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一个讨论，美国帝国是否开始重踏大英帝国当年衰弱的覆辙。这个问题，仁者智者在热烈争辩。美国人的危机感是很强的，尤其是一旦媒体的加入和炒作。其实在我看来，不管是学者从学术角度去研究、政客要攻击指责对手以捞取选票、媒体要制造有新闻价值的卖点、还是军火工业财团要攫取更大的五角大楼合同，不管是臆想、猜测、愿望还是阴谋，预言或者肯定美国帝国开始衰弱的结论，现在恐怕还为时尚早。但是，美国在2009年以来越加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9.11以后，面对恐怖组织的攻击和威胁，美国曾出现过一次空前的社会团结，那么，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后，克林顿总统时期平衡预算创造的财政大结余，没有几年就变成了政府财政巨额赤字，公共债务以惊人的速度攀升；美国公众开始对政治阶级表现出蔑视；中产阶级的收入滞后；企业乘经济危机之机大肆解雇员工，不管是否盈利，社会失业率维持在高水平（最新公布的数据是9.8%，而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包括大学毕业后没有就业过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许多原来自己做生意而境况恶化的自雇群体）；要从金融危机的困境复苏，还要多年的努力；奥巴马的就职产生了西方国家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中引来了某些不信任和厌恶之感；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力主的医疗体制改革，赞成和反对的社会力量相持不下；“茶党”( TEA Party ) 运动兴起和走上街头的抗议、“市政厅民众会议”( town hall meeting) 的激烈辩论，以及最近亚利桑那州议会通过的“反移民法”，把美国社会各地搞沸沸扬扬，躁动不安。
以上种种危机的合流，导致了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炙热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的倾向。人们对华盛顿深感厌恶。而本质为极端保守主义的“茶党”运动集会抗议把矛头直指“大政府”、“大企业”和“统治阶级”（另文介绍“茶党”运动）。而另一方面，有部分人，不一定是哪个阶层的，对公众行动又表现出一种有害的冷嘲热讽。这些都是社会问题的表象，导致美国人观点分歧到几乎不可调和，一个社会凸现分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不久前，英国作家菲利浦•布隆德( Philip Blond)来美国华盛顿在乔治敦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之前他在英国的媒体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之所以受邀来美国演讲，是因为他的观点非常被美国的一些学者认同。英国和美国是孪生兄弟，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化的、宗教的、价值的、经济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两个社会的问题也较接近。因此，布隆德尽管是从分析英国的社会分裂问题入手的，美国人也认为非常对症美国。
布隆德认为，过去的一个世代，我们见证了两个革命，一个是来自左倾的革命，一个是来自右倾的革命。这两个革命都是解放了个人( individual ) ，却大大削弱了地方的“人际结合” ( local associations ) 。首先是左倾的革命，包括文化的革命，它使传统和道德流失；法律革命，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责任；福利革命，它让社会工作者取代了互助组织和自我组织的协会。
然后是来自右倾的革命，即市场革命。在放松管制和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的年代，巨人般的连锁企业象澳尔马百货超市大大削弱了地方的小商店业主，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接管了小银行，对地方情况熟悉的城镇银行业主，被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狂躁的金融交易商们所取代。工会组织在萎缩。
两个革命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个人自由。但是，他们倒行逆施最终制造的却是更大的集权。他们创造了一个原子化的、分割化的社会，到头来，国家再进来修补已经造成的损坏。
自由市场革命没有带来多元分散的经济，它产生的却是集中式的金融单一文化，需要庞大的政府来审计它的活动。为了摆脱压抑的社会约束去解放个人的努力，没有让自由到处开花，它却削弱了家庭，增加了婚外出生率，把邻居变成陌生人。在英国，你发现犯罪率上升，结果是，各地安装了400多万个保安摄像头。最近，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决定要去伦敦访问取经，拟看的内容之一就是布满伦敦街头的监视摄像网络。
去年，布隆德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看看我们的社会成了什么样：我们是两极化的国度，一个官僚、集权的国家在功能不全地管理着越来越支离破碎、失去权利和孤立无助的公民。”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福利国家和市场国家现在是两个不再起作用而又互相支持的失败。”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病得不轻。和西方国家的“左”“右”两派一直没有停止过激烈的争论一样，美国两派的政客们还在喋喋不休地相互指责（美国政治中的“左”和“右” 通常是以“自由派”（liberalism） 和保守派 “( conservatism ) 来称谓的），而这些斗争往往是通过在立法机构的法案，包括在美国最高法院对案例的判决来体现的。
而思想家和学者们也在争相为分裂的社会开出药方。布隆德的观点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主张，他认为目前的任务要振兴被两个革命相互削弱的领域，“……要恢复和创造“人际结合”( human association ) ， 要把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人民提高到他们适当的中心和主权的地位”。在经济上，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革：把市场重新道德化、把经济重新地方化、把穷人“资产重组”( recapitalize the poor )。这意味着要通过“分区法” （zoning legislation ），让小店主有抗衡零售巨人的机会，减少开发新业务创立新企业的障碍，振兴地方银行，鼓励员工持股，建立地方的资本基金让社区的协会和团体可以投资于本地的企业，奖励储蓄，废除那些使风险社会化和利润私有化的法规，减少从大政府流出的补贴，尤其是对大企业的补贴。
要创建公民国家，即减少高级政府官员的权利，扩大处于前沿的公务员及实际工作在社区邻里的人的酌处权，下放权力，为政府中最小的单位提供更多的预算权利，通过慈善组织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服务，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使更多的地方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枢纽，要建立更多的“乡镇学院”，使大学与其周围的乡镇充分交织在一起。从本质上说，这种主张是要把以围绕个人选择为导向的政治文化氛围由以围绕关系和协会为导向的政治文化氛围来取代。
我不是研究哲学的，觉得好奇的是，这种西方新思潮是否受到了一点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元素的影响？它是否灵丹妙药，而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已经十分资本化和商业化的西方社会所接受，还有待观察。
2010年5月于湖畔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