼、虫、花、鸟，许多农民习惯于喂养家犬，并造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巨大的市场。然而，一些人对养狗的负面评价总是带着一种陈旧的战时文化或极“左”文化的遗留，尽管狗不再会导致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再与资产阶级划上等号。它最主要的罪名是咬人伤人，传播狂犬病。不过，据医生们说，猫同样可以携带传染病，各种宠物都会携带一些有碍人体健康的细菌、病毒；但只要定期注射疫苗，狂犬病并不难防治。其实，养狗的正面价值还是很多的。家犬作为人类最忠实、最古老的朋友，它与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孤独者的慰藉乃至精神治疗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共知。当然还不仅如此，只要看看我们餐桌上众多的野生动物，就不难明白，更深刻地，它反映了我们对动物的一般态度。
正月初六，我该返程回单位了，仍然在思索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豫西南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大片村落，过完春节之后，年轻人们齐唰唰南下打工去了，村里常年留下来的都是些“386160”（指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部队，身单力薄，难以抵御身强力壮的盗罪团伙。而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又大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治安防范网络隐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迁怒于人不对，迁怒于狗更不对。人心惶惶之际，迁怒于狗只是为了转移民众恐慌的视线，并不能解决所谓的“疯狗病”或“疑似感染SARS”的流浪狗的问题，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所带给广大农民的“恐惧症”。恰恰相反，在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好转之前，由政府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打狗运动”，只能招致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试想一想，每一次政府组织“打狗运动”遭罪的都是狗，而不是人，可如今恐怕连人也要遭罪了。因为，狗成为与农民相依为命的“护身符”了。当然，农村养狗带来的扰民、咬伤人、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民养狗行为的规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