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批评历史，批评历史人物，这是五四之后浅薄的文化人们惯常的事业。方连辛称：一切正史都是歌颂唐太宗的。因为，那些史料都是在唐太宗的授意、监督下编篡出来的。既然史书没有记载，他那些演绎的史实根据是什么呢？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可以知道的：是他“想当然”想出来的。谈史不循史书，专以臆断，这样的人还要呼吁什么矫正史学的虚饰、做伪。不过，在这个方面，方连辛决不孤单，他只是成千上万没有史识，又忍不住要谈古论今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一年前曾写过一篇读史杂记，其中有一个部分，与唐太宗的史臣对待历史纪录的态度有关。现在把它录出来，送给方连辛们看一看。另外，再摘抄两条船山的话，一并赠送给方连辛们，所谓锦上添花吧。
《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太宗）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鉴前代之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褚遂良讲的“守道”和“守官”，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重要题目之一。所谓“道”，首先指的是社会的道德共识，价值体系，也就是意识形态。这是一切典章制度、政治行为的出发点，所有政治家必须信守的根本原则。其次，君主常常被视为道德的化身，“道”也间接指君主的意志。而“官”则是官僚制度的总称，包括了部门的设置和分工，官僚的选用和升迁，行政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的法律等等。“道”必须通过“官”才能实现，“官”必须体现“道”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主线，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
道德高尚，聪明毓智的政治家没有“官”的条条框框，反而更能把事情处理得当，合乎人心。魏徵作侍中时，太宗派他去处理尚书省积压的公案，“徵不素习法，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阅服。”（《新唐书·魏徵传》）但是，即没有崇高的德行，才智又不足的人作了政治家，如果没有“官”来作依据和约束，其后果就不难想象了。这样看来，“守道”对政治家的要求高于“守官”，比较难。而且，“道”败坏了，“官”依然健在，则日常的行政不会很快陷于混乱、停滞，国家机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仍能运行；没有健全的“官”，则无论“道”怎样地高瞻远瞩、体贴人民，令不能行，禁不能止，不能贯彻，还是难免乱政。所以，褚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
褚遂良不阿谀太宗，不让他干涉史官的记录，正是把“官”放在了比“道”更关键的地位上。太宗一方面容忍史官终于职守，正常工作，包括记录自己的错误；一方面不刚愎自用，而是“进善人”，垂拱而治，“共成政道”。看来，他们君臣之间，对“道”与“官”的关系，是有共识的。
——张钊《守道不如守官——读〈唐书〉太宗诸臣传之一》
下劣文字，好作反语，亦其天良不容掩处。人能言其所知，不能言其所不止。凡反语，皆不善、不勤、不慎之匿。今人昼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特此数者，终日习熟，故自写供招，痛快无蹇涩处。若令于圣贤大义微言，从正面上体会，叫从何处下口？无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开也。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四》
做经生读书时，见古今之暴君污吏，怒之怨之，长言而诋诽之。即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毁廉耻，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与流俗诋诽者，非果有恶恶之心，特以甚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远。伊尹当夏桀之世而乐，何屑与之争得失乎？且彼之为暴为污者，惟其以利于己为心也。彼以利于己而为民贼，吾亦以不利于己而怨怒之，易地皆然。故曰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
——王夫之《俟解》
