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在朝向现代民主政治进化的模式上，呈现出参差多态，我们并没有发现所希望发现的值得绝对效仿的模式。在这个表象背后，我们所能找到的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只能是：不同国家在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上的参差多态。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已大大抵消了不同国家在地理、资源等自然环境因素上的差异，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则并非仅此或一日之功即可弥合。因此上述原因更多在于传统文化。 这意味着历史影响着现实。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并未随旧时代的消失而灰飞烟没，相反，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方式和政治生活等领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从未停止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干扰。某些封建政治模式和精神因素以文化传播的形式遗传给我们，使我们欲拒不能。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在政治领域，那么，我们说现实乃为历史蹂躏的结果，似乎并不为过。如要避免这一结果，必须首先弄清代表传统政治文化主流的封建政治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
二
谈到封建政治，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其专制。产生专制的本质因素在于政治权力的神圣化。由此便逻辑性地衍生暴力、舆论一律和世袭化等等封建政治特征。而所有这一切即为政治的专制。
正如政治学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权力向下的结构，而封建专制政治则是一种权力向上的结构。但倘若封建政治的权力支点仅在于君王自身，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封建专制政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道理并不复杂。政治（包括制度及体制）作为社会存在（人及其环境）与社会意识（个人和群体意志、伦理、信念、道德、风俗等）的统一系统，一方面与世间万物一样，不可能超脱物质世界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与世间万物不同，还受到精神力量的支配。按照耗散结构理论，这种系统不可能仅仅依靠当权者和政治结构自身而独立和稳定存在。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权力的单向性和系统的保守性状态下，借助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以维持一种高张力的稳定结构；要么在开放的现实条件下，形成一种权力的不稳定但却是有序的更嬗机制，这在宏观上亦表现为稳定。前者由于神权可选择作为影响政治的精神力量，从而使得封建专制政治长久存在成为可能。我国封建社会即为一例。后者在意识形态多样化、政治权力双向选择、双向制约的开放、民主社会中，也得到证明。现代西方国家即为此例。
就现代意识而言，既然权力是针对全体臣民，那么经过民意表达程序和机制，将权力合法化并由此延续化，则属天经地义。但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在当时认识水平下，为使权力的获取、行使与延续合法化，寻求超现实的依据是最经济、简易和高效的；而事实上，借助于“神” 的神秘精神力量，以赋予王权威信，是最能影响现实的因素，这就为造神提供了前提。以上主、客观两方面的便利，决定了权力的神圣化是封建社会的唯一选择。否则，权力的稳定及延续将不可思议。因为，若封建君王位高权重的起因，仅在于其自身的雄才大略，那么其才略只可能凸显于一时一事，不可能永享世人的顶礼膜拜，这就决定了其仍为世俗的一员。而凭此其权威自然会打折扣或只能维持一时。因此，为了永享尊荣，各朝各代无不将王权的更嬗与天谶联系在一起，君主的即位即为“践祚”。这种模式，从商周到明清皆然。既然君王本为“天子” ，为上帝嗣子，既然王朝更嬗是奉上帝之旨，而上帝又是唯一超现实的万物主宰，是先知先觉的神，那么，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基本这个理由，任何对王权的非议和怀疑，都意味着歪理邪说、触犯天条，必须正本清源；而任何对王权的觊觎之心、不臣之举都意味着犯上作乱、祸害一方，必须严惩不贷。前者必然导致舆论一律，从而禁锢人们思想。后者必然导致暴力，从而禁锢人们行为。暴力与舆论一律，是王权神圣化所衍生，与其俱来，不可分离。由于代表暴力的枪杆子（军队）从来都是王权的私有之物，而代表舆论一律的正统观念从来都是王权的御用工具，因此暴力威慑和舆论一律得以维持。毛泽东深谙其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就是最好的注解。
暴力与舆论一律都是从根本上巩固和维护王权的神圣地位。二者的结合必然导致政治的专制。由于王权来自于神授，而天子作为上帝之子，因此王权即为其私有之物，王权的世袭与王族的血脉遗传一样，乃天经地义。其影响所及或王权私允，亦使王公贵族也享有世袭之荣。
三
对于承袭着传统文化的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价值取向无时不在左右着我们的头脑，引导着我们的行为。科学进化到今天，使得现今政权不可能寻求神授的藉口，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以神的旨意而布道。但将政权赋予理性色彩，又将代表这一理性的某某“主义” 捧为绝对真理，从而将其推向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则有现实可能。这就间接地赋予了政权的神圣性。因为政权正是这种绝对真理的“主义”的代表和护道者。不过，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背后，我们仍不难发现权力的某些封建特征。如同“均贫富” 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招牌，现代政治集团将关于“造反有理” 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作为夺取政权的旗帜。现行政权由来如此，因而对其导师恭而敬之，本不难为人所理解。但在理性思想迸发、科学精神迭出的时代，其将某一“主义”奉若神明，而独尊其术，顺之者欲其生，逆之者欲其亡，则有悖于时代精神，不能不令人费解。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历史巧合：现代将某一“主义”推向神坛从而赋予代表这一“主义”的权力以神圣性，与以天谶之兆而赋予王权神圣性的封建王朝，如出一辙。只不过在这里，神的灵验代之以“主义”的神明。“主义”处于独尊和凌驾一切的地位，规定和制约着世间万物，而且其以理性的面目出现，给人更大的蒙蔽。就事物属性及其客观效应来看，现代关于“主义”的神话与过去万能的上帝并无本质区别。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如在时代背景下寻找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现时代奠基于封建主义的土壤，只有封建主义的影响是这一切的答案。而这一影响所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上节中笔者已有论及，历史已经证明其具有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这就难怪有古今的巧合了。
既然我们将封建政治的暴力、舆论一律、世袭化等等，归因于王权的神圣化，那么现代通过将某一“主义”奉为神明从而赋予代表这一“主义”的权力以神圣性，必然导致类似的逻辑结果。事实正是如此。当今权力集团并非以血统而类聚，而是为某一政党。由于其代表着绝对真理的“主义”，因而处于凌驾一切的地位。既然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 之权，那么这与支配私有之物的权利并无区别，这就使党具有他人无所企及的权威。而根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逻辑，政权当为党的囊中之物。由此决定了“党天下” ，这是不争的事实。政权来之于枪，这符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法则。“党对枪的绝对领导”，使暴力为党所用，这是巩固和维系政权的力量之源，如予不信，则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舆论一律突出表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管制上。“党的喉舌”是党对传播媒介的称谓，由此可知这是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傀儡。作为政权的主人，党无时不在运用各种工具和形式，强化自己的统一思想意志。以至于权力所及，除了被统一思想意志所“武装”的行尸走肉之外，我们看不到有别的、独立的灵魂。至于世袭化，现今社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世袭制。但如将由先辈权势荫庇而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利益、政治待遇的不公平，视为变相世袭化，那么封建世袭制痕迹，在现今社会比比皆是。有功于政权的元勋们，其生前荣光不会因盖棺而消亡，必泽被其后人。其子嗣从政、从戎、从文、从商，无不占居要津而傲视群贤。这已为我们所司空见惯。此风之下，上行下效。多见者为：食俸者其后亦俸，为官者其后亦官。至于“优抚” 、“优待” 、“转干”、“接班”，荫庇花样翻新，均不足为奇。
以上仅就现今政治现象之荦荦大端者，略举一二，借以说明现今政治中的封建因素。但笔者不希望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读者。即使有人与笔者的判断相左，坚持认为这些因素正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笔者认为也无不可。只是不管其为何者，都显然与民主理念相悖。
四
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远非传统社会可比，而且二者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均有巨大差异。因此，按照某种流行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上述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某些形而上的特征混为一谈，似乎牵强。但在社会生活中，与上述观点相反的理论，即意识主导社会现象及生活方式的观点，已经和正在被大量事实所证明。因此，笔者上述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既然政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特殊实在，那么其必然受到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人类文明史中，宗教和传统文化是最强大、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我国，则是传统文化而非宗教对社会产生着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传统文化是现时代以前所有时空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代代相因和积淀，它既融合又塑造着人们行为方式、观念、信仰、习俗等等。它游移于某一具体事物及环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抗拒改变的惯性。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某种传统观念非但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无条件地、即时地改变，反而反作用于已发生改变了的现实；另一方面，处于保守的社会中，一种代表着新的社会形态的新的思想，往往超前于将要诞生的社会，即使原有社会存在无时不在窒息着新的思想，但最后的胜利者必定为新的思想。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在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中，精神因素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可以起到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传统政治文化或封建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沉淀和物化，就是封建政治体制。在传统文化中，封建政治文化起着主导作用。按照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各自所揭示的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旧的社会的改变，必将改变依附于这一社会的旧的精神因素，而同时，旧的精神因素如传统文化，也必将使已改变了的社会发生逆向的改变。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两种事实：其一，传统文化影响着现实社会，笔者前述现今政治的封建特征即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痕迹；其二，现今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与现时代相符的时代精神，新的思想在现今政治中亦有一席之地。
由此看来，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创造着一种新的精神和文化。但与之相反，承袭着传统文化的我们，又无时不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塑造和改变着新的文化。这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成为一种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蛮荒等诸因素的统一。笔者不是数学家，在此，笔者不准备论证上述诸因素在现今社会中各占比例若干。笔者只是指出，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仍未摆脱封建政治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现今政权中的封建因素还在毒害着政治文明的进步，还在阻碍着民主政治的到来。而这对一个以民主政治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必须是其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对象。换句话说，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必须首先在于避免历史继续蹂躏现实。
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那么路径的选择成为必要。笔者的建议是“拿来主义”，将发达国家政治文明成果拿来取代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封建因素，造成既成事实，并用以培养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和磨灭传统专制政治文化。果真如此，则将为至真至善之理性，因为这符合卡尔. 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