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茅台酒意味着财富、权势与地位。倘若这瓶酒上还印有醒目的“特供”字样，更容易让人产生政治优待的联想。但事实上，在“特供”茅台受人追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造假链条。
“一桌饭菜再随意的酒席，只要有一瓶茅台酒上桌，档次立马就显得大不一样。”在贵州茅台集团官方网站上，这家久负盛名的企业如此赞誉自己的产品。
在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一瓶系着鲜红丝带，通体乳白色的茅台酒，往往意味着财富、权势与地位。倘若这瓶酒上还印有醒目的“特供”字样，更是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程度政治优待的联想。
位于茅台酒厂内的国酒文化城现代馆里，陈列着这家酒厂生产出的所有样品酒。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众多酒盒下方黑底白字地印有“特供”字样的样品酒。这些标注说明了它们的特定供应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北海舰队、警卫局、成都军区、中国移动、南方电网……
国宴用酒的名声，醒目的“特供”说明，高端阶层的符号，让“特供”茅台成为众多高端消费者追逐的对象。但事实上，在“特供”茅台受人追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造假链条。
隐秘的“特供”
3月下旬，群山环抱的贵州省仁怀赤水河一侧茅台酒厂内，弥漫的灰尘将车辆、树叶都刷成灰色。一项投资超过十亿元的技术改造项目正在面积庞大的茅台酒厂里展开，项目投产后，这家企业预计将年增加销售收入21亿元。去年，酒厂贡献的利税高达170亿元。
不断提升的产量和售价，让这家著名企业多年来一直稳坐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把交椅。去年，贵州茅台集团各种白酒的总产量达到6.3万吨，其中茅台酒的产量超过3万吨。
不过，这样的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市场上，茅台酒就像一位炙手可热而又备受诟病的明星：如果不花大价钱，人们很难接近它。
但中国从来不乏愿意花大价钱的高端消费者。贵州省一位矿业公司经理说，他在招待政府领导或是重要客户时，茅台酒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主角。“只要桌上有茅台，客人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位经理用“加深友谊、促进沟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茅台酒的价值。
在距离茅台酒厂十多公里外的仁怀市内，一位茅台酒专卖店服务员总是用同样的话告知近期登门的顾客：“3月份的酒早已卖完，4月份还不知什么时候有货。”在茅台酒的销售终端中，这家专卖店是地理上距离酒厂最近的一家，编号为0001。连这里都供不应求，其它地方可想而之。
在茅台酒厂，碧绿的赤水河水经年不息，从全国各地赶来商谈采购“特供”茅台事宜的单位、企业代表络绎不绝。在茅台酒厂的西苑宾馆里，客户与酒厂领导频频举杯互致谢意的场景屡见不鲜。这家宾馆只免费接待酒厂的客人，从不对外开放。
3月21日中午，记者在茅台酒厂办公楼大门见到了某省武警消防总队一名警官，他手拿一张写有订购茅台酒的函件，正愉快地与三位穿武警制服的人聊天。另外三人的手上也都拿着类似的函件，函件下方可看到几行酒厂领导的批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茅台酒厂员工说，只有部队、省部级以上的政府单位，以及中国移动之类的国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到茅台酒厂洽谈购买特供酒的事宜。“只要拿到领导批条，交了钱就能到厂里拉货了。”这名员工说。
特供酒的品质与普通茅台酒别无二致，但其供货价似乎从来都是商业机密。特供单位的特殊身份，使得它们能以比市场低的价钱订购到茅台酒。唯一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最受市场欢迎的标志性产品——53度的飞天茅台，出厂价仅为619元。而在市场上，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却是2000元以上。
除了价钱，没人知道每年有多少特供酒被摆上特供部门的餐桌，这类酒几乎从来不会流入市场。去年，社会上曾一度有60%的茅台酒都被供给了政府与军队的传言，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则予以否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气坚决地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按他的估计，特供酒在整个茅台酒的销量中连6%都不到。
茅台酒厂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也认为传言过于夸张，原因是茅台酒厂的产量有限，加上市场流通环节能产生更多利润，所以特供酒的产量并不多。“特供部门能买到的那点酒，远远不够他们自己用的。”他说。
从企业盈利角度去看，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作为上市公司，没有股东能忍受产品供不应求和低利润的状况同时出现。而这家企业全线产品在去年实现了超过87亿元的净利润，平均每天盈利高达2400万元。
在茅台酒厂面积庞大的厂区内，几乎每一个车位上都停放着员工的私人轿车。一位手拿竹耙在厂房里为冒着热气的高粱散热的年轻工人说，他的年收入有七八万元，而企业平日发的食用油、大米、卫生纸之类的福利用品“用都用不完”。
“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复杂的工艺，生产着最好的酒。”他自豪地说道。
真假茅台
但在空气中弥漫着浓厚酒糟味的茅台镇，这样的场景只向外界传递了其可以自我炫耀的一面。事实上，隐藏在高端茅台酒背后的还有一条发展日益成熟的造假利益链，“真假特供茅台”共存的局面在这座西南小镇尴尬上演。
在因酒出名的茅台镇，数以百计的大小酒厂四处散落在小镇的山间坡角。茅台酒厂的显赫名声一直为这些酒厂提供着最好的广告宣传。它们与茅台酒厂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区面积仅有约4平方公里、拥有两万多居民的小镇的经济命脉。
在紧靠茅台酒厂大门右侧一条坑坑洼洼的破旧街道上，众多当地私人酒厂开着各自的展销店。除了外人闻所未闻的招牌外，展销店内部摆放着蒙着红布的笨重酒坛，墙壁橱柜上陈列着各式样品酒，千篇一律得像是复制出来一样。
与在编号为0001的专卖店里茅台酒一瓶难求的局面相比，只要多加留意，就能在这条灰尘扑面的街道上买到外人难得一见的“特供茅台酒”。
在位于街道中部一间约30平方米的杂乱小店内，每有顾客临门，一位年轻店员就会上前殷勤地介绍自家的各款白酒产品。摆放在酒坛上的一块块白色纸板，清楚地告示着不同品质白酒的价格，最便宜的20元/斤，最贵的240元/斤。而且，年轻店员还有不轻易示人的藏品，只要取得他的信任，就能看到一瓶“茅台特供酒”样品。
对于这瓶酒，他的介绍是：“这是用自家酒厂里品质最好的散酒灌装的，喝起来跟茅台酒差不多，一般人分辨不出真假。”他还会告诉客人，这样的酒“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有足够耐心，在其他一些小店内也能找到同样的“特供酒”，这些印有五花八门字样的酒每瓶售价大多在几十元至上百元间。酒瓶上印刷的“特供”对象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国家机关事务局、各大军区、茅台酒内部员工等。
“这种酒品质跟真茅台酒差不多，宴请的时候，给客人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年轻店员说，这类酒“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很受欢迎”。
店员不会告诉客人的是，这样的酒是被茅台酒厂认为必须销毁处理的假冒侵权产品。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人员明确表示，市场上带有“特供”字样的茅台酒都是假酒。
在茅台酒厂办公楼12层的办公室里，刘世仲常年与同事在维护着企业的荣誉和权益。这位茅台酒厂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说：“在生产环境、原料采购、酿造工艺、技术指标之类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一家酒厂能达到茅台酒的水准。”
由刘世仲担任主任的打假办拥有一支70人的专职打假员工队伍，这支国内白酒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打假队常年派驻在外，搜寻市场上的假茅台，与他们协作的是一张包括公安、工商、质监等职能部门的打假网络。刘世仲称，茅台酒厂还有一支从不露面的“线人队伍”。
茅台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中，已有多达350吨，相当于70万瓶的假茅台酒被查到。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茅台特供酒”。
3月20日，西南某省两名便装警察悄然进驻茅台酒厂，他们带着一项秘密任务而来——摸排一桩制售假酒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久前，当地警方查获了一批价值数十万元的茅台酒，其中就有不少假冒“茅台特供”。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两名警察每日都在当地暗访。其中一位曾从事过缉毒工作的警察说，对手的狡猾程度不比毒贩差。
事实上，假冒“特供茅台”的制售已然发展成为一条隐秘而成熟的链条，只要找到门路，在距离茅台镇十多公里的仁怀市内，便能采购到所有制造此类假酒的配件：酒瓶、酒盖、丝带、商标、酒盒、手提袋。在仁怀市一处名为“三号区”的区域内，设有大量酒类配件的门市。身材矮瘦的贾世德（化名）是其中一间店的老板，这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有着商人的狡黠和对利益的欲望。他的名片上，印着一瓶大大的茅台酒图案。
在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店里，墙面横栏上陈列着数以百计造型各异的酒瓶样品，其中不乏印有“国家机关服务接待用酒”、“茅台专供酒”字样的样品。贾世德似乎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包括提供仿冒茅台酒的所有配件：酒瓶4.5元/个；瓶盖1元/个；包含12个酒盒、6个手提袋、24张正背面商标在内的外包装套装80元/套。
除了供应配件，贾世德还能帮客人在当地联系灌装“特供酒”的作坊，价钱是50元/件（12瓶）。如果客人舍得花钱，他甚至还能帮忙联系到私人货车进行长途运输。但他会建议客人最好将散酒和配件分头运到目的地，然后找人灌装，“这样风险要低很多”。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从当地运一车酒到30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只需要4000元左右的运费。但若要运送仿冒的茅台酒，运费会大幅增加。
“我挣小钱，别人挣大钱。”贾世德用带着羡慕的口吻说。他口中的“别人”，指的是那些销售此类“特供酒”的商家，这些人隐秘的身影遍布全国。
当廉价的散酒被包装好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身价不俗的“特供酒”。最终通过酒楼、烟酒店、杂货铺甚至是互联网，半遮半掩地销售出去。低则数百元，高则跟茅台酒真品一样的价钱，借着人们对高端消费的追求与对“特供”的痴迷心理，一同流向市场。来源: 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