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中国是个很善于搞运动的国度。回首那些不堪的历史，让人顿生感触。如今，人们对于那场“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运动早已感到厌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1964年全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坟运动”，霎时将整个九州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墓地一扫而光，此后十数年未见一个坟头崛起。“文革”期间，又号召红卫兵“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荒岗野蒿地里的祖坟也被连根拔起。于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传统农民头脑里“入土为安，厚殓重葬”的旧观念、旧风俗荡然无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平坟扩耕与平整土地结合起来进行，有效地制止了土坟重新抬头。过去，这些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曾对破除封建迷信，树立文明新风尚，确实起到了深远的积极意义。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国家权力对亿万农民的行政约束力日渐减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明显滞后。一些地方的农民不信科学却相信迷信；不愿花钱学技术、学文化，却愿意花钱敬“土地”、供“菩萨”；有的不愿意花钱供奉老人，却愿意花钱搞“厚葬”。当前殡葬改革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小范围、暗地里的土葬现象时有发生，骨灰装棺埋葬现象屡禁不止，早已平掉的祖坟又逐渐被恢复翻新，立碑的数量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占地越来越大。丧葬费用逐年攀升，土葬用地不断扩大，“死人与活人挣钱、挣地”的现象愈演愈烈。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虽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农民自身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又迫于社会压力，不顾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盲目攀比，大操大办丧事，以此招徕“孝敬”老人的名声，却陷入贫困的泥潭。新时期在广大农村出现这种丧事大办的怪现象，实在让人费解。
据了解，近年来，农村祖坟地死灰复燃、香火不断，还有其他方面的诱因。一是，少数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带头搞土葬，起到了“助燃”作用。我询问过本村的几户农民，他们都说：“村干部带头搞土葬，还不愿意交罚款，也没有见‘上边’咋的！平头老百姓怕啥？！”二是，行政执法人员办事不公，以罚代法，放松了殡葬改革政策落实的严肃性。据村民介绍说，市、乡两级负责殡葬改革的执法队进村巡逻执法时，若发现哪个村子里新添一座土坟，他们可高兴啦！一开口，让坟主拿出5000～6000元罚金，只要交完罚款，就没事了。有的农户遇上执法队，通过找“后门”，花费2000～3000元也能了事。实际上，“上边”的事往往委托村民委员会代办，罚重罚轻，全凭村干部“一张嘴”说了算。三是，殡葬社会化服务跟不上，火化收费标准不经济、不透明。据本村几位年轻人讲：“邓州市只有民政局一个火葬厂。咱村离县城40多里路（指华里——笔者注），又隔着三道河，别说拉着死人尸体去县城火化十分麻烦，就是空人骑自行车去一趟县城也很累人。况且，折腾来、折腾去，有时火葬的花费比土葬还高哩！”
由此看来，21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要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确保干净、彻底地平掉密密麻麻的坟头，实现“平坟扩耕、火化明存、丧事简办”的目标，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制度化、法治化、社会化、文明化。这不仅需要向沿袭几千年的丧葬旧风俗挑战，而且还涉及到新时期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殡葬改革工作既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又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提高农民道德水准的一项长期任务。单靠发起一次运动或者依靠某一个部门是搞不好的，必须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抓殡葬改革，全民集体参与的强大合力，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地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