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的各类媒体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国学大师”们在极力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会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坚决反对“西化”的。不过，到底他们反对什么样的“西化”？是不是美国的东西、欧洲的东西统统属于他们不喜欢的“西化”？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不如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优越性是什么？是不是仅仅优越在那几句圣人格言、几首唐诗宋词，或几幅书法绘画上？其他人听明白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常常听得一头雾水。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就早已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代替了“西化”的概念。哲学家冯友兰就说：“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见冯友兰“新事论”）我们说，“近代的”和“现代的”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积累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多，进化的起点高，更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本质要求。
千百年来，由于国人长期不知或忽视了地球上其他各国人的存在，自视为天下的中心，中国的儒教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烂熟到极点的、与西方文明大异其趣的静态美学文化。在古代中国，除了家传的天文，算学外，社会上重文章诗书（还有发达到极致的私房饮食文化）而轻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在儒家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日标和自我道德修养上来了。直至近代，冥顽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们，还斥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对其不屑一顾。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中国只能作为节日的渲染，指南针则成了风水先生的法宝。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在历代书院内，孔门儒教是读书人的命脉之学，至于医学、算数、工艺、军事等，乃属于“边缘性的知识”，不是读书人的正途。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在钻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然后成为国家管理机器中的一份子，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几千年来儒家因循守旧，崇尚“义理”，轻视“方技”的价值观，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文化的结果，只能使极少数才子佳人或皇亲国戚享受高高在上与世无争、飘逸闲适的生活，而社会大多数民众则与此无涉。底层民众如果想享受这种高贵的生活，只有饱读诗书，想方设法挤入“书香门第”的殿堂，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恩泽后生。
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时，开始将公路分成左右侧，把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把医院分成内科、外科、牙科五官科，在给轮胎上包上橡胶的同时，还去除了中国女人小脚上的裹布，当时人们都觉得是惊世骇俗的创新。
发端于欧美的近现代文明，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力和扩张性的动态文明。从西方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以来，西方的崛起成为整个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从那时起，西方文明几乎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近百年来，试图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其他文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结果，要么关闭国门，将西方文明拒于千里之外；要么歇斯底里不择手段与西方强手拚个鱼死网破；再有，就是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的规则，步入全球化的经济和科技进步浪潮中。回顾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西风东渐之势不可逆转。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商业化和全球化对本土文化带来的破坏力，但同时更需要看重旧文化被破坏后所产生的巨大创造力。包括这些国学大师们在内的大多数国人，其实现在每天24小时里都在享受着近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惠顾。
显然，中国传统的静态文化生态，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和信息的巨大流动性面前，不具备太多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恪守中国传统的静态文化生态，肯定会造就出东坡肘子水煮鱼四喜丸子佛跳墙这类美味佳肴，还有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二人转这类雅俗文娱产品，但不会造就出惠及全人类的电灯电话飞机电脑互联网这类高科技创新成果；肯定会造就出李白、苏东坡、唐伯虎、王羲之、徐志摩、郁达夫这样的才子佳人，但不会造就出达尔文、爱迪生、牛顿、居里夫人、福特、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甚至也不会造就出杨振宁、钱学森、袁隆平、柳传志和马云。
自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竞争性、创造性和扩张性，也并不应该构成对它的这种静态美学特点的全部否定。比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信仰不普及的社会中，中国文化中的宽容、淡泊、和谐、家庭伦理、人情义理等要素，仍然对这个世界有着重要的救济力量。
不过，在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中，的确有忽视中国国情，废弃中国文化、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但在我看来，这类现象最严重的并不在当下，而是在上个世纪中期。那个时候，出现了货真价实的全盘“苏式西化”，政府叫“苏维埃”，军队叫“红军”，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全盘苏联化，中国传统文化倒真正成了“四旧”、糟粕和垃圾。那个时候的“西化”，曾让那些国学大师们六神无主、绝望悲愤；如今的“西化”，才让国学大师们闲庭信步、身价百倍。看来，我们今天真正缺少的，可能正是对前一个“西化”的反思和忏悔，以及对后者的正视和感动。
真正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有些口头上公开高喊抵制和反对“西化”的人们，却往往是那些当年一有危险就躲在“帝国主义租界”里的人们；那些把北朝鲜说成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而欧美国家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人们，则是私下里千方百计地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国家去深造和留学的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北朝鲜留学的记录）；有些喜欢一天到晚身着中式唐装招摇过市的人们，则是在出行时酷爱乘坐进口奔驰宝马炫富的人们；有些口头上鼓吹“中医有神奇疗效”的人们，则是一有头痛脑热就领着家眷去欧美国家问医寻药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土匪流氓，谁是贵族绅士，这些人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多年来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众人面前说着一套做着另一套，而且还有众多的人在不停为他们鼓掌喝彩。
其实，在我看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差异和互补，有点像是一对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如同阳历和阴历的区分，西方文明更接近前者，东方文明更接近后者，一个凸显动态，一个凸显静态：一个外露，一个内敛；一个火热四溢，一个暗冷淡定。不过，遗憾的是，当有人试图总把这两种文化极端地对立起来的时候，简单的事情就马上变得复杂起来了。如同刘欢那首高昂忧郁的著名歌曲所唱：“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噢，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哎嗨哎嗨呦 ……”！
作者注：本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专栏文章的未删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